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羽戈:杨度的帝王术与袁世凯的皇帝梦

February 21, 2018

共和误我,我误共和:杨度的帝王术与袁世凯的皇帝梦 

作者:羽戈

一 

在湖南湘潭人杨度56年的崎岖人世当中,有一个夜晚构成着悲剧的开端。那是1895年,他21岁,刚刚拜入近代大儒王闿运先生的门下。王爱惜这个天资奇佳而胸怀壮志的弟子,欲将平生所学倾囊相授,因此有了那一个冬夜的师生对谈。王问杨度,我这里有三种学问:功名之学、诗文之学、帝王之学,你杨皙子想学哪一种呢?功名之学,顾名思义,是为功名而求学,功名是登堂入室的最终目的,学问不过是敲门的砖石,从这门学问,不必深究圣贤的精义,不必身体力行做人的真理,功名到手,砖石尽弃,只需遵循权力场的潜规则即可。诗文之学,“乃以探求古今为学为人之真谛而设。或穷毕生之精力治一经一史,辨证纠误,烛幽发微;或登群籍之巅峰,览历代之得失,究天人之际,成一家之言;或发胸中之郁积,吟世间之真情;或记一时之颖悟,启百代之心扉。总之,其学不以力行为终极,而以立言为本职。”而所谓帝王之学,王闿运更是说得神乎其神: 

  

“以经学为基础,以史学为主干,以先秦诸子为枝,以汉魏诗文为叶,通孔孟之道,达孙吴之机,上知天文,下晓地理,集古往今来一切真才实学于一身,然后登名山大川以恢宏气概,访民间疾苦以充实胸臆,结天下豪杰以为援助,联王公贵族以通声息……斯时方具备办大事的才能。再然后,或从容取功名,由仕途出身,厕身廊庙,献大计以动九重,发宏论以达天听,参知政事,辅佐天子,做一代贤相,建千秋伟业;或冷眼旁观朝野,寻觅非常之人,出奇谋,书妙策,乘天时,据地利,收人心,合众力,干一番非常大业,以布衣为卿相,由书生封公侯,名震寰宇,功标青史。”(见唐浩明《杨度》上部)

  

这一番振聋发聩之言,可谓王闿运一生的心魂所系,只是苦于无法亲身践行,或者所托非人,或者所遇非时。如今他年过古稀,好不容易觅到一个与自己气味相投的弟子,自然不肯放过教诲的契机。而在那种激情澎湃的情境之下,又有几个“为天地立心,为生民请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书生不会倾慕而拜服于王闿运的高论,更何况是怀有鸿鹄之志的杨度?所以,尽管王闿运提醒,这门翻云覆雨的学问风险极大,“大德大善与大罪大恶,不过一纸之隔”,“入凌阁、上封神榜的是他们,油烹刀锯,甚或毁家灭族的亦是他们”,既不似功名之学的稳当,又不似诗文之学的清高,但杨度还是愿意“虽千万人吾往矣”,只要能成就一番流芳千古的伟业,即便不得善终,也是毫无怨悔。正是这一次深夜畅谈,师生两人的精神契约悄然订立。在船山书院跟随王闿运的数载修行,使帝王之学永远沉积于杨度的生命底处,它是明耀的光芒,更是覆灭的阴影,是促使他的后半生病入膏肓的内在痼疾。当然,那些负面的效应,要等到杨度做上宪政梦之后才见端倪。 

   

二 

   

根据这一段野史,我们大致可知帝王术的种子植根于杨度之心灵的时间,以及铭心刻骨的程度。现在,让无情的时光划过衡阳船山学院数载苦读的静寂,而抵达1902年的日本。我们会再次见到这个叫杨度的青年,瘦长脸,双目灼灼,风度儒雅斯文。此时的他正在东京弘文学院读书,而这次留洋,却是以违抗师命为代价。尽管王闿运有长者的宽仁之风,却仍然不希望最心爱的弟子过早沉迷于西学。王氏与张之洞属于同一代人,而他受中国传统的羁绊则远比后者深沉,因此推测他的中西价值观,应该不会超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时代标尺。他对杨度此行忧心忡忡。或许,他确实先知先觉。因为正是这一次,还有1903年8月因避祸而再度飘洋过海,亡命扶桑——杨度接触到从西方舶来的、当时至为流行的宪政思想,并将“建设中国宪政政制”奠基为一生的终极梦想。帝王术与宪政梦,从此纠结于他的灵魂,甚至构成“体用论”(哪一个是体,哪一个是用;哪一个是目的,哪一个是工具;哪一个是主干,哪一个是枝叶)的剧烈冲撞。 

  

杨度留学时期的东京之中国学界,可谓龙盘虎踞。论人物,有梁启超、黄兴、宋教仁、胡汉民、蔡锷等;论报刊,有梁启超主持的《新民丛报》,杨度和黄兴主持的《游学译编》、《中国新报》,以及《国民报》、《浙江潮》等;此外,还有一批以通俗语言写成的小册子,如陈天华的《猛回头》、《警世钟》,宋教仁的《灭汉种策》,秦力山的《革命箴言》等。这帮先行者亦开始结社,势力最大者,一派为主张渐进改良的康有为、梁启超,一派为主张暴力革命的孙中山,两派虽有共同的敌人,但仍不乏论战,以争夺未来中国政治的道统。杨度并不介于狭隘的派别之争,在写完名动一时的《湖南少年歌》之后,他从弘文学院转到东京法政大学速成科,以便更好地研究宪政。可谓杨度一生思想之精要的长文《金铁主义说》正是在这一期间完成。所谓“金铁主义”,指的是一种“经济的帝国主义”:“金者黄金,铁者黑铁;金者金钱,铁者铁炮;金者经济,铁者军事。欲以中国为金国,为铁国,变言之即为经济国、军事国,合为经济战争国。”这种从德国传输的观念,杨度自视甚高,将其与渐进派的维新救国论、激进派的革命救国论并列,是为救国的第三条道路,并立志要做中国的俾斯麦。就在这篇文章的第七节,杨度明确提到了“君主立宪”——“因内根于帝王之学,外受英国、日本君方立宪制的影响,形成君主立宪思想”。 

  

这就是杨度。探察他在此一激变时代具体的历史位置,我们会发觉这个湖南青年的卓尔不群。这堪称怪异:他既不倾向维新派,尽管他与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巨子——尤其是后者(“二人相与,天下之至好也”)——都有交情,政治思路亦接近他们(当然,通过下文对他们之君主立宪思想的比照,还是能够窥见某些根本的差异);又不倾向孙中山代表的革命派——这里有必要引述中国近代史上一段脍炙人口的逸事。1905年7月,杨度与孙中山相会于东京。“留学生时以杨度为有名……于是中山与杨,聚议三日夜不歇,满汉中外,靡不备论;革保利弊,畅言无隐。”(章士钊《与黄克强相交始末》)两人数度激烈辩难,发觉谁也说服不了谁,只好握手言和。后人记载有杨度与孙的约定:“吾主张君主立宪,吾事成,愿先生助我;先生号召民族革命,先生成,度当尽弃其主张,以助先生。努力国事,期在后日,无相妨也。”(刘成禺《世载堂杂忆》)唐浩明先生所著的三卷本《杨度》对这段逸事有着精彩的描述,虽然是小说家言,却极能传达当时两人的心声与冲突。孙中山向杨度介绍三民主义及五权宪法,杨度则回以金铁主义。最终,两人在落实理念——“如何建立责任政府,谁来给人民以自由”——的路径问题上产生分歧,杨度的看法偏于保守,他认为,只要清政府同意立宪,完全可以承认它们的合法性地位,而且,中国应该施行君主立宪,而非民主立宪,因为后者在20世纪初叶的中国并不具备足够成熟的条件——这些思想决定着杨度以下十多年的奋斗方向。 

   

三 

   

同样是1905年,清政府在与反对派的赌局上打出最后一张王牌:预备立宪,派载泽、端方等“五大臣”出洋考察。正是这一契机,造就了杨度从宪政理论走向宪政实践。因为考察宪政的清朝官僚尚不知宪政的题中应有之义,他们周游列国,花销无数,最后为向慈禧太后交差,便想出请人捉刀代笔写考察报告的鬼主意。当时定下两个人选,一为梁启超,一为杨度。但梁启超有戊戌积恨在身,恐怕不会轻易答应干这种龌龊之事。“五大臣”委派的代表熊希龄只得远赴东京,去做杨度的工作。好在熊与杨度是同乡旧友,而杨度对当局的态度,较之梁启超与孙中山等人,又要温和一些。何况这确是他教育帝王、施展抱负的上佳时机,因此欣然接受熊所嘱托的任务。后来,他大费口舌,以“借尸还魂”之喻劝服梁启超写下《东西各国宪政之比较》。他则提交了两篇论文:《中国宪政大纲应吸收东西各国之所长》和《实行宪政程序》。这一事件对梁启超可能没什么意思,但之于杨度,却是价值非凡,他由此博得“宪政专家”的大名,并为1907年的飞黄腾达铺设了坚实的阶梯。 

  

历史蜿蜒至1907年,清廷下诏“仿行宪政”,在张之洞、袁世凯以“精通宪法,才堪大用”之誉的联名奏保之下,时为布衣的杨度“任四品京堂候补,在宪政编查馆行走,并任颐和园外务公所教习,为清廷权贵大臣讲授宪法”,后来改任宪政编查馆参议。假若他1903年的榜眼不至因罪而化为泡影,所授亦不过是六七品的芝麻官职,看来当年的“宪政专家”还是比较值钱的。不过杨度依然时运不济,虽然成了立法者与帝王高官的老师,却有力无处施展——清政府的立宪,在很大程度上,只是欺骗民众的幌子,为的是它们一家一姓之统治再苟延残喘几年罢了,又谁会认真听讲杨度先生的“定法治”与“开国会”等学说呢?而朝廷的腐败成风与勾心斗角,以及外界的误解,更令杨度心灰意冷。 

  

但是清朝灭亡之前的那几年,他并非一无所得。今日回望,且抛弃意识形态的成见,我们必须承认晚清政府“预备立宪”的正面意义,它毕竟是近代中国的第一次宪政实验,无论真心,还是假意。因此,杨度在此际的努力便值得重述。据称,当杨度留日归来,以政治身份参与预备立宪的盛事,时人曾寄予极高的期望,《盛京时报》为之专发社论,希望他“必能出其所学,以编成中国之完全宪法,而为实行立宪之预备”,并告诫他不要以此“为要结权贵、导引功名之具”,而要做到“上无负国家擢用之心,下无负人士希望之意”(见侯宜本《二十世纪初中国政治改革风潮——清末立宪运动史》,第129页)。1908年9月,杨度以宪政公会常务委员长的名义,发表《布告宪政公会文》,解释清廷颁布的、均由他参与起草的《钦定宪法大纲》和《九年预备事宜年表》(见毛炳汉《困惑帝王师——杨度被传》附录:“杨度生平年表”)。1910年12月初,他又参与起草《新刑律》,并在资政院做相关演说,为名动一时的三大演讲之一,让“听者神旺,记者腕疲”。 

  

侯宜本先生指出,杨度是清朝末年如火如荼的国会请愿运动的首倡者。在杨氏看来,施行君主立宪的三大健步莫过于制定宪法、建立责任内阁和召开国会,其中开国会至为重要:“惟专心竭力以求国会之早成而已。既有国会,斯不患无宪法;且必有国会,而后能有程度较高之宪法。何以故?必有国会而后国民有提议宪法、承认宪法之机关,始可以国民之意思加入于宪法范围之内,乃可望宪法程度之高也”(见氏著《金铁主义说》)。这让我们想起被称为近代中国第一个提出“君主立宪”理念的郑观应。之所以将此一桂冠奉于郑氏,侯宜本认为,“首倡君主立宪的时间不应以开设议院为标准,定在19世纪70年代,而应以制定宪法为标准,定于1895年”。这则与杨度对君主立宪的以上阐释南辕北辙。再对照民国初年的历史,我们发现,“定宪法”,宪法照样可以作废为一纸空头具文;“开国会”,国会照样可以沦落为“贿选总统”的合法性工具(如曹锟当选总统);乃至“建立责任内阁”,在清季变幻为臭名昭著的“皇族内阁”;在北洋时代则被一心想掌控实权的总统所架空(如唐绍仪内阁,熊希龄内阁等)。如此说来,杨度对中国宪政进程的三大指示并不实用,那么它的出路到底在哪里? 

   

四 

   

我们不必急于结论,姑且继续引述杨度的肉身所承载的历史。很显然,杨度尽管入主清朝政府的高等权力层,但无论是帝王术,还是宪政梦,却都无处施展与落实。一言以蔽之,心有余而力不足。因此他只好潜伏爪牙忍受。终于,辛亥年的时运转机,使中国历史进入——借用唐德刚先生的书名——“袁氏当国”的时代。在此期间,与袁世凯交情深厚的杨度自然不会闲置。他卸下清政府的统计局长一职,便跟随代表袁氏的唐绍仪南下与革命党议和。等到袁氏就任中华民国的临时总统,即聘请杨度为顾问,“出入府中无阻”。而几次内阁部长的提名,杨度亦上榜,甚至被拟订为熊希龄“名流内阁”的交通部长,可终因南北两方的权力平衡而被挤下。转请他担任教育部长,杨度却回答:“吾愿帮忙不帮闲。”——交通部长,忙职;教育部长,闲曹。由此可见他的心志。 

  

遗憾的是,这一时段的杨度仍旧不太得志。正如丁中江先生所述,杨度自认为是袁世凯智囊之中的头号王牌,理应坐帝师王佐的高位,可民国开创之后的五次组阁,他始终一席未占,如最后一次的国务卿选举,他本来抱有热切的期望,谁知袁氏却指定了前朝遗老徐世昌,这则令他胸中意难平。而其时的宪政建设,更是一塌糊涂。总统与内阁的权力之争,中央与地方的利益之争,袁世凯与同盟会(国民党)的互相攻击,还有国家势力的高压与利诱等,使得新建的中华民国笼罩于举步维艰的阴影之下,以至某些人竟然开始怀念起前朝的专制政体。这正为从共和返归帝制开启了一道宽阔的切口。而在此际,杨度的思想并没有跟随革命党的枪声走向共和,他依然是君主立宪思想的铁杆拥趸。同时,一直未受重用的他,必须等待更大的政治变动爆发,方可能东山再起。所以当袁世凯想做皇帝的消息传来,杨度是十分兴奋,后来亦是最为积极的。头脑发热之际,帝王术彻底压倒宪政梦,他的眼睛只看见“君主立宪”这块金字招牌的前一半。 

  

为了给袁氏称帝推波助澜,鼓噪声势,杨度联合严复、刘师培、孙毓筠等人组织号称“研究国体之团体”的筹安会,并自任会首,其研讨话题为“共和政体适用于中国与否”。尽管披着学理的羊皮,但世人皆知这帮吹鼓手的意图。天津《广智报》发表讽刺漫画《走狗图》,暗指筹安“六君子”为袁世凯的走狗,可他们却欣然纳之,不知悔改。就在此前,杨度写成万余言的名作《君宪救国论》,以问答形式,探悉中国实行君主立宪的必要。在一位友邦人士眼中:“这份文档,部分吸收了现代世界的事实,但依然彻底保留了其反动性与逻辑混乱。它作为典型中国智慧的工作方式的一个生动例证,是如此显著,以至于我们不得不予以特别的关注。……它包含了理解古老中国智慧的所有基本元素,这些至今尚没有被完全摧毁。从文学的立场看,它也同样颇有价值,因为它是如此质朴。虽然它牵涉的是一个像中国这样的遥远地区,但它对现代政治理念的处理是如此古怪,它对学科研究的回击又是如此尖锐。”(见帕特南•威尔《帝国梦靥——乱世袁世凯》,第111页) 

  

《君宪救国论》分上、中、下三篇。杨度托名虎公,向客人阐述“非立宪不足以救中国,非君主不足以成立宪。立宪则有一定法制,君主则有一定之元首,皆所谓定于一也”。上篇论证“欲求宪政,先求君主”,即在今日之中国,君主立宪制作为过渡手段的必要与必然;中篇抨击民国实行的共和观与总统制的缺憾,以及,作者预测,如果中国的政制如此一意孤行,那么前景将“令人骇痛”;下篇提出“假立宪,必成真革命”,批评清廷预备立宪的虚伪,认为必须遵行真正的君主立宪,“正当则国安,诚实则民信”——“政府所颁,一字即有一字之效力,乃为宪政实行”。这里择要录其言论: 

  

“客曰:何谓欲为立宪国无望?虎公曰:共和政治,必须多数人民有普通之常德常识,于是以人民为主体,而所谓大总统行政官者,乃人民所付托以治公共事业之机关耳,今日举甲,明日举乙,皆无不可,所变者治国之政策耳,无所谓安危治乱问题也。中国程度何能言此?多数人民,不知共和为何物,亦不知所谓法律,以及自由平等诸说为何义,骤与专制君主相离而入于共和,则以为此后无人能制我者,我但任意行之可也,其枭桀者,则以为人人可为大总统,即我亦应享此权利,选举不可得,则举兵以争之耳,二次革命其明证也。加以君主乍去,中央威信,远不如前,遍地散沙,不可收拾。无论谁为元首,欲求统一行政,国内治安,除用专制,别无他策。故共和伊始,凡昔日主张立宪者,无不反而主张专制。今总统制实行矣,虽有《约法》及各会议机关,似亦近于立宪,然而立宪者其形式,专制者其精神也。议者或又病其不能完全立宪,不知近四年中,设非政府采用专制精神,则中国欲求一日之安,不可得也。故一言以蔽之曰:中国之共和,非专制不能治也。变词言之,即曰:中国之共和,非立宪所能治也。因立宪不足以治共和,故共和决不能成立宪……” 

  

“客曰:如子所言,强国无望,富国无望,欲为立宪国亦无望,诚哉,除亡国无他途矣!然岂遂无救亡之术乎?虎公曰:平言之,则富强立宪之无望,皆由于共和;申言之,则富强无望,由于立宪无望,立宪无望,由于共和!今欲救亡,先去共和!何以故?盖求富强,先求立宪,欲求立宪,先求君主故也。……客曰:何谓欲求立宪,先求君主?虎公曰:法、美皆为共和,亦复皆行宪政,则于中国共和国体之下,实行宪政,胡不可者?而必谓改为君主乃能立宪,此说无乃不经?然试问法、美人民有举兵以争大总统之事乎?人人知其无也。又试问何以彼无而我有乎?此人民程度不及法、美之明证也。惟其如此,故非如今日专制之共和,无术可以定乱。夫宪政者,求治之具也,乃中国将来竞争大总统之战乱,不知已于何时?后来之事,思之胆寒,方备乱之不遑,而何有于致治?故非先除此竞争元首之弊,国家永无安宁之日。计惟有易大总统为君主,使一国元首,立于绝对不可竞争之地位,庶几足以止乱。” 

  

以上是杨度对君主立宪论的正面论证,下面再引用一段他对民国共和制的批驳,以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为靶心: 

  

“客曰:清室之事则然矣,民国元、二年中有《约法》、有内阁,有议会,似亦实行宪政,然国会之力万能,政府动皆违法,叫嚣纷扰,举国骚然,此种宪政,设令长存,国家亦岂有不亡之理?今子犹谈宪政,国人已觉闻此名词而生戒惧,是亦不可以已乎?虎公曰:民国立宪之机,操于民党,民党之所谓立宪,亦非立宪也,不过借立宪之手法,以达革命之目的而已。予于民国元、二年中,每遇革命党人,与之论政,亦多谓非用专制不能统一者,是明知中国程度决不能行极端之民权,乃所议《约法》,辄与相反,是明知之而故违之也,果何故欤?且即以初次《约法》而论,其施行于南京政府时代者,尚在情理之中,因参议院将移北方,乃临时加入内阁等制,及种种限制政府条文。及至后来,国会即据此以束缚政府之一切行动,又何故欤?岂真心醉共和,欲行程度极高之宪政乎?非也,不过欲以此削减政府之权力,使之不能统一全国,以为彼等革命之预备耳。合前后而观之,自南京政府取消之日起,以至湖口起事之日止,一切行为,皆此目的耳。不知者谓此为彼等立宪之宗旨,其知者谓此为彼等革命之手法。人并未欲立宪,则但欲革命,而我乃以立宪诬之,并以此诬宪政,不亦冤乎!若云里面虽为革命手法,表面仍为立宪宗旨,究竟不能不谓为立宪,且不能不谓立宪之足以酿乱;不知此又非立宪之咎,而共和之咎也!设非共和,何能借口民权,定成此种《约法》;又何能以一国《约法》,全由民党任意而成?更何能即借《约法》以预备革命,为竞争大总统之地乎?议者不咎根本之共和,而咎枝叶之宪政,是不知本之论也。予尝谓中国之共和,非专制不可,由此以谈,尚何宪法、约法之足言乎?议初次《约法》者,亦非不知此义,不过知之而故为之耳。故予谓民党所谓立宪,亦非立宪也,不过借立宪之手法,以达革命之目的而己,其功用与清室之立宪正同,所异者清室为他人预备革自己之命,民党自己预备革他人之命而已。” 

 

杨度此文,深得袁氏父子击节嘉赏,袁世凯读毕感慨:“真乃旷代逸才也。”随后亲自题写“旷代逸才”四个大字相赠,一时风光无限。只是杨度们的努力并没有挽救专属袁氏一家一姓的洪宪王朝的衰亡命运。袁世凯称帝的丑闻一经传出,立刻激起全国浩荡如潮的反对声。杨度的昔日好友当中,先是梁启超发表反对帝制的雄文《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一枝笔抵得上三千毛瑟枪;接着蔡锷潜逃出京,回到云南老巢便宣布该省独立,拉起军队讨伐袁世凯,其后各省纷纷宣称脱离袁氏的统治。偌大一个中华帝国,瞬间分崩离析。袁世凯尽管回头是岸,赶忙撤消帝制,却已不能止息群雄四起的干戈。不久之后,他便因重病一命呜呼,据说临终前曾有“杨度误我”之言。而杨度百口难辩,只得在给袁氏的挽联之中一抒郁积胸腔的块垒: 

  

共和误民国?民国误共和?百世而后,再平是狱。 

  

君宪负明公?明公负君宪?九泉之下,三复斯言。 

  

后人用“君宪负明公?明公负君宪?”两个反问为杨度开脱,认为他只是利欲熏心,一时受骗于袁世凯的蛊惑,他的思想与袁氏的主张仍有不小的差距。而这一场风波,却将杨度牢牢钉上“帝制祸首”的耻辱柱,名列通缉案第一。他无法认可自己的罪孽之深,但亦就此开始反省这些年所跋涉的艰辛道途。当他还未从政治失意、经济困顿的境地走出,又传来恩师王闿运病故的噩耗,悲伤之余,他提笔写下这样一副挽联: 

  

旷代圣人才,试以逍遥通世法。 

平生帝王学,只今颠沛愧师承。 

  

——即便在这个时候,他对帝王之学还是念兹在兹。可是接下来的张勋复辟却使他真正清醒过来。君宪不过是人们争权夺利的把戏,在英国、德国都是好东西,移植到中国却变成洪水猛兽。杨度自认为看透了这些。因而对于这场复辟的闹剧,他不顾张勋曾经在他落魄之时有过接济的恩情,毅然发表《反对张勋复辟公电》——名为公电,实则为一份洗冤声辩的个人剖白——直指张勋与康有为: 

  “两公向以复辟主义闻于国中,此次实际进行,度以不自由之身,虽与事实毫无助力,然平生信仰君主立宪,故于两公宗旨亦表赞同。惟尝审慎思维,觉由共和改为君主,势本等于逆流,必宜以革新之形式,进化之精神行之,始可吸中外之同情,求国人之共谅,且宜使举世皆知为求一国之治安,不为一姓图恢复。至于私人厉害问题,庶几可望成功。而公等于复辟之初,不称中华帝国,而称大清帝国,其误一也;阳历断不可改,衣冠跪拜断不可复。仍皆贸然行之,其误二也;设官遍地,以慰利禄之徒,而宪政如何进行,转以为后,其误三也;设官则惟取守旧,腐朽秽烂,如陈列尸,其误四也。凡所设施,皆前清末叶不敢为而乃行之于今日共和之后,与君主立宪精神完全相反。如此倒行逆施,徒祸国家,并祸清室,实为义不敢为。……盖无程序之共和国如群儿弄火,而无意识之复辟又如拳匪之扶清,两害相权,实犹较缓……” 

  

杨度以身说法,加重了这一公电的分量。将此与早前的《君宪救国论》对照勘读,便可以发觉杨度态度的转变并非出于本心——在他心底,仍然对君主立宪持有高度的认同,至少不会低于民主立宪。首先他认为,作为政体的立宪与专制,才是国家的实质;至于作为国体的民主或君主,只是国家的形式而已(这一看法是杨度与孙中山在日本争论之时所言,后来袁世凯欲称帝,杨度征询梁启超的意见,梁亦如此托词:“吾生平所研究者,乃政体而非国体。”——以此可见时人的心态)。其次,他将中国适合君主立宪而不是民主立宪的最大原因,在《君宪救国论》一文,归结为中国民众的素质低下,无法实现人人当家作主(如上述:“多数人民,不知共和为何物,亦不知所谓法律,以及自由平等诸说为何义……”)。如今反对张勋和康有为的复辟行动,他开出的四点理由,尽管相当冠冕堂皇,但惟有第三点触及要害,其它则语焉不详。而且他丝毫不愿意承认民众对君主立宪的反感与对民主共和的热情,更别提他们日渐成熟的自觉精神与维权意识。而君主立宪在中国之所以三度惨败,杨度则归之于“时机”,用他后来的诗歌作为解说:“天时人事几沉吟,也是当时得失林。千古英雄成事诀,只因机会更无心。”既然人终不可胜天,何必再执迷不悟?于是,“自幸布衣无际会,不妨劳作武乡侯。”在《反对张勋复辟公电》结尾,杨度沉痛声明: 

  

“……所可痛者,神圣之君主立宪,经此次之牺牲,永无再见之日。度伤心绝望,更无救国之方,从此披发入山,不愿再闻世事。” 

  

这里的意思很明白,至少在杨度个人眼中,君主立宪依然是救国的最佳药方,只是生不逢时,风云无法齐聚会,致使这一观念无奈搁浅。而他的声名和抱负,也将随着君主立宪在中国的终结而付诸流水。他愿从此埋头佛学,不理乱世烟尘。佛家有言:“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但杨度真的能够放下那青春时节就开始生根发芽的帝王术与宪政梦吗?“成是侯王败匹夫,到头归宿总丘墟。帝师王佐都抛却,换得清闲钓五湖。”晚年的诗歌,流淌的不是洒脱,而是愤懑。这让我想起一个笑话:“老和尚携小和尚游方,途遇一条河,见一女子正想过河,却又不敢过。犯难之际,老和尚便主动背该女子趟过了河,然后放下女子,与小和尚继续赶路。小和尚不禁一路嘀咕:师父怎么了?竟敢背一女子过河?一路走,一路想,最后终于忍不住了,说:师父,你犯戒了?怎么背了女人?老和尚叹道:我早已放下,你却还放不下。”——杨度与王闿运,正对应着小和尚与老和尚。王闿运深知,帝王之学必需有逍遥(老庄)之学做补充调剂,才不至于走入暴虐的死胡同。“世事可为则奉行帝王之学,世事不可为则奉行逍遥之学。”可以说这是中国人的传统智慧,那么王闿运确实是大智慧之人,他的平生际遇之复杂,并不逊色于杨度,但他始终能拿得起放得下,真正的举重若轻。而杨度则不然。老和尚背负的“女子”(帝王术)一直让他念念不忘,成为他的生命所不能承受之重。这是他的悲剧,更是那一代宪政人的悲剧。 

   

五 

   

这里我们将插入杨度与时人之思想观念的对比评传。民国前后,鼓吹君主立宪最为得力者,其实应该首推康有为和梁启超师徒,作为历史后学的杨度则等而下之。但翻检康氏文本,我必须要认同侯宜本先生的一个说法:康圣人的君主立宪理念,与同时代人比较,并不像他的大同乌托邦构想那样创举多多,而只是人云亦云(他反复强调的只是君宪与民宪区别甚微,说二者皆“为立宪政治,民有议院政治则同”。“若立宪,君主既已无权,亦与民主等耳。”“民之实权不可失,故必求之;君主、民主之虚位,无关要事,则可听之。”)。他重在践履,却非思想。从戊戌变法前夕开始,直到1926年病逝于青岛,康有为一直是四处煽风点火,先保光绪,后保宣统,力促近现代中国走向君主立宪政体(这里寄托着他对光绪皇帝——后来扩大到整个爱新觉罗家族——识拔他于凡尘的感恩之心,本质上,康氏毕竟是儒生)。但康的命运之崎岖,则远过于杨度。在他的前半生,清朝的政治大厦将倾未倾之际,他宣扬“君主立宪”,被清政府当权派斥之为“保中国不保大清”;后半生,孙中山的革命思潮蓬勃兴起,爱新觉罗的统治危在旦夕,康再宣扬“君主立宪”,则被革命派斥之为“保大清不保中国”——如萧公权撰《中国政治思想史》,即认为“康氏以立宪为保皇之手段,故其所号召者为假民权”。这一观点在后来的《近代中国与新世界:康有为变法与大同思想研究》一书中得以修正。 

  

然而康有为自身亦是有过修正的。如他1917年自谓:“仆戊戌以来,主持君主立宪;自辛亥以来,主持虚君共和。”两种制度的主要不同在于,“君宪乃君主虽受制于宪法仍有实权,而虚君则无任何权力”(见萧公权《近代中国与新世界》217页)。但康氏此说并不确切,甚至,苛刻一点地说,他自己都没有弄清楚他所谈论的两种概念的差别。我们可以这样归纳他的思想转变,民国以前,他主张日本式的君主立宪,君为实君,有绝对权力;民国以后,他主张英国式的君主立宪,君为虚君,无丝毫权力。这种改变来自于中国民主势力之消长的冲击。而在国体,康有为一生都对“君主”念念不忘(如筹建保皇会,鼓动张勋复辟,晚年拜谒宣统,写谢恩折等),而对共和满腹牢骚。或许在他看来,处于“据乱世”的中国,必须以君主立宪为过渡,才能进入“升平世”的民主共和。 

  

这种对过渡时代的判定,梁启超接受过,孙中山亦接受过。后者发展成为宪政的三阶段论,以军政、训政为过渡的桥梁。而前者,却与其师不同,他在主张君主立宪的开初,就定性为“虚君”,而且这个“虚君”无须悬置太长的时间,等时代过渡(民智进化)完毕,君权就消弭不见,民权则一统江湖。无疑,中国近现代政治史上,梁启超是当之无愧的阐释“君主立宪论”的大家。如他写于1901年6月的《立宪法议》,既一针见血地指明立宪与民权的关系:“故苟无民权,则虽有至良极美之宪法,亦不过一纸空文,毫无补济,其事至易明也”;又成功预言了数年以后清廷预备立宪的步骤: 

  

一、首请皇上涣降明诏,普告臣民,定中国为君主立宪之帝国,万世不替。 

  

次二、宜派重臣三人,游历欧洲各国及美国、日本,考其宪法之同异得失,何者宜于中国,何者当增,何者当弃。带领通晓英、法、德、日语言文字之随员十余人同往,其人必须有学识,不徒解方言者,并许随时向各国聘请通人以为参赞,以一年差满回国(又此次所派考察宪法之重臣随员,宜并各种法律如行政法、民法、商法、刑法之类皆悉心考究)。 

  

次三、所派之员既归,即当开一立法局于宫中,草定宪法,随时进呈御览。 

  

次四、各国宪法原文及解释宪法之名著,当由立法局译出,颁布天下,使国民咸知其来由,亦得增长学识,以为献替之助。 

  

次五、草稿既成,未即以为定本,先颁之于官报局,令全国士民皆得辨难讨论,或著书,或登新闻纸,或演说,或上书于立法局,逐条析辩,如是者五年或十年,然后损益制定之。定本既颁,则以后非经全国人投票,不得擅行更改宪法。 

  

次六、自下诏定政体之日始,以二十年为实行宪法之期。 

  

——只是作为先行者的梁启超是那般悲观。“立宪政体者,必民智稍开而后能行之”,他以为中国民智的开放需要二十年来过渡。保守的清政府却能开出十年的期限。两厢映照,夫复何言?值得玩味的是,尽管梁氏的预期更长,但他对清廷的预备立宪却未抱分毫希望——这也正是我将康梁划作维新派,以别于代表既得利益者的立宪派的原由之一:“此度改革,不餍吾侪之望,固无待言。虽然,又当思此度之动机果发自何所乎?不过一二人偶以其游历所耳食者,归而姑尝试之耳,若国民则全未有厝意于此。……故望此次改革之有大效,实无有是处,而因此此改革之无效而失望,益无有是处也。” 

  

我们再重点谈一下梁氏的另一篇论君主立宪的文本:“政治学学理摭言”。正是此文充分论证了中国的立宪必须是君主立宪,同时必须是虚君立宪。为什么要君主,尽管只是个无意义的摆设(“立宪国之君主,其为虚器也章章矣。顾犹悬兹而勿革何为也”)?梁启超回答:“过渡时代实然。天下为公,选贤与能,固百世之大经也。虽然,诸民族之性质境遇,万有不齐,有宜于民主者,有未能遽宜于民主者。既未宜焉,则君固不可以不立,君既立矣,则欲其安而不危也,欲其治而不乱也,舍此将奚以哉?况责任大臣之制,有时固更优于民主者乎!”——还可以补充说,由专制君主制,直接跳往民主共和制,好比一个人吃中国大饼太久,换口味而开始吃欧洲三明治,这么大的幅度,未必一蹶就行适应,不如选一个缓冲地带,先吃一段时间叫“君主立宪”的日本料理。 

  

如此,为什么要虚君?梁启超回答得简明扼要:“君主无责任也,君主神圣不可侵犯也,二者盖异名同实也。惟其无责任,故可以不侵犯;惟其不可侵犯;故不可以有责任。”这个论断备受后世宪政人的推崇,将其与英国《权利法案》奠定的“国王统而不治”、“国王不能为非”的宪政惯例并提,足以肯定梁氏的政治智慧。再深究下去,“保留君主意味着承认神权或天道的超验传统,但限制君权又意味着民意对代表权柄的否定。如果君权真是来自于天,民意将凭借什么理由去加以限制呢?所以君宪的实质还是以民意为本的,‘天道’的沿袭不过是一种经验主义传统的历史象征和政治仪式,以及超验主义的个人价值源泉的证据。……(虚君共和政体)表面上看是对政治的超验权柄的接纳,事实上反映出立宪主义的经验主义智慧。”(见王怡《宪政主义:观念与制度的转捩》,第99页) 

  

而梁启超一向善于以“今日之我”战胜“昨日之我”,他的一生,就构成一部近现代中国转型史,几乎包涵这一时段的各种流行学说。如他先接纳虚君立宪,后来则改宗共和。在驳斥杨度的《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一文,矛头直指君主立宪思想,而批判的力度更是凶悍异常:“然则今之标立宪主义,以为国体论之护符者,除非其于立宪二字,别有解释,则吾不敢言。夫前清末叶,则固自谓立宪矣,试问论者能承认否?且吾欲问论者挟何券约,敢保证国体一变之后,而宪政即可实行而无障?如其不然,则仍是单纯之君主论,非君主立宪论也。既非君主立宪,则其为君主专制,自无待言。不忍于共和之敝,而欲以君主专制代之,谓为良图,实所未解。今在共和国体之下,而暂行专制,其中有种种不得已之理由,犯众谤以行之,尚能为天下所共谅;今如论者所规画,欲以立宪政体与君主国体为交换条件,使其说果行,则当国体改定伊始,势必且以实行立宪宣示国民,宣示以后,万一现今所谓种种不得已之理由者依然存在,为应彼时时势之要求起见,又不得不仍行专制,吾恐天下人遂不复为元首谅矣!夫外蒙立宪之名而内行非立宪之实,此前清之所以崩颓也!诗曰:‘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论者其念诸!”

  

我以为梁启超对“虚君立宪”的诠释,与后来的宋教仁不遗余力地呼吁议会政治和政党内阁,一同代表着当时的宪政人领悟宪政之精髓的至高水准。而他们两人的观念亦有相通之处,那就是弱化国家元首——无论皇帝、还是总统——手中的权柄,加强对他们的约束。无疑,这种做法在过渡时代,难以找到市场。彼时流行的还是杨度的宪政观:期盼一个卡理斯玛型的强力君主的诞生:“若谓立宪之制,君主不负责任,必非开创英主所能甘,是则终无立宪之望。”这种英主在国外比比皆是:“威廉第一、明治天皇乃德、日二国之开创英主也。”对英主或独夫的倚赖,加上对民众之智的鄙弃,构成了杨度君主立宪论的核心,同时正是他的理论的致命缺陷。 

  

对比康有为、梁启超,我们可以这样总结杨度的立宪观念:正如下文所要诠释的那样,杨度相当重视法治的力量,在他心中,宪法仍处于至高无上的地位,无论君主拥有多么广阔的权力,都不能触犯宪法之权威。这一点,梁启超同样有所洞察:“宪法者何物也?立万世不易之宪典,而一国之人,无论为君主、为官吏、为人民,皆共守之者也,为国家一切法度之根源。此后无论出何令,更何法,百变而不许离其宗者也。”但是杨度不及梁氏的是:他只把握到宪政的部分要素,而对另一些重要的零件,如分权机制(见梁启超《论立法权》),民权的正当性(见梁启超《立宪法议》)等,却均为他所遗忘。很可能是他自身的权力欲过重,而看不出分权的必要;他的帝王术是“术”而不是“道”,缺乏对民意的尊重;更不必说将保障个体自由作为宪政的终极目标,这点连梁启超都无法企及。以上种种理念的缺憾,导致了杨度向袁世凯的帝制荒唐梦的投怀送抱,虽然他可以辩解道,袁氏曲解了他的君宪论。但他绝对不是治疗国家的医生,而是游荡其间的病菌。 

   

六 

   

杨度1931年去世之前,为自己写好挽联: 

帝道真如,如今都成过去事; 

医民救国,继起自有后来人。 

  

杨度的愿望太过美好。帝王之学,在任何时代——甚或在任何国家,不过换了个名称而已,依照王学泰先生的说法,在中国叫“帝王术”,在西方叫“马基雅维里主义”(他还总结了司马迁心目中的“帝王术”,包含以下诸方面:一,进取不由正道;二,所推行的学说未必为他所相信,即挟持浮说;三,重术不重德;四,刻薄寡恩。这些描述说明“帝王术”完全是一种工具理性,没有终极关怀。见王学泰《洪宪闹剧·杨度·帝王术》)——都不可能成为“过去事”。每个“后来人”的脑袋里都有马基雅维里播撒的因子。当他们坐上权力的龙椅,每个人都有成为暴君的可能。正是因此,才需要宪政制度加以规范:普遍民意以立法,三权分立以分权,法治至上以守法,违宪审查以警世,新闻自由以监督……可以说,在某种意义上,宪政就是帝王术的敌人。杨度想集二者于一身,最终怎能不自我膨胀而走火入魔?幸好他的脑袋足够灵光,又及时退身,否则最终将沦为权力斗争的炮灰,以身殉志。 

  

从表面上看,君主立宪,甚至惟有君主立宪,才可以将帝王术与宪政梦结合在一起:无君主,则无法成就帝王师;无立宪,则无法圆满宪政梦。吊诡的是,二者之间又确实存在势不两立的冲突。一面是对权力的追逐,一面是对权力的限定,最终哪个获胜呢?在杨度的一生,似乎帝王术占据上风。这或许正是古老的专制中国向现代的宪政国家转型之艰难的一重表现。第一代宪政人,多半都遭遇过权力与理念的剧烈矛盾,如胡汉民对康有为的评论,更为生动形象地指明康氏与杨度等古典知识分子的精神痼疾: 

  

“……(戊戌变法中)康有为的议论却比从前退缩几分。从前讲立宪,就是君主立宪,也须开个议院。前时因为草茅新进,官职不高,或者立宪条陈,被一封谕旨弄个贵族议员,岂不是非常荣耀?及特旨召见,指日可以大用,变法之际要用他多少条陈,他是新政要人,何患不得大位?万一他把握政府的权柄,却被议院监督住他,岂不是好些不便?万一朝家错会了意,以为康有为意在立法,正要使他做议员,那时岂不抱屈?岂不辜负了非常的知遇?因此康有为的议论变了,以为实在连议院都可以不必开,宪法可以不定,有这般一个好皇帝,但求变法就够了。诸君但试记康有为驳建立议院的文章系在中进士及蒙召见之后,便可知康有为的心事。”(《民报》第一号,转引自张建伟《温故戊戌年》) 

  

但是能不能说,帝王之学与宪政之学必然势同水火,没有半丝调和的可能?同样很难回答。因为我们必须承认以下几点事实:帝王术尽管名声不佳,但作为驰骋政治沙场的利器,千百年来一直为人类乐此不彼,可以断言,只要有人,有政治,就一定有帝王术的流行。而帝王术常常被当成工具,一旦赋予它高尚的价值理性,势必会为人类带来福音——最伟大的帝王术,就是为国家立法;从帝王之学的政治人,更应该以成为一个伟大的立法者而期许。这就要说到宪政。我们都知道,宪政不是天上自动掉下来的馅饼,宪政之花的绽放,需要一国之民无以计数的汗水、泪水乃至血水来浇注,更需要有人敢为天下先,立志做那制度的设计与践行之艰苦工作。立法者的光芒便显现于此——为中国之宪政造法,正是杨度等宪政人的梦想。 

  

杨度一直强调法治的意义。即使在《君宪救国论》这样的适时之作中,他也如是立论: 

  

“盖立宪者,国家有一定之法制,自元首以及国人,皆不能为法律以外之行动,人事有变,而法制不变;贤者不能逾法律而为善,不肖者亦不能逾法律而为恶,国家有此一定之法制以为之主体,则政府永远有善政而无恶政,病民者日见其少,利民者日见其多,国中一切事业,皆得自然发达,逐年递进,循此以至于无穷,欲国之不富不强,乌可得乎?” 

  

据说梁启超读到这一段,“深叹其于立宪精义,能一语道破。惟吾欲问杨氏所长之筹安会,为法律内之行动耶?抑法律外之行动耶?杨氏贤者也,或能自信非逾法律以为恶,然得毋已逾法律以为善耶?呜呼!以昌言君宪之人,而行动若此,其所谓君宪者,从可想耳,而君宪之前途,亦从可想耳。”(见梁启超《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 

  

为法律内之行动耶?抑法律外之行动耶?梁任公一语中的。这就是杨度的帝王术的软肋。当帝王术逾越了法律的界限,即是宪政的最大敌人。杨度鼓吹君主立宪,但他是否想到,他的帝王之学的对象,即那些君主,一旦主掌至上的权柄,是否还会在乎法律,遵行宪政?袁世凯早有无视《中国民国临时约法》之前例,杨度还准备重蹈覆辙?如果不是这样,那么他之所求,便不是中国之宪政,而是一己之私利。青年的宪政梦,早被帝王术消解为一地鸡毛。这使我想起陈灨一所著《睇向斋随笔》记载的一则札记:袁世凯为参政院所选参政,共分九类,其中杨度赫然在列,但他没有被归之于“法学类”,而是“名士类”,可见时人对他的印象,以及他自己的处境——或许,被帝王术刺激得雄心勃勃的他,并不以此为尴尬。 

  

中国宪政虽然经受百年风雨的吹打,却至今未成。其原由多多,但不可否认,那些怀揣帝王术,并企望成为帝王师——乃至黄袍加身的帝王——的野心家,正是阻碍中国走向宪政国家的最险峻的绊脚石。所以我坚持认为,杨度的悲剧,是第一代宪政人的悲剧,是整个中国的悲剧。他们远远没有认识到,做一个优秀的立法者是何等艰难,如托克维尔所言,立法者至多只能改变他驾驭之船的方向,却改变不了船舶的结构,他既不能呼风唤雨,又不能使脚下的海洋风平浪静。而一个伟大的立法者,不仅要为国家与民族建设完好的宪政制度,更要作为宪政最忠实的守护神。当然,这样的要求,对于刚刚“开眼看世界”的杨度,已经是苛责。但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我们所处的时代,不但要呼唤富有智慧的立法者,更要注意到,人民,惟有人民,才能为万世立法,他们不仅控制着宪政航船的方向,更能改造它的结构,甚至能重新制造一首体质更为坚实而宽旷的新船。正是基于对这一真理的激赏与向往,这篇评论杨度的文章将以美国大法官伦尼德·汉德的一段名言作为结语,尽管有些不伦不类——汉德十分反感受柏拉图式的监护人(这比帝王师更胜一筹,直接高升为“哲人王”)的统治,而憧憬于一个人人都具有“公民创制权”(瓦茨拉夫·哈维尔语)的社会: 

  

在那里,至少从理论上说,我对公共论题的趋势拥有部分的了解。当然我知道,要相信我的选票真能决定什么,这只是幻想;但是当我参加民主投票,觉得我们都在从事着一种共同的事业,对此我就有一种满足感。如果你反驳我,说即使羊群中的羊也许会具有同样的感觉;那我的回答会想圣·弗朗西斯一样:“我的兄弟啊,我愿当那头羊。” 

—— 原载: 经济观察报书评
纵览中国网站刊登日期: Tuesday, February 20, 2018

马勇:从孙中山到袁世凯:民初乱局的一个解释

February 21, 2018

前言

      武昌起义爆发后,尽管在武昌在南京在部分省份发生过一些军事冲突,但从全局来说,战争并不是此后几个月的主题。当时的主题主要集中在国家未来体制的选择上,一部分立宪党人和新军将领,继续信奉清廷,以为清廷在君主立宪关键时刻推出皇族内阁和铁路国有两项政策确实错了。不过知错能改善莫大焉,因而他们力主利用这次政治危机重回君宪主义道路,大刀阔斧进行改革,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君主立宪。而另外一部分人,特别是当南北僵持一段时间后,先前四散的革命党人重新聚拢,他们依然信奉孙中山十七年来的口号,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创建民国,因而他们不愿意在这种有利环境中重回什么君宪主义,在他们看来,共和主义就是中国的惟一出路。再加上各种原因,几个月的争执,终于使共和主义占了上风,君宪主义成为历史。

 

      然而,谁也想不到的是,大家都看好的民主共和却在实现不久就出现问题,其问题的严重性甚至远过晚清。对于这种现象,一百年来有各种各样的分析,其实仍有一点始终没有引起注意,那就是从孙中山到袁世凯的权力转移,以及由此所引发的民国法统危机。

 

谁的临时政府

孙中山是12月25日从海外结束十七年流亡生涯赶回上海的,此时距武昌起义已经两个月零十五天了。南北之间的谈判,也从武昌转移至上海,从湖北军政府转移至独立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合会与袁世凯内阁之间了,双方争执的焦点已经不再是停战之类技术层面问题,而是国家未来体制的建构,即中国究竟应该沿着君主立宪的道路继续走下去呢,还是应该按照革命党人的信念,走上共和,建构一个现代国家呢?在这中间起到重要的作用,不是南方革命党人,而是南方的立宪党人

 

立宪党人本是清廷君主立宪最重要的支持者,清廷在1906年走上君主立宪的道路,其实就是这批立宪党人长期鼓吹的结果,比如张謇,很早就致力于日本宪法和东西洋宪政文献的翻译和研究,他所组织翻译的一些宪政著作成为当时中国知识精英最流行的读本。

在立宪党人推动下,特别是经过1904年日俄战争刺激,清廷终于同意走上君主立宪道路,1905年派遣亲贵大臣出洋考察宪政,翌年宣布用九年时间实现日本式的宪政目标,两年后即1908年公布了《钦定宪法大纲》。这确实是一个划时代的重大贡献,中国从此有了成文宪法,有了政治发展的依据和纲要。

正像后来许多批评者所说的那样,1908年《钦定宪法大纲》并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君主立宪大纲,因为这个大纲中规定了皇权依然享有至上权利,不仅决定着国家大事,而且任命百官,其职能与先前的君主专制好像没有什么区别。这个批评是对的,钦定宪法大纲确实维护了皇权至上的原则。但是批评者忘记了,此时的光绪帝年仅三十六岁,他所追慕的对象,他心中所要仿照的榜样就是日本明治天皇、俄国彼得大帝,这些英主都拥有绝对权力,其威权至上都是不可置疑的。

然而遗憾的是,光绪帝英年早逝,《钦定宪法大纲》宣布后不久突然去世,接替他的如果是一个成年君主,这个宪法大纲依然不构成问题,只是光绪帝和慈禧皇太后在最后时刻选择了一个比较弱势的班子,三岁的小皇帝和二十八岁摄政王,无论如何其威权其能耐都没有办法与即位三十多年的光绪帝相比。于是,《钦定宪法大纲》中的问题相当明显,先前竭力鼓吹君宪的立宪党人开始有点不满。

如果不是稍后发生的外部危机,立宪党人或许能在既有框架中继续前行,维持九年立宪,然而连续的外部危机给立宪党人找到了调整预备立宪日程的理由,他们一次又一次请愿,希望朝廷更改先前九年预备立宪既定日程,他们实际上期待以早日实现君主立宪去弥补1908年《钦定宪法大纲》皇权至上的不足,希望用议会和责任内阁去弥补弱势的摄政王和小皇帝的不足。

立宪党人组织的国会请愿运动声势浩大,在几次坚持尤其是到了日本吞并朝鲜之后,也确实引起朝野各界的同情与支持,不得已,摄政王终于同意修正先前九年预备立宪计划,以五年为期,完成君主立宪的全部准备。

摄政王背后有一个庞大的满洲贵族群体,他们在立宪党人的压力下调整立宪方案,应该说有不得已的成分在,而且由于是不得已,因此他们在作出不得不让步的同时又收紧权力,不仅让满洲贵族子弟在预备立宪的最后几年抢占了一大批权位,而且在宣布国家将进入立宪状态的责任内阁名单中,毫不顾忌地将责任内阁演变成了一个权贵内阁、皇族内阁,十三名阁员中竟然有九个来自皇族或皇室。

皇族内阁的出台激起了立宪党人的激烈反对,他们通过各种方式警告摄政王,当此国家发展的关键时刻,对于皇权来说,重用汉大臣可能比提升这些“官二代”更有意义,然而此时的清廷已经积重难返,满洲贵族家家都在攀比,在没有权威如慈禧皇太后和光绪帝的时候,哪一家也不愿放弃权力作出让步,从大局出发辞官为民。从5月8日一直拖延至10月10日,在长达五个月的时间里,皇族内阁就是无法撤销无法废除。这就是武昌起义的一个重要原因。

武昌起义爆发后,立宪党人并没有在第一时间意识到这是中国历史的大转折,他们虽然期待朝廷应该借助于这个机会修正错误,改组内阁,但并没有对君主立宪有什么怀疑,直至各省独立越闹越凶,他们渐渐感到清廷大约要在这场革命中成为历史陈迹,无法扶持,所以他们渐渐介入了光复,参与了反正,转而认同和支持共和主义,放弃了坚守十年的君宪主义。

立宪党人特别是东南大佬张謇、赵凤昌等人的转变意义重大,他们不仅支持上海都督陈其美、江苏都督程德全、浙江都督汤寿潜,而且他们联名致电摄政王,劝摄政王认清大局,转向共和,为皇室换取最后尊严,为历史留下一段美好回忆。

 

经赵凤昌、张謇、庄蕴宽等立宪党人居间联络,在南北和谈开始不久,各方就对清廷善后安排达成一致,同意优待皇室,同意未来中国的政治架构为共和,同意由袁世凯出任未来新政府首脑。这项妥协至少在12月20日南北第二次和谈时已经达成,其主旨就是清廷在下一次谈判时必须承认共和为前提。

让清廷承认共和为前提,其实也就是逼着清帝退位。因此在此后几天的交涉中,清廷开始犹豫,因为这毕竟牵涉一个王朝的终结。

清廷的犹豫甚至不愿退位的可能性,南方立宪党人大约都有详细估计,所以他们一方面寄希望清廷和平结束的同时,也准备利用革命党人成立一个“临时的”政府,以此逼退清廷,实现从君宪到共和的转折。

革命党人在武昌起义后,特别是上海光复后确实一直忙着筹建新政府,只是革命党人在过去十七年中一直流亡海外,他们对国内政治发展缺少了解,又没有多少有用的人脉,所以革命党人要想成立新政府,也不能不求助于立宪党人。而革命党人中的黄兴、宋教仁等,在这之前都与赵凤昌有过一些联系。所以等到孙中山12月25日回到上海,第二天“拜码头”朝拜赵凤昌时,赵凤昌一句“开府建基”点破其中所有玄机与奥妙,由此不到一个星期,一个全新的“临时政府”就在南京宣布成立了。

 

 

民国法统

赵凤昌的提示肯定深刻启发了孙中山和革命党人。此后,孙中山多次前往惜阴堂求教,与赵凤昌及南北政界要员协商统一建国诸要政,特别是怎样罗网英才,兼纳众流,怎样筹款,化解财政的困境等,赵凤昌都有很好的建议,熊希龄、庄蕴宽、汤寿潜、张謇等,都是赵凤昌向孙中山、黄兴、宋教仁等人推荐的,而孙、黄、宋也就其他人选先期征询赵凤昌的意见,赵凤昌从立宪党人一变而成为南方革命党仰仗的重要靠山。这对于南京临时政府的成立,以及此后南北关系的突破,都起到了很大作用。

 

赵凤昌△

 

孙中山等革命党人请教赵凤昌是事实,赵凤昌真诚提供帮助也是事实,但在过去的研究中,大家其实不明了赵凤昌为什么要这样做,就连赵凤昌的儿子赵尊岳其实也不明白这其中的奥妙,以为是赵凤昌利用革命党人去倒袁。这个看法显然并不真实。

 

其实,如果回想赵凤昌在孙中山抵达上海前一直帮助袁世凯,帮助南北和谈的事实,就知道赵凤昌高人高招,是要用南京临时政府打破南北谈判的僵局,赵凤昌不仅没有背叛疏远袁世凯,而是在用孙中山为袁世凯化解危机化解困境。道理非常简单,就在赵凤昌向孙中山作出这样建议的时候,唐绍仪发给袁世凯的电报,要求清廷承认共和,要求以国民大会去公决未来国体和政体的建议犹如泥牛入海,朝廷用了差不多一个星期都没有给出肯定或否定的答复,这个僵局在已有的南北和谈框架内很难打破,而且还有一个重要的障碍是,如果没有南京临时政府的过渡,而通过南北和谈直接将清廷移交给袁世凯,那么袁世凯势必成为中国历史上最尴尬的人物,成为乘人之危火中取栗的奸臣权臣,这既是袁世凯所不乐于为,当然他的这批朋友也不会让他这样做。这毕竟会有道德上的亏欠,非智者所为。而现在如果用孙中山,用南京临时政府予以过渡,一切都是那么顺理成章,一切都是那么自然天成。

 

 

更重要的一点是,孙中山恰恰具有这种素质和想法。当孙中山听到赵凤昌建府开基建议后,他在当天(12月26日)就主持召开了同盟会最高干部会议,讨论将要成立的南京临时政府究竟应该选择总统制还是内阁制。在孙中山已有的政治构想中,他其实可能更倾向于权力制衡的内阁制,以免总统总是处于权力要冲,成为各方攻击的目标。如果实行内阁制,总统只是国家象征,只是到了关键时期,到了内阁倒台或重大政治危机发生时,总统才具有协调的功能。然而,就在这一天,由于黄兴、陈其美、宋教仁等人分别向各省代表作了工作,提议由孙中山出任临时政府大总统,所以等到晚上开会讨论政治架构时,对民主政治、议会政治有着很深研究的宋教仁依然力主内阁制时,孙中山却坚决反对,以为内阁制不管有多少优长之处,但在目前并不合乎中国的需要。孙中山强调,内阁制乃平时不使元首当政治之冲,故以总理对国会负责,这个体制断非目前非常时代所相宜。我们现在不管谁去当总统,都不能既让他去当总统,又想方设法从制度上去怀疑这唯一置信之人。孙中山表示,我不肯听从各位的意见,自居于神圣赘疣,以误革命大计。他这实际上是威胁,各位如果一定要坚持内阁制,那么就请各位自便吧,兄弟就不陪你们玩了。

孙中山的态度深刻影响了黄兴,于是黄兴从挽留孙中山的立场上,反复劝说宋教仁谦让,劝说他取消提议。在黄兴等人劝说施压下,宋教仁从大局着想,表示让步,于是新政府的架构就完全采纳了孙中山的主张,实行总统制。而这恰恰又为后来的政治纷争预留了空间,埋下了伏笔,且使孙中山的政治信誉在民国初年受到了严重影响。

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南北和谈的僵局确实很快被打破,特别是南京临时政府在行政方针上并没有宣传孙中山一直坚持的驱逐鞑虏,恢复中华等口号,没有提及孙中山一直自诩为创造的三民主义,没有说什么从军政到训政再到宪政等三个阶段说法。更重要的是,南京临时政府接受各方面建议,同意优待皇室,同意不再像革命年代那样攻击清代历史。这种种举措都为南京临时政府赢得了人心,特别是赢得了新军将领如段祺瑞的认同。段祺瑞或许没有把南京临时政府当作一支重要力量,但他的不反对不对南京动武,其实就是在默认赵凤昌等立宪党人的安排。

根据赵凤昌等立宪党人的安排,南京临时政府之所以是“临时的”,孙中山的临时大总统之所以是“临时的”,都表明他们只是期望用这个“临时的”机构“临时的”人作为过渡,最终将权力转移给袁世凯。这是南京临时政府得以成立的前提,也是由黄兴等革命领袖同意的,甚至可以说最早提出这个方案的就是黄兴和黎元洪。至于孙中山是否清楚这些不敢说,但他肯定知道“临时的”意义。因此,当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孙中山迅即致电袁世凯进行解释,表示只要袁世凯劝退了清帝,那么他孙文立即辞职下野,并遵守承诺推举袁世凯继任大总统。

当然,我们现在也知道,在南京临时政府存在期间,孙中山也曾想过将“临时”改为正式,他也曾为国际承认从事过一些努力,只是列强坚守所谓中立,其实是期待一切都能和平过渡到袁世凯的新政府,所以孙中山的外交努力并没有成效。

至于在财政上,临时政府在赵凤昌等人建议下吸纳了相当一部分立宪党人,按理说这些立宪党人只要出力,别说养个人数不多的新政府,即便真的与北方动刀动枪,也不是没有可能,只是这些立宪党人坚守承诺,只把南京临时政府看作“临时的”,一旦发现孙中山有意将“临时”改为正式,他们或者果断退出了新政府,或者从经济上扼住了新政府的命脉。孙中山后来遵守承诺向袁世凯转移权力,虽说维持住了信誉,但实际上也是被逼无奈,不得不遵守而已。

孙中山南京临时政府打破了南北僵局,清帝退位,孙中山辞职,参议院选举袁世凯继任,这都是按照既定程序一步一步进行,并没有多少意外。只是一百年后重新检讨这件事,我们很容易发现,南京临时政府在民国法统中几乎毫无地位,至少在民国前半期的法统中不明所以,因为一个最简单的事实是,不要说三民主义,五权宪法,军政、训政、宪政三阶段理论在袁世凯那些人眼里毫无意义毫无地位,即便南京临时政府留下的一个最具象征意义的《临时约法》,也不被新成立的中华民国政府当作一回事。

 

尊重历史,善待前人

推翻帝制推翻清廷,是孙中山等革命党人十几年来一直奋斗的目标,眼见着这个目标就要实现了,却因非常具体的原因而终止。按照孙中山和革命党人中许多人的看法,他们应该将南京临时政府支撑下去,应该组织北伐,直捣龙亭,用暴力终结清廷,也就同时终结了帝制。然而,由于立宪党人是南京临时政府的主导力量,所以革命党人的这个想法根本没有实践的机会。即便等待清帝要按照南北和谈的约定准备退位了,革命党人依然准备在退位诏书或相关文件中确认清廷统治中国两百多年的罪恶,即便同意将来民国对皇室给予适度优待和礼遇,也应该讲清楚历史讲清楚责任。

然而当南京临时政府将优待条例转给北京时,隆裕皇太后对更多的条件没有表示不同意见,只是坚持应该保留“大清皇帝尊号相承不替”等几处文字表述。至于文件中的“逊位”,隆裕皇太后认为应该改为“致政”或“辞政”

 

隆裕皇太后△

 

对于大清王朝的尊重,其实也是尊重历史的一部分。不管怎么说,清廷在这个历史关键时期,因为隆裕皇太后深明大义,制止皇族中的强硬派,接受了和平方案,现在如果对清廷的历史彻底否定或者给予羞辱,那么真正感到高兴的恐怕只有一直被主流社会排除在外的革命党人,即便那些投诚反正、参与光复有功的立宪党人、新军将领也难以接受。所以当新军将领获知这些消息后,冯国璋、段祺瑞等北洋将领于2月8日联名致信南方代表伍廷芳,表示优待清室条件中的“大清皇帝尊号相承不替”应请仍照朝廷提供的原文不要更改,“逊位”这样带有刺激性词语无论如何都不能出现在正式文件中,否则很难说服军界同仁,大家都是历史的过来人,只有尊重历史,才能说服同仁。

军人一旦干政,就是力量巨大。你可以说是南京临时政府对北洋军人愤怒的善意回应,也可以说是南方革命党人对北洋军人的屈服和顺从,不管怎么说,冯国璋、段祺瑞等军界将领的坚持得到了南京革命党人的极端重视,所有条款都按照袁世凯、梁士诒、冯国璋、段祺瑞等人的建议予以恢复和保留,最具刺激的字眼“逊位”改为“辞位”。这也算是北洋老将对清廷旧主子的最后一次回报一次效忠。只是这件事情后来又有变故,正式成文的时候文字又有调整。

尊重历史是为了更好地往前走,然后到了中华民国正式成立后,尊重历史并没有得到完整贯彻。孙中山确实遵守承诺在清帝退位后宣布辞职,推举袁世凯接替。但是袁世凯政府成立之后,在此后十几年的民国法统中,确实忽略了南京临时政府的地位,好像南京临时政府只是中华民国的前史,正式的中华民国就是从袁世凯宣布就职开始的。

 

 

民国前半期的政治这样处理有其自身的原因,因为孙中山和他的同志确实在过去十几年被迫流亡在外,不知道国内民主政治的发展情形,即便知道新政,知道预备立宪,由于斗争,由于带着有色眼镜,因而也就不能给予公平合理的评价,一概视为清廷的欺骗。站在革命党人的立场说,这种批判当然有自己的道理,但确实并不能概括晚清最后十年政治发展的真实情形与意义。

 

晚清最后十年的政治发展从新政到立宪,其实走的就是一条精英政治的路线,这条路线虽然也要求提升民众的识字水平,要求对选区内的咨议局议员投票,但总体上说这种精英政治就是西方近代典型的民主政治架构,是精英的而非民众的。这一点与孙中山和革命党人设想的全民政治、三民主义、五权宪法等毫无关系。至于革命后,按照孙中山的设想,还有一个比较长的军政时期,大约有军事管制的意思。之后方才进入训政,至于训政多久,也就很难说。训政之后方才进入宪政,这是一个漫长过程。孙中山的这些设想正确与否不必讨论,但是很显然这些设想与晚清以来的精英政治毫无相似之处。而袁世凯就是晚清精英政治的设计师和推动者,所以当中华民国正式成立后,在大总统袁世凯的政治理念中,哪儿能够想到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五权宪法,哪能还一步一步从军政到训政再到宪政?中华民国在袁世凯时代直接进入了一个宪政时期,这或许可以说是袁世凯接续晚清民主政治变革往前走,依然是一种没有君主的立宪政治。只是从尊重历史的层面说,南京临时政府在法统中没有地位,而孙中山和革命党人那些理论上的创造也不被采纳,甚至根本不被提及。孙中山后来一再强调“革命尚未成功”,或许其内心深处就是从这个层面说的。辛亥革命结束了,民国成立了,可是他们为中华民国准备的理论及政治架构统统被弃之如敝屣。

 

如果仅仅在理论上不被重视也就算了,如果中华民国在正式开张之后,能够善待孙中山这些革命元勋,比如袁世凯竭力劝说孙中山、黄兴不要放弃政治,大家应该一块干,比如在新成立的议会中为孙中山、黄兴等革命党人留个位子,让他们在那些职业政治家的位置上发挥作用,后来的历史肯定就不一样了。然而,袁世凯这一批老道的政治家不知是真的粗心大意,还是从骨子里瞧不起孙中山这些党人,总而言之,袁世凯在中华民国正式开张后顺水推舟以为孙中山真的要去修铁路了,真的以为孙中山相信民权主义、民族主义完成了,剩下的只是民生主义一项了

 

袁世凯的失误为民国初年政治纷争留下了机会,这不仅是一种权力的傲慢所导致的必然结果,也是袁世凯这批自视甚高的政治家没有将尊重历史、善待前人的原则贯彻到底的必然结果。袁世凯顺手牵羊利用了孙中山等革命家的伟大谦虚将他们排除在现实政治之外,结果也在事实上为自己的新政权预置了一个敌对力量。一个年轻的共和国原本可以朝气蓬勃向上发展,然而为时不久就陷入持久党争甚至战争。这是非常可惜的,但谁也没有办法。历史没有办法遗憾。

—— 原载: 历史学人
纵览中国网站刊登日期: Monday, February 19, 2018

 

段协平:拒绝歌颂“内战”和“暴力”

January 10, 2018

最近,邓楠回忆她的父亲邓小平,指挥过千军万马,却对描写战争残酷的电影一概不看,“我们问他为什么,他说以前打仗死人太多,所以他特别珍惜和平年代,特别热爱生活。”

立刻想起并找出前两年读过的一篇文章。文章介绍,刘伯承也不愿看炮火连天、血肉横飞的战争影片。晚年赋闲在家,他一见电视屏幕上出现战争场景,就会关掉电视或更换频道。他多次感慨:“我们牺牲一位战士,他的全家都要悲伤,这给那个家庭带来多大的损失!同样,一个国民党士兵死了,也会殃及整个家庭。他们都是农民的子弟,一场战争要损伤多少家庭啊!就是因为这个,每在战前我们连觉都睡不好。现在战争结束了,我就不愿看、怕看战争的场面……我至今仍看到无数同胞为我们铺设的一条血肉模糊的路,我们是踏着他们的尸体走向胜利的。敌人也一样,他们也是我们的同胞啊!”刘帅的子女曾问父亲:“淮海战役打得那么漂亮,怎么从未听您在我们面前提起过呢?”刘帅不堪回首地说,那场战役结束后,他梦见千百万年轻寡妇找他要丈夫,无数白发老人找他要孩子,他心里不安,所以根本不愿去想、更不会去谈起那场战役了。
刘邓大军两位最高统帅,都拒绝宣传、歌颂内战和暴力的影视片。

这就是良知。

良知无国界。1965年,英国蒙哥马利元帅访问中国会见毛泽东。毛泽东指着身边的外交部长陈毅说,他这个元帅打败了八百万美式装备的蒋介石军队,蒙哥马利称赞陈毅很有本事。但他接着说,在西方国家,我们尽量不宣传内战的战绩,因为这是杀自己的同胞!

我不知道毛泽东听了蒙哥马利后面的话,做何感想。但他一辈子倡导造反有理,相信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在与天与地与人斗中感受到其乐无穷,却是不用怀疑的。他一生好斗,奢斗如命,“八亿人,不斗行吗”,是他文化大革命中的名言;和平时期,挑起“文革”全面内战,是他最得意的政治遗产。1965年,正式出版了毛泽东36首诗词,其中,歌颂战争——内战的多达14首,却没有一首是献给中华民族那场伟大抗日战争的,哪是谁的尴尬!

但毛无所谓。他自信历史从来是胜利者的历史,斯大林也给他壮胆:胜利者是不受指责的。所以,毛不 仅敢于编造蒋介石下山摘桃子的故事,尤其敢于在诗词中展览他在内战期间“万马战犹酣中”的自得、在“弹洞前村壁”前的余兴、在“战地黄花分外香”中的陶醉。他在“横扫千军如卷席”中享受快感,在“宜将剩勇追穷寇”中遥望着紫禁城头的金碧辉煌,掐算着打扫龙庭坐朝廷的日子,在“不爱红装爱武装”的浅吟低唱中,与“我花开后百花杀”的黄巢以及陈胜吴广、张献忠李自成、洪秀全义和团这些绿林好汉们热烈拥抱。

古今中外,没见过哪位皇帝,在他们登顶前后,对战争——内战,有如此的浪漫情怀和诗情画意。

这就不难解释,六十多年来,中国大陆讴歌战争的文学和影视作品为何汗牛充栋。扫兴的是抗日战争,乏善可陈,也就只能让无所不能的李向阳、正值玩过家家年龄的张嘎充数了。后来搞了个台儿庄,自是功德无量,也只是惊鸿一瞥,几成绝响。好在有两次血肉相搏的内战垫底,是为战争影视片的富矿,足以给战争崇拜者以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题材和想象力。消灭了“八百万蒋匪军”的三大战役,更成了香饽饽。大投入、大阵容、大制作,用的是公帑,展览的是血腥,宣传的是仇恨,诠释的是成王败寇的逻辑,赚的是打天下坐江山者的喝彩和奖赏。在被撕裂的民族感情伤口上一把把地撒盐,没有什么人感到这有什么不妥!

一代又一代人就是喝着这样的狼奶长大。“文革”期间的打砸抢与前两年反日游行中的打砸抢如出一辙,可谓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即使如今,不是也有扛着少将头衔的一类人物,一提起打仗,浑身就如打了鸡血?“仇恨的种子要发芽”,无处不在的戾气以及此起彼伏的暴力事件,使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如再来一次文化大革命,满大街展览的就不仅仅是什么“喷气式”和戴高帽子游街了。

不是不能制作战争影视作品,问题在,是什么战争,内战还是反侵略战争。内战,民族的灾难与耻辱也。宣传、歌颂内战,就是宣传、歌颂仇恨,炫耀一方的胜利,就是炫耀暴力和恐怖。每一部内战影视片,都是一场失败者不能出场的缺席审判。
想起了美国南北战争:经过一场惨烈的大决战过后,南方军队总司令罗伯特·李将军宣布投降。获胜的联邦军队无不欢欣鼓舞,到处准备宴席要好好庆祝。北方军队最高司令格兰特将军得知后,连忙走到欢庆的战士中间予以阻止。他语重心长地说:“这场胜利没有什么值得我们庆祝的,战士们,因为战争结束了,叛乱者重新成为了我们的同胞。”所以,当联邦军队接受南方军队投降时,没有责骂和唾弃,没有侮辱和惩罚,两军的战士都以军礼向对方致敬。之后,当然也没有定谁是战犯,搞什么镇压历史反革命之类的运动,没有对南方叛军进行任何清算之类的迫害。倒是南方军队著名将领的塑像,至今还竖立在南方很多纪念场馆,供人们瞻仰、怀念。

都说战争是政治的继续。内战,当然也是政治的继续了。政治是什么?用孙中山的话讲,就是管理众人的事。谁都想对众人进行管理,龙椅却只有一个,就只好大打出手了。这时,凭的就是谁的阴谋诡计更多,拳头更硬。因此,不仅春秋无义战,历数两千多年来大大小小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哪个是义战?倒往往是野心家博取上位的捷径——不管打着是什么旗号。
历史已经证明,内战,是一场零和游戏,没有什么胜利者——至少在道义上是如此。历史在这里不仅没有进步,还往往是倒退。用暴力夺取政权后,反而造成更多更大的人道灾难就是证明。在这个世界上,哪里内战多,哪里灾难多。一个国家的历史越是因为内战而波澜壮阔,可歌可泣,这个国家的民众就越是灾难深重。把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当做推动历史进步的动力,至少是无知。

即使被强加在头上的反侵略的战争,争取民族独立与解放的战争,也要搞清楚,通过影视作品,图解什么。

我在2011年网上发表的批红歌文章《半是挽歌半是招魂曲》中介绍:一百多年来,美国不乏以美国独立战争、南北战争为题材的小说、电影,但不管哪部小说或电影,看到的只是对战争的反思,对暴力的诅咒,对苦难的控诉,对底层人命运的关切,对人性光辉的礼赞,独独看不到对暴力的展览,对胜利的赞颂。至于对失败者,不仅没有把他们漫画化,妖魔化,还给予了他们与胜利者同样的尊重。这一点,只要看看小说《飘》和把这部小说搬上银幕、获得十项奥斯卡大奖的电影《乱世佳人》,就可一目了然。也正是这种文化,造就了美国黑人解放运动的领袖马丁·路德·金。在美国黑人解放运动中,他没有诉诸武力,没有拿起枪杆子。他不幸倒下了,美国黑人却站起来。与马丁·路德·金心灵相通的,还有被誉为南非国父的曼德拉。他曾拿起过枪杆子,后来放下了。他不是不懂得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道理,不是不懂得用枪杆子解决问题更痛快,更接近目标。但他更懂得流血牺牲意味着什么。他为此付出了27年牢狱之灾的代价,唤起的却是南非这个国家包括白人的觉醒。他赢得了南非和全世界人民的尊重。

实现高尚的目标,不需要血腥和暴力。如若这一幕没有躲过,已属不幸,再去歌颂,就是叠加不幸,仁者不取,智者不为。
两位从战争中走过来的军事统帅邓小平和刘伯承,拒绝看描写战争残酷的影视片,值得我们给予最高的敬意。他们走出了战争,也走出了旧的战争观和历史观。

歌颂内战和暴力的影视片,是精神鸦片、文化垃圾。我们应该拒绝它,远离它。假如你碰巧遭遇了这样的影视剧,向邓小平和刘伯承学习,关掉电视或更换频道。至于电影院有这样的货色,你已经知道该怎么做了。

段协平
来源:共识网

图门巴雅尔:民国初年京城的“低端产业”人口

December 31, 2017

7年前,我写过一篇文章,题为《皇帝为何喜欢查户口》,即兴而作,历数中华帝国官僚体制时代(秦统一六国至清朝灭亡),“户籍制度”以及附着其上的人口流动、赋役管理政策的源流和变迁。

户籍制度在古代产生的一个社会效应是人口身份化,转变的渠道除了科举仕途几乎别无他途。进入现代,法律上消除了人口的身份化,但继而被城乡差异化取代。1958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正式将“城乡户籍分割”制度化,城镇户口的特权地位实际上被确立,城乡二元结构形成,以广袤的农村反哺城市,尤其是国家重工业的发展,成为中国独特的风景。从此,一张薄薄的纸,不小心划出了几亿人口和他们后代一生的轨迹。

之所以旧事重提,一是有感于近期发生在北京的一件不可描述的清理运动,二是由于上述旧文的渊源为一本新书《北洋夜行记》作评。而这二者之间,在我看来,似乎隐隐约约有种说不清楚的关联。

我亦曾经“不务正业”地应邀写过几篇书评和影评,但始终以“作诗的功夫在诗外”自况,自诩不会就文艺作品本身做过多褒贬,实质是掩盖自己不求甚解的恶习。然而随着步入不惑之年,忽然思维慢了下来,感知神经末梢仿佛比以前敏感,这一回居然认真仔细地将近600页的小说(姑且先这么叫)从头至尾读了一遍,个别章节几乎到了“研读”的标准。

这本小说源自微信公众号“魔宙”的连载,经作者整理后付梓出版,时代背景是民国初年即北洋军阀时期,讲述了发生在北京、上海以及沈阳的离奇古怪的命案,文体颇似传统的志怪笔记。

本书难能可贵之处在于,故事情节有虚构成分,但涉及诸多历史细节,均经过作者一番考证,尤其是历史大事件期间的小事件,历史大人物周围的小人物,确有其事其人,却鲜为人知。作者金醉先生也颇为得意且雄心勃勃地在《序章》中说道:

“历史真相的暗面,总是挖掘不尽,不被曝光总有各个时代的原因。而‘夜行者’这一特殊职业的发现,将重写历史。更重要的,重写的不仅仅是民国史。”

 

金醉先生的作品,在我的眼中,定位为“稗史”可谓恰如其分。

稗史最初是个史学概念,指不同于正史、记录闾巷旧闻的史籍类型,其内容、体例与地位等与早期的“小说”类似,人们以“稗史”指称“小说”,遂成文学概念。从史学概念到文学概念的转变反映了一种“以小说为正史之余”的小说观念。

金醉先生不过是新瓶装旧酒,唯一的新发明是“夜行者”这个概念,并为这个行当找到了“祖师爷”——唐朝人牛肃,以及“近代奠基人”——《老残游记》的作者刘鹗。我推测,其真实渊源应该是“稗官”。

《汉书·艺文志》:“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也。” 颜师古注:“稗官,小官。 如淳曰:‘细米为稗,街谈巷说,其细碎之言也。王者欲知闾巷风俗,故立稗官使称说之。’”

如果说“稗官”最初还是官方设立,目的为“了解民情”,那么后世逐渐成为文人个性化写作的一种形式,专门记录奇闻异事和社会按键,虚实相间。金醉引用刘鹗自我点评为所谓“夜行者”正名:“野史者,补正史之缺也。名可托诸子虚,事须征诸实在”,联想起推荐人给我的强调之语,这段话怕是金醉先生的“夫子自道”,聊以自矜。

 

  “京城低端行业”在近期的互联网上几乎成为禁忌词汇,幸好加以时代限定为北洋时期,且《北洋夜行者》大量篇幅讲述的是发生在北京社会底层的故事,底层群众当然是低端行业的从业者。惟其如此,庶几可做擦边之盾牌。

金醉透过“太爷爷”金木(报社记者、自由撰稿人),将目光投向1910至1920年代京城的底层社会之中,凶案及侦破过程仅仅是一种叙事手段,目的是展现个体的遭遇,折射时代的波澜,包括义和团运动攻打西什库教堂、五四运动火烧赵家楼、朝鲜义烈团刺杀田中义一等。

在《北洋夜行记》共计25案,包括序章的潘家园书商命案和前传哈尔滨鼠疫,正文为23案,主要发生地在北京,涉及的“低端行业”人群包括:八大胡同妓女、四九城人力车夫、天桥艺人、前清太监、人贩子、鸦片贩子、拾粪者各色人等,此外,在作者看来,巡警也属于这个群体。

 

说起民国初年老北京的穷人生活,侯磊先生撰长文深情回忆,他说“在过去,北京还是个相对容易谋生的,养穷人的地方”。“民国时候,各地若有灾荒,人会出来逃荒,河北一带多会逃到北京的郊区县城伺机而动,若能混则到北京试试运气,不行则退守乡里。”

“侯宝林、关学曾等老辈儿的曲艺人,小时候都过着几近要饭的生活。但他们学了曲艺,在天桥等地撂地演出。演得稍微好些,能进杂耍园子、再到进剧场,还能成名成角儿。”

“穷人的生活都在温饱边缘,但还不至于绝望。过去的人觉得,只要是进北京讨生活,不管第一代人多么穷苦,只要是熬过这一代,第二、三代扎根儿下来。下一代多少不会挨饿,兴许能读上点书。实际上再过一代就解放了。读个不收学费,连伙食住宿都免费,只需要自己带个铺盖卷儿的中专或师范,多少能有点文化,翻身了。”

侯先生的总结是:“任何城市都有自己的贫民窟,若非要将贫民窟比喻为城市的癌症毒瘤的话,那这个毒瘤千万不要动刀割掉。割掉会癌细胞扩散,城市的问题会更大。因为在这个过程中,人不能失去道义。”

 

北洋政府虽然“城头变幻大王旗”,在金醉的考证和描写下,实在不能用“民不聊生”来形容,且不说掌权人物如何更迭,都没有发生驱逐外来人或者穷人的事情发生,反而整个社会仍然在一种新旧交替秩序中正常运行,甚至还设置“通俗演讲所”,开启明智教育。

金醉在书中,运用了三个篇章(三个案子)详细的展现了民初北京妓院经营、妓女生活以及北洋政府的管理,尤其是政府将色情业纳入公开管理甚至引入近代慈善组织——济良所,实在是出乎我意外和知识常识。如果读者们感兴趣,可去翻翻《北洋夜行记》第5/6/7案。以下是我补充的相关学术研究

在民国初年,大批的妓女都是在年龄很小的时候进入妓院的,还有很多妓女是从受灾的地区被人贩子贩卖到妓院。这些女子大都出身贫寒,缺少基本的社会生存技能,即使脱离了烟花之地,也很难生存下去,需要设立专门性的救助机构以帮助走出妓院的女子在社会上生存,而济良所就是这样一个救助机构。

京师济良所于1906年由外城巡警总厅督同绅商办理,1913年1月由警察厅接管。警察厅接管后全权负责济良所的管理,其经理由警察厅任命,必须是警察厅下属警区的警长或副警长。经理负责其他人员的选用,但正式聘用前亦须警察厅批准。

据济良所管理条例,女性必须符合下列条件,经法院和警察厅审查之后,才可入济良所:1.被逼为娼的妇女;2.被妓院老板虐待并失去人身自由的妓女;3.愿意从良的妇女;4.无处容身及无依无靠的妇女。只有符合上述4个条件才被允许进济良所。

这些女性进入济良所后一般不能随意出入,只有她的亲属愿意收留她或者择配结婚才能出所,其中,择配出所的情况居多。济良所里的女性,到结婚年龄的都必须照相。相片连同姓名和编号,都挂在相片陈列室内,供前来领娶的男子挑选。有到结婚年龄的所女,警察厅会在报刊上发布领娶通告。警察厅对济良所的宣传确实起到了一定的作用,有不少男性愿意到所领娶所女。

警察厅所设济良所,原为救助妇女的“慈善之举”,社会人士对此多有理解,但仍有“浮薄子弟及拆白党徒,藉择配为名,任意出入,视如公娼,评头品足,任意嘲笑,日往缠扰”,致使那些真正想领娶者“望门却步”。这种情况不仅影响了所女择配,还影响了济良所和所女的声誉。为此,警察厅1920年10月“特通饬该所管理,嗣后不论何人士,如未有警厅执照,该所不得接待,以重所章,而免流弊”。因领娶所女需要出具3家殷实铺保,“以防冒领转售之弊”,一些投机奸商趁机“专售此项铺保”获取利益。警察厅为防止投机男子到济良所领娶所女转手卖掉,从中盈利,规定发现此种情况铺保人和领娶人一并惩罚。此外,济良所内的“种种黑暗”也时常被登著报端。

 

意大利近代历史学家克罗齐有名言:“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我华夏自古史家常借古讽今,金醉先生酷爱民国史,也“沾染”了职业治史者的这一癖好,在第22案“猪市大街见杀机 金鱼胡同惨灭门”一章中讲了一个关乎“城乡鸿沟”的悲剧故事。故事的男一号杨小松,父亲光绪年间从河南逃命至北京东郊窦家庄(今北京朝阳区东南部的豆各庄),在挤满河南老乡的窝棚区里生下来他,却送回老家抚养,等到杨小松28岁那年河南遭了水灾,他爬火车来到北京,信念是“自己应该是北京人,人生在哪里,就算哪里人”。

在北京城里,杨小宝通过各种努力想要生存下来,并喜欢上了“中端人口”——冰局老板的女儿,但由于文化差异产生误解最终导致杨小宝遭羞辱愤而将冰局老板家十几口灭门,仅一婢女幸而得脱。

起杀心前一天,杨小松与伙伴争吵说:“回老家干啥?我连地都没有,你们想当农民你们当去,我死也得死在北京!”结果,一语成谶,走向枪决刑场之际,杨小松对金木说:“你是记者,本事大,能不能帮忙找找我爹。告诉他,别当北京人了。”

杨氏父子非常不走运,生不逢时,据侯磊先生回忆:“北京有过很多收编穷苦人的时候。通惠河南边有条铁路,当年有很多铁路沿线的外来劳工,把工棚搭建在铁路旁边生活,日久天长并入铁路系统,落户北京了。1948年前后,北京编订户口,有很多人寓居在某户,新中国上户口的时候就算是那里的人了。”当年杨小松父亲蜗居的窦家庄正在通惠河南岸铁路以南……

 

2017年入冬以来,北京尚未下过一场正式的雪,空气干燥,寒风凌冽,病毒性感冒肆虐。就在这个当口,我应了《北洋夜行记》的由头,怀着好奇溜达进如今的八大胡同。映入眼帘的基本是杂乱无序、破旧衰老、拥挤仄陋,各种管道和线路如一团乱麻般肆无忌惮地在胡同里生长蔓延,各种破旧的自行车三轮车电动车塞满本就窄逼的道路,很多院落破败幽暗,门口各种只能称之为垃圾的什物,一地鸡毛,满目疮痍。

可以想象,时至今日,这里依然是“低端产业”人口的聚居区。之所以躲过清理,恐怕还得感谢那些满目疮痍但却已然成为文物的旧院子旧房子……

—— 原载: 经济观察报书评
纵览中国网站刊登日期: Saturday, December 30, 2017

今年圣诞节也是中华民国行宪70周年纪念日

December 25, 2017

封從德 转推了

民国史‏ @ROC_HISTORY1912 10小时10小时前 

蒋中正:耶稣降生一九四七年的圣诞节,将是我们中华民国和全体人民统一独立平等自由新生肇始的一天。我们新宪法的特点,就是保证要把基督教理的基本要素,即个人尊严和自由,普遍给予全国同胞…新宪法的实施,只是完成我们建设新中国最后目标的初步…我愿全国同胞,凭着信仰和虔诚,共同一致,努力前进

三民建國‏ @chienkwo 6小时6小时前

朱正:一九五七:中国现代知识份子的消失

November 7, 2017

一、中国现代知识分子“消失”的时点:1957年
二、“反右”前知识分子的幻想
三、知识分子的良知和心声
四、如何评价“反右”运动
五、知识分子群体“消失”多年以后 
【注释】


    “知识分子”这个概念是近现代才传入中国的西方概念。在近现代,随着西方文化的冲击,西方教育制度的引入和逐渐普及,识文断字的读书人成了拥有各种学历的文化人,或术业有专攻、承担传播社会良知的知识分子。中国的知识群体在社会结构和社会功能上异于西方知识分子,在个体的养成和群体结构上也异于西方知识分子。在中国社会中,与传统型知识分子相比,部分知识分子因其观念和社会功能比较现代而被称为“现代知识分子”群体。当然,就个人而言,有的人既现代又传统,比如鲁迅、胡适就是如此;也有的个人则既非现代也非传统,来自两个方向的影响异化地交织在一起,使之成为知识分子乃至中华民族的异数,比如毛泽东。 

    从知识分子的社会功能来看,他们体现了社会的良知。若中国对应于西方知识分子的这个社会群体失去了社会良知,那就不应该被视为知识分子了。若整个知识分子群体或其中的某些类型,虽然把社会良知藏在心底,但他们或者丧失了维护社会良知的勇气,或者失去了维护社会良知的机会和力量,那这个知识分子群体还该不该被算作“社会存在”呢?特别值得思考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之后,真正意义上的“现代知识分子”还存在吗?如果有,有多少,他们都在哪里?如果“消失”了,那么这种局面是如何形成的?本文准备讨论的就是这个问题。 

一、中国现代知识分子“消失”的时点:1957年  

    把“1957”作为本文标题的一部分,只是为了指称的简洁,而不是强调中国的“现代知识分子”就“消失”在1957年。这一年既不是“消失”的起点,也不是“消失”的终点。“消失”的程序在1957之前30年就已经启动;“消失”的高潮在1957的10年后表现得更加惨烈;“消失”的余绪直到1957年过了30、40年后还在波动。强调“1957”,是因为在这一年里发生了影响深远的“反右派”斗争。 

    1956年2月,苏共“二十大”用“反对个人崇拜”为口号,批评了斯大林。在遥远的东欧发生的这些影响了中国的政治气候。1956年4月,毛泽东提出了“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对于这些,当时知识分子都是欢迎的,以为预示着政治格局将有所变化,自己可以有一番作为了。民主同盟的领袖章伯钧对罗隆基说:“现在我们民主党派大有可为,可以大做特做。”[1]他情绪高昂地考虑着,如何发展“民主同盟”和“农工民主党”的组织、开展工作。 

    1956年6月,波兰发生了“波兹南事件”,军队镇压示威群众,死74人,伤900多人。10月,曾被整肃的哥穆尔卡成为波兰共产党第一书记。在匈牙利,党的第一书记拉科西被迫下台,最后苏军出动了坦克才把遍及全国的抗议镇压下去。中国知识分子对波匈事件的热烈反应使毛泽东十分反感。1957年1月他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说:“党内党外那些捧波、匈事件的人捧得好呀!开口波兹南,闭口匈牙利。这一下就露出头来了,蚂蚁出洞了,乌龟王八都出来了。他们随着哥穆尔卡的棍子转,哥穆尔卡说大民主,他们也说大民主。”从这时开始,毛泽东产生了一个“匈牙利情结”,担心在中国出现“匈牙利事件”的可能性。他甚至作了这样极端的估计:“无非是出全国性的大乱子,出‘匈牙利事件’,有几百万人起来反对我们,占领几百个县,而且打到北京来。我们无非再到延安去。” 

    中共八届二中全会就是在苏军坦克开进匈牙利之后几天召开的,波匈事件是会上的热门话题。在这次全会上毛泽东提出:“我们准备在明年开展整风运动。整顿三风:一整主观主义,二整宗派主义,三整官僚主义。”“你要搞资产阶级大民主,我就提出整风,就是思想改造。把学生们统统发动起来批评你,每个学校设一个关卡,你要过关,通过才算了事。所以,教授还是怕无产阶级大民主的。”在毛泽东的心目中有两种“大民主”:“匈牙利事件”中的群众上街抗议以及中国知识分子对共产党的尖锐批评(比如“大鸣大放”中听到的批评),属于“资产阶级的大民主”;而“整风运动”、“人人过关”,发动学生来斗教授,如以前的“思想改造运动”或后来的“反右”斗争,则是“无产阶级的大民主”。 

    如果当时的知识分子得知毛所说的“整风”其实就是“思想改造”,大概就不至于对他发动“整风”运动的初衷会有什么误解了。由此可见:现在不少人往往使用这样一种说法,即“由整风运动转变为反右派斗争”,未免与毛的真实意图有点隔膜。在毛看来,“反右派”无非是“整风”的一种方法,或者说是“整风”运动既定的最后阶段,其中并没有什么转变,当然就更不能说有“180度的转变”了。有些人之所以会误以为,1957年所发生的政治运动是由“整风”运动转变为“反右派”斗争,只不过是因为他们在按照自己所希望出现的“整风”运动来臆测毛泽东的意图,用最大的好意去解释“整风”指示里字面上的含义;一旦他们发现实际情况与自己的期望并不相符,就以为是党的方针“转变”了。 

    当毛发动“反右派”运动时,他在一份党内指示中将他推行“整风”的意图说得十分明白:现在我们主动的整风,将可能的“匈牙利事件”主动引出来,使之分割在各个机关各个学校去演习,去处理,分割为许多小“匈牙利”,而且党政基本上不溃乱,只溃乱一小部分(这部分溃乱正好,挤出脓包),利益极大。[2] 

    早在1957年的“帮助党整风”运动开始之前,在1957年1月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毛谈道:“在知识分子问题上,现在有一种偏向,就是重安排不重改造,安排很多,改造很少。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一来,不敢去改造知识分子了。我们敢于改造资本家,为什么对知识分子和民主人士不敢改造呢?”谈到民主党派时,毛泽东表示,“他们在波兰、匈牙利闹风潮的时候还没有闹乱子“;不过,“对于他们的这个守规矩,应当有分析。因为他们没有本钱了,工人阶级、贫下中农不听他们的,他们脚底下是空的,如果天下有变,一个原子弹把北京、上海打得稀烂,这些人不起变化呀?那就难说了。” 

二、“反右”前知识分子的幻想  

    1957年初,毛泽东对民主党派和知识分子使用的还是“拉”的手法。他提出:我们把资本家包了下来,还给他们七年的定息。……出这么一点钱,就买了这样一个阶级。……资本家加上跟他们有联系的民主人士和知识分子,文化技术知识一般比较高。我们把这个阶级买过来,剥夺他们的政治资本,使他们无话可讲。剥的办法,一个是出钱买,一个是安排,给他们事做。这样,政治资本就不在他们手里,而在我们手里。我们要把他们的政治资本剥夺干净,没有剥夺干净的还要剥。毛泽东所谓的“出钱买”,是指对私有资本被“公私合营”了的资本家付定息;所谓“安排点事做”,是指给民主党派和知识分子安排点政府机关的副职和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之类的头衔。 

    1957年3月,毛泽东召开了有党外人士参加的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会议期间,他分别邀请到会的教育界、文艺界和新闻出版界人士座谈。在与文艺界代表谈话时,周扬说,秦兆阳用何直的名字写了一篇“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有人因此批评他反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秦兆阳很紧张。毛说:“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这个问题,这次会议一时不能搞清楚,不能做结论,也用不着紧张,可以研究讨论。”[3]3月12日,毛在宣传工作会议上作了主题讲话。在讲话中他分析了中国知识分子的情况:“对于我们的国家抱着敌对情绪的知识分子,是极少数。……这是一些极端反动的人。这种人在五百万左右的人数中间,大约只占百分之一、二、三。绝大部分的知识分子,占五百万总数的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都是在各种不同的程度上拥护社会主义制度的。”[4] 

    在这篇讲话中,毛提出“百家争鸣实质上即两家争鸣”的观点:“我们提倡百家争鸣,在各个学术部门可以有许多派、许多家,可是就世界观来说,在现代,基本上只有两家,就是无产阶级一家,资产阶级一家,或者是无产阶级的世界观,或者是资产阶级的世界观。”[5]显然,他的所谓“百家争鸣”并非许多知识分子所理解和希冀的那种不同学派之间的自由争论,而是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是“无产阶级世界观”通过这种“争鸣”来克服“资产阶级世界观”,最终达到“一家独鸣”的结局。 

    但是,自从1956年6月中共中央宣传部长陆定一作了关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讲话之后,不少知识分子以为,他们可以抱持自己对“百家争鸣”方针的理解,按照自己的意愿行事,而且为共产党所容。例如,罗隆基在全国人大一届三次会议上的发言中谈到他对“百家争鸣”方针的理解:社会主义,集体主义时代的“百家争鸣”,如同一个伟大的管弦乐队。乐队中弹琴的,吹笛的,敲锣的,打鼓的,在乐器上各有专长,在技术上各显神通,而这些音乐家的技术专长是相辅而行,相得益彰的。……但乐队的目的是为人民服务的,乐队队员每个人的目的亦必须是为人民服务的。这样,乐队在为听众演奏的时候就必须有组织、有领导、有指挥,而后演奏出来才有和声,有节奏。这是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时代“百家争鸣”同动乱时期春秋战国时代的“百家争鸣”不同的地方。[6]罗隆基苦心孤诣地分辨两个不同时代的“百家争鸣”,可以理解为一种政治上的表态,他以“管弦乐队”来比喻共产党领导的统一战线,希望在这个有组织、有领导、有指挥的乐队里参加“争鸣”,发挥自己的作用。 

    1957年3月,“民盟”开了全国工作会议。章伯钧在会上提出:要重新估价民主党派的性质与任务,要大大发展组织,每个民主党派可以发展几十万人,几个民主党派合起来可以发展一、二百万人,组织发展到县一级。不久,“民盟”中央又成立了4个临时研究组,分别研究“高等学校党委制”、“科学研究管理体制”、“有职有权”以及“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这四个问题。他们显然希望让“民盟”在国家的社会政治生活中,特别是在文教、科学这些知识分子活动的主要领域中,有较多的发言权、起较大的作用。据“民盟”负责人罗隆基后来作检讨时所说,他们当时的目的只不过是为了扩大“民盟”的影响和组织,提高“民盟”的地位;绝对没有推翻党、推翻社会主义、恢复资本主义的阴谋。[7] 

    据说,6月6日“民盟”六教授的集会是直接引爆“反右派”运动的雷管。事情究竟是怎样的呢?当时在场的叶笃义回忆说:6月初,局势继续发展,北京一些大学有学生闹事的迹象,声称要“驱逐校党委”,而校党委按照党内指示听之任之,不作一声,一些学校秩序大乱。出于对各大学的忧虑,6月6日“民盟”副主席章伯钧、史良在南河沿文化俱乐部邀集曾昭抡、吴景超、黄药眠、费孝通、钱伟长、陶大镛等6位教授,当时参加者还有胡愈之和我,以了解各校情况,分析形势。由于我们当时不知道党内“引蛇出洞”的策略,误以为一些大学的党委已经瘫痪,失去控制局势的能力。因此拟提议由“民盟”出面做学生工作,使各校局势稳定下来,并决定次日就去北大。当晚史良因参加国务院会议,有机会见周总理,因此叫她就便与总理商定时间,通知6教授一同去见,当面请示机宜。规定史良在取得总理的同意后,立刻用电话通知我,再由我用电话通知他们6位。我一直守在电话机旁,等到半夜,最后知道这个建议遭到总理拒绝。这就是当时有名的“六教授”事件的全部经过。[8] 

    “民盟”的活跃令毛泽东震怒。1957年6月8日,毛写了“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的秘密指示。[9]6月10日,毛又写了题为“中共中央关于反击右派分子斗争的步骤、策略问题的指示”的秘密文件。毛认为:各党派中,“民革”、“民建”、“九三”、“民进”等颇好,“民盟”、“农工”最坏;章伯钧、罗隆基拼命做颠覆活动,野心很大,党要扩大,政要平权,积极夺取教育权,说半年或一年,天下就将大乱。 

    胡乔木为1957年7月23日的《人民日报》撰写的社论“用人可以不问政治吗?”,从列宁的《国家与革命》中引了一段话,其中宣称:“无产阶级专政,即不与任何人分掌而直接凭借群众武装力量的政权”。[10]这篇社论明示,共产党其实根本就不可能“与任何人分掌”权力。 

    毛泽东6月8日的秘密指示下达才几天,湖北省就制造了一个所谓马哲民(“民盟”湖北省委主任委员)策划的“小匈牙利事件”。6月12日,汉阳县一中有几百学生因升学率问题罢课,上街游行。该中学并无“民盟”成员,为了把学生的活动栽在“民盟”头上,找到一个所谓的“线索”,即“民盟”盟员、汉阳县民主党派联合小组长、县文化馆图书管理员杨焕尧曾按照中共汉阳县委统战部的意见找汉阳一中中共支部洽商发展盟员的事,谈到过发展该校副校长王建国的意向。就凭这一点,硬把这次学生游行说成是马哲民和“民盟”策动的。8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马哲民策动的‘小匈牙利事件’”为题的长篇通讯,将此事大加渲染,声称这次学生闹事是在“章罗联盟”驻武汉的大员马哲民的策动下,以汉阳县民主党派联合小组长、民盟盟员杨焕尧和民盟发展对象、汉阳县一中副校长王建国为首的反革命集团在汉阳县机关所在地蔡甸镇制造的一次他们自称的“小匈牙利事件”。[11]杨、王二人再加上一个被认为是王在校内的亲信钟毓文,不久即以“反革命暴乱罪”被枪毙。同案判徒刑的10人中3人被送去“劳动教养”,此外还有几十人受了其他处罚。直到1985年中共湖北省委复查后报经中共中央批准,才为此案彻底平反。[12]从这一事件可以看出,当年为了打击“民主同盟”,什么伤天害理的手段都使出来了。 

    1957年6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这是为什么”,声色俱厉地质问:在“帮助共产党整风”的名义下,少数右派分子正向共产党和工人阶级的领导权挑战,甚至公然叫嚣要共产党“下台”。他们企图乘此时机把共产党和工人阶级打翻,……这篇社论宣告了“反右派”运动的开始。 

三、知识分子的良知和心声  

    在1957年,一个人被划为“右派分子”的原因可说是千差万别;并不一定真是本人有什么过失,有的仅仅是因为“民盟”盟员的身份,有的是因为私怨,有的甚至只是因为要凑足上级下达给本单位的“右派分子”指标规定的人数。当然,也有一些被划为“右派分子”的人或者在“整风”、“鸣放”座谈会上,或在大报、小报乃至壁报、黑板报上发表了触犯中共政治标准的言论。 

    下面就来看看当年的一些“右派分子”曾提出了些什么样的主张,这些主张又是如何被批判的。 

    例如,黄绍竑在中共中央统战部召开的座谈会上说,我们的立法落后于客观形势的需要,刑法、民法、违警法、公务员惩戒法都尚未制定公布,经济方面的法规更不完备,“五年计划”快完成了,但是度量衡条例还没有制定。他说,“公务员惩戒法”和各机关的组织条例办事规则是与“整风”最有密切关系的法规,必须早日制定。[13] 

    复旦大学法律系教授杨兆龙在“我国重要法典何以迟迟还不颁布?”一文中说:我们过去在立法方面的努力实在跟不上实际的要求。例如,平常与人民的基本权利的保障及一般社会关系的调整最有密切关系的“刑法典”、“刑事诉讼法典”、“民法典”、“民事诉讼法典”等至今还未颁布。什么是合法的,什么是违法的,什么不是犯罪,什么是犯罪,以及应如何处罚等等,侦查、检察、审判人员没有一个明确的标准足资遵循,因此就发生一些无根据的控告和不应有的错捕、错押、错判的情况。杨兆龙指出:这种情况很可能成为制造矛盾与不安的一个重要因素。对于那种以为“如果制定一套完密的法律,难免限制政府机关应付事情的灵活性”的意见,杨兆龙反驳说,政府机关那种无明确的法律限制的办事“灵活性”有时颇足以破坏社会主义的民主与法治,影响人民对政府的信仰。[14] 

    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庭长贾潜说:政治是政治,法律是法律,我们是司法不是司政策。党对法院工作的领导是通过制定法律来实现的。法律是人民的意志,也是党的意志,审判员服从了法律,就等于服从了党的领导。因此,审判员只需服从法律,再不必有什么党的领导了。党具体过问人民法院审判工作就是违法。[15] 

    这些意见只是希望中国成为一个法治国家,却被认为是严重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言论,遭到猛烈的批判。1979年邓小平在会见日本客人时承认:“我们好多年实际上没有法,没有可遵循的东西。”[16] 

    黄绍竑在上面提到的那次座谈会上还表示,在尊重共产党的领导权的同时,还有一个领导方法的问题。他认为,由党直接向人民发号施令,会造成很多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问题。章乃器在“从‘墙’和‘沟’的思想基础说起”一文中也提到了这个“以党代政”的问题。他认为,不少党员对国家机构的作用还没有足够的认识,有些事情如果先让行政负责处理,党组织加以指导和支援,情况就会更好一些。[17]谭惕吾在“民革”中央小组会议上的发言也谈到共产党领导国家和直接向人民发号施令的问题。她认为,党中央和国务院联合发指示,是由于国务院单独发指示不起作用。她问:既然我们国家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为什么自己专政的机构不用,而要削弱其职权,另在政权之外搞一套党的系统呢?她提出:共产党必须遵守宪法。她把“以法治国”的问题提到很高的高度,并尖锐地反问道:共产党今天是想使国家长治久安呢,还是自己捣自己的乱?[18] 

    为了批判这些意见,1957年7月10日《人民日报》专门发了一篇社论“党不能发号施令吗?”,说这些意见的实质“就是要取消党对于政府工作的领导,削弱党对于人民群众的联系,就是要使得我们的政府变为真正的官僚机关,使得党变为政府机关的可有可无的附属品”。这篇社论还发誓要把这种发号施令的做法坚持下去:“过去是这样,现在是这样,将来(在党还存在的时候)还是这样。” 

    储安平的“党天下”之说可能是最尖锐的批评。他说,我认为党领导国家并不等于这个国家即为党所有;大家拥护党,但并没有忘了自己也还是国家的主人;并不表示党外人士就没有自己的见解,就没有自尊心和对国家的责任感。但是在全国范围内,不论大小单位,甚至一个科一个组,都要安排一个党员做头儿,事无巨细,都要看党员的颜色行事,都要党员点了头才算数,而很多党员的才能和他所担当的职务很不相称。党为什么要把不相称的党员安置在各种岗位上呢?他认为,这个“党天下”的思想问题是一切宗派主义现象的最终根源。[19] 

    沈阳师范学院张百生、黄振旅合写的文章也谈到党把自己置于国家和人民之上的问题。他们指出中国不只是1,200万共产党员的中国,而是6万万人的中国,难道98%的非党同志都无德无才,应当绝对服从2%的人的主张,当这2%人的“顺民”么。他们还主张把党从“人大”与政府之上拿下来,使“人大”成为真正的权力机关,“人大”代表必须经普选产生。[20] 

    南京大学中文系讲师刘地生撰文认为:决不能说1,200万党员的利益就是6亿人民的利益,更不能说1,200万党员的利益应该超过6亿人民的利益;应该改变以往把党放在国家之上,以党的利益代替甚至超过国家利益的做法。他还主张学校里的党派可在教员中活动,不需要在学生中活动,特别是在中小学,应取消少先队和青年团的组织;大学里的政治课应自由选读,以免阻碍培养青年独立思考的能力。[21] 

    这些言论虽然言之有理,却犯忌讳。周恩来在一届四次全国人大的政府工作报告中说:“有些右派分子把共产党对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领导地位说成是什么‘党天下’,这完全是恶意的诽谤。”周恩来还批判了“各党派轮流执政”的“右派谬论”,但究竟有哪个“右派”头面人物发表过这样的意见,却语焉不详。在我所接触到的大量关于“反右”的材料中,只见到天津中学教师黄心平在座谈会上说道:“如果不要共产党一党执政,而要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通过竞选来轮流执政,由各党各派提出不同的政纲来,由群众自由的选择,这就好得多。因为这样做,可以刺激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不得不努力克服缺点来博得选民的选票,为人民服务。”[22] 

    “鸣放”中有人提到了共产党员的特权问题。张云川说,在工作、待遇、工资上,都表现了共产党员不是吃苦在前,享福在后,而是相反,形成特权。[23]其实,毛泽东起草的一个党内指示也承认这一点。毛写道:“党员评级、评薪、提拔和待遇等事均有特权,党员高一等,党外低一等。”[24]上面引过的张百生、黄振旅的文章把反对特权与纯洁党的组织、加强党的领导联系起来。他们说:“取消了党员的特权之后,只有真正的共产主义者才要求入党了,为了借此向上爬的卑鄙的个人主义者用八抬大轿请他他也不希望入党了,因为入党以后无利可图,反而处处需要带头,起模范作用。这样一来,党的组织才能纯洁,党才能通过党员的模范作用去影响人民,才能通过他的正确的主张去领导国家,才能根除‘三害’,才能拆‘墙’平‘沟’,才能团结全国人民,才能推动历史的前进。” 

    当年在校大学生中划出的“右派分子”,正如钱理群所言,“是一些尚未涉世的青年,因此他们的探索的热情,并非源自利益的驱动,而纯是(或基本上是)出于对‘真理’的追求”。[25]下面辑录一些当年北京大学学生在大字报上发表的看法(引自《原上草》,引文后列作者名与页码 ) 

    “在中国人民面前,有不有一次波兰式的变革,我觉得这才是问题的关键。”(谭天荣,46) 

    “前几年的错误绝不是个别的偏差,它是一次根本的路线的错误……用纸包火总是十分危险的,斯大林的错误总有一天会被揭发出来的,党中央也该整风。难道掩饰错误、喜欢斯大林的威信对革命有好处吗?”(严仲强,76—81) 

    “我们目前的任务是:争取宪法的彻底实现,切实保障民主自由人权,使社会主义制度臻至完善。”“肃反运动……在错误的理论指导之下,在错误的领导思想和敌情的估计之下,绝大多数的斗争是错了……肃反运动错误的根源,不在工作方式,而在于脱离群众、以宪法人权为儿戏的官僚主义;以搬运公式为满足的教条主义;以及不准阿Q革命的宗派主义。”(江文,104) 

    “我们有了一个社会主义工业化,还应有个社会主义民主化。”(龙英华,131—132) 

    “法制不健全不严肃,民主权利没有严格可靠的保障,是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的温床。”(叶于,141—142) 

    “如果缺点只是个别人造成的,为什么全国普遍各地都如此。关键是社会主义制度本身缺陷的问题。……我们当前的任务正是要为改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而斗争。首先就是争取真正的人民民主自由。……我们要求健全社会主义法制,争取民主,保障人权和精神人格的独立——这就是我们斗争的目的。”(王国乡,149—150) 

    “我就认为个人崇拜是社会主义制度的产物。……斯大林问题绝不是斯大林个人的问题,……真正的社会主义应该是很民主的,但我们这里是不民主的。”(林希翎,153) 

    “由于共产党对国家政权的绝对控制,国家权力的高度集中。正是由于这种高度集中的权力,才使斯大林的后期可以胆大妄为,犯出一切错误。……任何时代,权力的高度集中,不论是集于个人,还是自称为一贯光荣正确伟大的集团,都是极大的危险,而当人民群众被麻痹被愚昧,就更加百倍的危险!”(王书瑶,204—207) 

    “斯大林错误,波匈事件,我国三大害,都是偶然的吗?不,都是一个根源:不民主。……三害的根源是缺乏人民的民主和监督。”(岑超南,209—211) 

    这就是当年遭到猛烈批判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言论”。几十年之后来看,其中的一些已经成为人们的共识。例如法学界的一些“右派”观点现在已被写入法律之中;其他方面的一些“右派分子”的主张也实际上被采纳了。当时,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副所长严中平在批判经济学家陈振汉的会上说,陈振汉由来已久的买办资产阶级反动观点是,在中国的外国资本和外国工厂并不阻碍而是帮助民族资本的积累,因为外国资本输入或外国人在中国办工厂的结果与民族资本一样,是增加本国人民的生产能力,也就是增加他们的所得。[26]陈振汉因此被打成“右派”。当年中共中央主持“反右”运动的是邓小平。1980年邓表示:“吸收外国资金、外国技术,甚至包括外国在中国建厂,可以作为我们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的补充。”[27]陈振汉当年有什么错,一目了然。 

四、如何评价“反右”运动  

    事实上,当年“右派分子”发表的言论,基本上都是希望中国成为一个法治的、民主的、富强的社会主义国家。对于这些主张,如果1957年不是横加批判,而是认真听取,采纳其中可以采纳的部分,那么,后来中国的政治经济形势和社会道德面貌都会有很大的不同,“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也就不会发生,这几十年的历史就会是另一番面貌 。既然“反右派”运动将这些言论作为打击对象,那就不难判断,这场运动究竟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是必要的还是有害的。在总结这一历史事件时,有人不愿意承认“反右”运动根本上是错误的这一性质,便死死抓住当年个别人说的情绪化的过头话不放,试图证明“反右”的正确性和必要性。而被引以为据的那些话语中,例如葛佩琦的“杀共产党人”,就完全出自歪曲的、不实的报道,当年葛佩琦本人就不承认,要求更正。后来葛佩琦被按照“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的名义“盖棺论定”,这恰好说明当年“反右”时栽赃诬陷手法曾风行一时。 

    当一部分中国知识分子被戴上“右派分子”的帽子,“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消失”的速度就更快了! 

    1957年的夏季发生了一件当时没有几个人知道的事,能充分反映出当政者的心态和知识分子的命运。7月7日晚,毛泽东在上海与36位知识界人士围桌闲话。罗稷南问毛:“要是鲁迅今天还活着,他会怎么样?”当时正是“反右派”斗争白热化的高潮期,罗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显然是想探问:要是鲁迅今天还活着,你会不会把他打成“右派分子”?毛泽东回答说:“鲁迅嘛──要么关在牢里继续写他的,要么一句话也不说。”[28]显然,如果鲁迅依然保持他疾恶如仇的性格,针贬时弊,那毛泽东就会把他关在牢里;假如周树人为了活下去,不再象以往那样写作,毛却可能安排周树人当文联主席。在现代知识分子中,鲁迅是受民众尊崇,又被共产党捧上天的人物;这样的人若活到1957年,恐怕也难逃厄运。鲁迅的命运尚且如此,其他知识分子的前途如何自不必多言。 

    有一种看法认为,“反右”运动是完全正确和必要的,不过也有缺点,即出现了严重的扩大化,把一批知识分子、爱国人士和党内干部错划为“右派分子”,造成了不幸的后果;这些被错划为“右派分子”的人多年来受了委屈,不能为人民发挥他们的聪明才智,这不但是他们个人的损失,也是整个国家的损失。 

    中共元老薄一波回顾“整风”和“反右”时说过:“我们对右派的情况,并没有一个确实可靠的估计,而基本上是跟着群众运动走,整出多少算多少。”[30]他的判断是:“反右派斗争中所划的55万人中,除极少数是真右派外,绝大多数或者说99%都是错划的。”[30]按照这一说法,“反右”运动把那1%的“右派”“扩大”了差不多100倍。如果这种“扩大化”只是偶然发生的,仅此一回,那么,它或许还可以被看成是“失误”或“缺点”。如果每次政治运动制造“打击对象”时都要“扩大化”,那还能仅仅被看作是“失误”吗? 

    在“反右”运动之前,有1951年的“三反”运动和1955年的“肃反”运动。“三反”运动把被打为“贪污犯”的人称为“老虎”,要求各机关、团体、企业、学校在没有任何线索的情况下编制出“打虎预算”,再按照这种“预算”,把一大批无辜者打成“贪污犯”(即“老虎”)。当年究竟“打”出了多少“老虎”,其中又打错了多少,至今未公布真相。我的印象是,错案率很高。在“肃反”运动中,立案列入“肃反”对象的有140余万人,其中130余万人属错案,错案率达94%。可以说,“三反”、“肃反”运动,无不与“反右”运动一样,是严重的“扩大化”了。 

    “三反”、“肃反”运动是中共建政前期的政治运动,操作时比“反右”运动还是相对要谨慎一些。“三反”、“肃反”运动结束之前都有复查程序,一只“老虎”经过“内查外调”批斗逼供之后仍无法证实他有贪污行为或政治历史问题,也就解脱了。而“反右”运动的复查程序直到22年之后的1979年才姗姗来迟,这样才有“多年受了委屈”一说。 

    需要指出的是,“三反”、“肃反”没有大规模的思想批判,而“反右”就不同了。“反右”运动不仅构成了政治迫害,同时还批判“右派分子”的思想见解。当把那些有助于促进法治和民主建设的意见当作“反动言论”加以批判之后,中国就从建设法治国家的目标后退了一大步。要评价“反右”运动,就不能忽视这一点。从这个角度去看,“反右”运动的根本错误就不只是“扩大化”,它代表着思想文化领域专制的全面完成。从1951年批判电影《武训传》、1953年批判梁漱溟、1954年批判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再到批判胡适、批判《文艺报》,1955年又批判胡风文艺思想,再升级为“肃清胡风反革命集团”,思想批判无休无止,批判的对象由个人到几个人、再到小团体,最后在“反右”运动中变成了针对全国知识分子的整肃。“反右”运动破坏了民主和法治,败坏了社会道德,为后来的“文革”准备好了“舞台”、“演员”和“演出技巧”,还为“文革”培养了姚文元、关锋等角色。可以说,“反右”运动是“文革”的彩排;“文革”不过是一场大大扩大了的“反右”运动。 

    在反思1957年发生的这一事件时,我们还应该看看当年“右派分子”都说了些什么、写了些什么。这些被钱理群称做“不容抹煞的思想遗产”的言论,这些以其作者22年的受难为代价、有的甚至是以生命为代价而留下的遗产,经过岁月的淘洗,现在看来是更加光彩夺目了。“右派分子”当年的愿望和要求,有些已经实现,有些将要实现,有一部分虽然此刻还不具备实现的条件,我相信日后迟早会要实现的,我有这个信心。 

    1957年的“反右”运动,既是此前30年共产党革命的果,又是此后50年中国的状况、中国人的状况、中国知识分子状况的因。1958年,“大跃进”开始了。这一年的9月5日,毛泽东在第十五次最高国务会议上讲话说:“几亿劳动群众,工人农民,他们现在感觉得心里通畅,搞大跃进。这就是整风反右的结果。”知识分子经历了“反右”运动,这时已噤若寒蝉,没有人敢说一个不字。“大跃进”当中创造的那些荒唐的“新生事物”,像“全民炼钢”、“全民打麻雀”、“高产卫星田”、“吃饭不要钱”等等,便在社会上毫无阻碍地推广开来,直到造成全国性的“三年大饥荒”这样极其严重的经济社会灾难,才悄然收场。1966年,“文化大革命”又开始了,中国陷入了“十年动乱”。这一切的发生绝非偶然。 

    或许现在有些年青人会问,如果中华人民共和国存在着真正意义上的现代知识分子群体,那些“史无前例”、也但愿后无来者的灾难性事件,是否就不会发生了?其实,“反右”运动的根本目的不就是消灭真正意义上的现代知识分子群体吗?“反右”运动“胜利”了,随后便令人痛心地发生了诸如“大跃进”、“文革”这样的灾难性事件。在这些事件中,人们再也看不到敢于秉持社会良知针贬时弊的知识分子,只能看到狂热的追随者,这是知识分子群体本身的错吗?评价“反右”运动的历史教训,可以帮助我们看到问题的根源,那就是两个字――制度。 

五、知识分子群体“消失”多年以后  

    1978年4月5日,中共中央发出第11号文件,批准中央统战部和公安部“关于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的请示报告”。同年9月17日,中共中央发出第55号文件,提出凡不应划“右派”而被错划的,应实事求是地予以改正。同年12月18日至22日举行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推动了历史上遗留的冤假错案的解决。在1979年里,被“错划”的“右派分子”中99%都得到了“改正”,被开除公职的恢复了公职,被开除党籍的恢复了党籍。他们大都回到原来的专业领域工作,有些人甚至担任了比“反右”前更高的职务,朱镕基的最高职务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王蒙成为中共中央委员、文化部部长,费孝通和钱伟长都担任了全国政协副主席。 

    1986年11月,三位当年的“右派分子”许良英、刘宾雁和王若望,联名发起开“反右运动历史学术讨论会”,向一些人发出了邀请信。邀请信说:“1957年的反右运动,即将满30周年了。反右运动是值得研究的,因为,不了解反右运动,就不能全面地了解30年来的历史,也就很难认识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拨乱反正和推行改革的历史性意义。”费孝通收到邀请信之后,在1987年1月初举行的一次“民盟”的会议上,要求“民盟”全体成员不要参与刘宾雁等发起的“反右30周年纪念活动”,要大家“汲取1957年的教训”,并把他收到的这封邀请信交给中共中央。 

    确实也有一些当年的“右派分子”“汲取”了“1957年的教训”。1997年邓小平逝世后,王蒙发表了一篇悼文。这篇题为“小平同志改变了我们的命运”的文章说:在1988年秋党的十三届三中全会上,会议即将结束、通过会议文件时,有一位老中顾委委员对“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措辞提出了一些意见。小平同志即席讲话,他讲得特别明确,一再强调“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是我提出来的,而且我最坚持”,在重大的原则问题上,他毫不含糊,寸步不让,他的政治敏感,政治判断力与政治上的坚持性顽强性,都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应该说是凛然肃然的印象。[31]王蒙这篇文章也会给他的读者留下深刻印象的。 

    1957年的“反右”运动之后,中国知识分子失去了话语权,知识分子的“消失”从局部扩散到全国,这段历史成了中华文化解构和重组的一个重要阶段。 

【注释】  
[1] 《新华半月刊》,1957年第15号,第168页。 
[2] 见1957年6月8日中共中央“关于组织力量准备反击右派分子进攻的指示”载《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0册,第285-286页。 
[3] 《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257页。 
[4] 《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268至269页。 
[5] 出处同上,第273页。 
[6] 《新华半月刊》1956年第13号。 
[7] 《新华半月刊》1957年第18号,第99页。 
[8] 叶笃义,《虽九死其犹未悔》,第100-101页。 
[9]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432-433页。 
[10] 《胡乔木文集》第1卷,第572页。 
[11] 《新华半月刊》1957年第17号,第156页。 
[12] 蔡公,“‘小匈牙利事件’真相”,1999年1月15日《南方周末》第10版。 
[13] 《新华半月刊》1957年第11号,第31页。 
[14] 上海《新闻日报》1957年5月9日。 
[15] 《人民日报》1957年12月12日、24日。 
[16]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89页。 
[17] 《章乃器文集》下卷,第566至567页。 
[18] 《新华半月刊》1957年第13号,第85页。 
[19] 《新华半月刊》1957年第12号,第23-24页。 
[20] 《沈阳日报》1957年6月10日。 
[21] 《人民日报》1957年6月22日。 
[22] 《天津日报》1957年5月27日。 
[23] 《人民日报》1957年5月31日。 
[24] 转引自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632页。 
[25] 钱理群,“不容抹煞的思想遗产”,《原上草》,经济日报出版社1998年版第9页。 
[26] 《新华半月刊》1957年第20号,第82页。 
[27]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51页。 
[28] 黄宗英,“我亲聆毛泽东与罗稷南对话”,《文汇读书周报》,2002年12月6 日。 
[29]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修订本,人民出版社,下卷,第6页。 
[30]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第641页。 
[31] 《王蒙文存》第15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年9月版,第163页。

 

—— 原载: 当代中国研究
纵览中国网站刊登日期: Sunday, November 5, 2017

当年的红卫兵去哪儿了?

November 7, 2017

  中国经历了那么荒唐的十年,几亿人的集体狂乱,仅仅发生在不到50年前。这么多人,在十几二十年间突然全都不见了,如同遥远如秦始皇时期。那么多亲历者去哪里了?我们像故意要忘却这段历史那样,对这段历史讳莫如深。但如果对罪的审视已缺席,罚也就形同虚设。

  于是,大多数的亲历者,都像开过会那样,形成了一种默契。不提那些不堪的往事,或者只提他们火热的青春和真挚的信念,他们甚至有权利摇摇头,说现在的年轻人怎么了,不像他们那么有信念。历史在这样的自我改造下,变色了,那么沉重残酷的现实,被蒙上一层轻纱,打上粉色绿色和红色灯光。

  那么,问题来了,这些文革时期的红卫兵,去哪里了?他们后来的生活如何?

1,自述:我的爷爷是一名红卫兵

◇ 李飞:

  我的爷爷是昆明师大红卫兵组织的头目。那时候的头目,呼风唤雨,不可一世,斗得了任何人。

  他是一名大学老师,因响应号召参加了那场斗争。1976年文革结束不到一个月,爷爷就遭到逮捕,伴随他的那场说不清是爷爷强迫奶奶结婚,或是奶奶趋炎附势的婚姻就此完结——他们迅速断绝了所有关系。

  被逮捕后,爷爷在里面被人打,祖奶奶四处求人托路,但是没有用。从那时起,四里八村里凡是参加过红卫兵的人,人人自危,即便有亲戚中有红卫兵也唯恐避之不及。

  特别是爷爷这种头目,被点名的“三种人”。

  80年代里一个说不清的时间,爷爷被放了出来,结果是开除党籍。而不言明的处理结论还在继续:永世不得录用。这也终于殃及了下一代——父亲生前两次入党,政审均不合格。

  80年代是个令人怀念的时代,上面说啥就是啥,没有那么多投机倒把,也没有什么尔虞我诈——社会开始开放,但普通百姓都还生活在计划经济体制内,一切有条不紊。唯一不按计划出牌的是爷爷的归宿,他以一个文革前大学本科学历教师的身份,被委以去学校看大门的重任,我猜想,那时候的十里八村,爷爷必定是个红人。

  这种落差没有停止在外围,爷爷看了几年大门后就自觉滚蛋了,两个儿子都看不起他(也就是我父亲和他兄弟),他只能帮着祖奶奶做零活补贴家用。

  在我少有的关于爷爷的记忆里,他不谈革命,也不谈政治,或者说他那个脏兮兮的书窝里就没有一本跟革命沾边的书。从父亲与爷爷见面必吵来看,什么红宝书和领袖头像也许早就被个人愤怒撕碎在野火之中了,剩下的也只有迷幻宗教还有志异小说了,偶尔我还能看见他沉迷于研究崂山道士。

  父亲没在的那年之后我再也没去见过爷爷,因为与爷爷分开住,每次去看爷爷都是父亲带着去——母亲是不喜欢爷爷的。不过那年我在爷爷的堂姐我叫做三奶的人带路下,终于见到了所谓奶奶的人。而那次见面,要去做的事也不好,是去告诉他儿子也就是我父亲的死亡的消息的。

  那时候我六年级,记忆力还好,三奶和她靠近坐着,双手握着那个叫奶奶的人的手,意味深长地说:“小云,不在的啦。”我看着那布满沟壑的老脸竟没有一丝动容,更没有一丝眼泪。而火葬厂火化的那天,活着的白发人也终究没有出现在送别黑发人的人群中,即便是自己亲生的。当年到底多么疯狂,也许从此可见一斑。

  父亲没在四年以后,爷爷也走了。父亲的兄弟发现了他的尸体,据说死的也挺符合现在对红卫兵咬牙切齿的人想象的:又冷又硬的尸体衣裳不整的侧躺在又黑又脏的床边,而脑袋斜着一边翻着白眼看着那破电视放着岛国A片,我没有必要去隐瞒,是因为我们自己死的时候指不定又有多恶心。

  后来在图书馆无聊看杂书杀时间的时候,看到了一个昆明一二一学生运动里的名字。没错,那就是爷爷的!无奈我不知道学生时代的爷爷当时在振臂高呼、直面火热的革命理想的时候,是否有想到自己最后成孤家寡人,并在寂寞的岛国AV中死去。

  红卫兵也分很多种,这是出身地主家庭的姥姥告诉我的:祖姥姥是大地主,免不了戴高帽游街,姥姥说村子里十个人有七个都斗过自己家,在姥姥家的院子里叫嚣着让交代问题。

  文革结束后姥姥家也只和那十分之三的同村来往,30户的村子,到后来城中村改造时在姥姥家吃散伙饭的就那8户。这倒不是刻意裹挟批斗,而是人都有本能去美化记忆或者创造记忆。

  村子中心的一栋法式别墅里有个被国民党军官遗弃的小老婆,这是我妈小时候的玩所,直到有一天,全村人突然冲进别墅,把我妈这种不满10岁的小孩子踹到一边,把那小老婆揪着头发拖到旁边村委会,挂铁牌、戴高帽,几乎全村都亢奋地上去打几下。不出几天,那可怜的女人就死在村委会,被那群人埋在了盘龙江边。也是这群人,在四人帮倒台的1976年,家家又亢奋起来,做批斗江青的文革风画,揪出原来村子里的工作队提拔的头头,上面还没指示就已经干死这个头头在江边刨坑埋了,这种乱象,直到1978年公检法全面恢复才逐渐消退。

  路遥见马力,日久见人心。

  90年代,我刚刚开始记事的时候,村子里来了个台胞,大伙儿去大酒店开欢迎宴,他就是文革时候被斗死的那个小老婆的儿子,当年被带去台湾没带他妈。台湾人问的最多的就是她妈妈在哪,各个都说不知道,嘴巴大的姥爷喝多了跑去敬酒也就说了,人死了埋哪里你们会不清楚?

  然后我妈清楚记得那个揪着头发把女人拖出去的人对着台湾人说:那些年,那么乱,人人自危的事咋个敢问?

  而当年动手打人众人纷纷附和:是呢,是呢。

  每每看到当年的红卫兵,又在呼风唤雨的时候,我就想起妈妈记忆里的那个可怜女人和我那个被世界遗忘的爷爷。

  点上一根烟,脑里咀嚼起来工作里遇到的那些人那些事,偶尔想起南方周末那句话“在这里读懂中国”也就会心一笑,扔了烟头,勉强活在这个对自己对别人都不诚实的社会里。

2,他们去哪儿了,这是个大问题。

◇ 孙小方:

  我也很奇怪,红卫兵到哪里去了。中国经历了那么荒唐的十年,几亿人的集体狂乱,仅仅发生在不到50年前。看看纪录片,满坑满谷的红卫兵,把天安门塞得水泄不通,所有人发疯似的,参与到这场狂热的运动中去,造反、批斗、械斗,甚至还有动枪动炮的,这么多人,过了十年、二十年,突然全都不见了,大家看待文革,好像是遥远如发生在秦始皇时期,明明那么多亲历者,却在主流话语平台中,鲜有人提起这段历史,电影、电视剧、课本、书籍,对这段历史,大多是猎奇的视角,而真实记录的极其罕见,以至于现在的孩子,大概都不知道文革是怎么一回事。

  那么多亲历者去哪里了?中国人像故意要忘却这段历史那样,对这段历史讳莫如深。我总觉得应该深入研究。罪与罚,因为对罪的审视已缺席,而罚也就形同虚设。最后,惩罚落在了几个政治头目头上,文革被定性为抢班夺权的一种手段,人们重重的吁了一口气,哎呀,我们原来也是被蒙骗的,所以,怎么能怪我们?于是大家又朝着天安门,捏紧拳头,举起手臂,山呼打倒或者万岁。

  于是,大多数的亲历者,都像开过会那样,形成了一种默契。不提那些不堪的往事,或者只提他们火热的青春和真挚的信念,他们甚至有权利摇摇头,说现在的年轻人怎么了,不像他们那么有信念。历史在这样的自我改造下,变色了,那么沉重残酷的现实,被蒙上一层轻纱,打上粉色绿色和红色灯光。

3,这或将成为巨大的民族不解之谜

◇ 涂子:

  红卫兵并不是一个永久的身份,它可能、也可以是一个曾经的状态。“文革的沉默”一直是我觉得最微妙的地方。这里的沉默并不是指当局的态度,而是整整那一代人,无论是皓首穷经的知识分子,还是布衣缠头的劳动人民,他们都奇怪地整体选择了对过往的事情避而不谈。文革中不全是红卫兵,有参与积极的人,也有被起哄激励的人,还有是被挟裹的人。无论是积极参加,还是起哄激励,都可能是施暴者。偌大个单位不可能全都是第三类人。所以我在想,他们是不是刻意隐去了自己全部的身份,故意用幽默和好玩的故事来打消面对这个话题时的尴尬甚至内疚?

  另外,他们也很少留下文字、日记。梁晓声曾在80年代还是90年代号召过“为文革的行径道歉”,结果被多家批判之后也没有了下文。整个80、90年代的知识分子,更多的是表现出“青春无悔”的姿态的人。现在,沉默者们已经慢慢老去,甚至已经告别人世。也许这终将成为我们这个巨大民族的不解之谜。

4,你身边总会有一名“红卫兵”

  现在60岁左右的人,大多数都入过“红卫兵组织”。所以,你身边,包括你的亲人,几乎都有红卫兵身影。这是被文革毁了的一代人,总体来讲,是素质最糟糕的一代人。那些在恶劣环境下完成了自我救赎的红卫兵让人钦佩;那些被毁掉的、但还不自知的、甚至还自得其乐的红卫兵,怜悯他们吧。

  不仅是60岁的人。包括我,写上几句话,就容易露出“好勇斗狠”的童年痕迹。红卫兵绝不只是那些高干子弟,也不指那个时代的投机者,红卫兵组织一直持续到约79年,几乎把年轻人一网打尽,就和现在入少先队一样。除了红卫兵,还有红小兵。这种教育的结果大家都看到了。究竟文革时期的教育是什么样的,大家可以去研究一下看。

6,红卫兵产生有深刻的文化因素

◇ 郝霖霏:

  人很难超越自己的时代,站在今天的角度来审视当时的社会,无论是红卫兵还是非红卫兵,在意识形态和思想观念上其实并没有太大的区别,真正改变了一代人的,最终还是时代的变迁,是不断变化着的社会结构投射在不同人身上的影响塑造了当年的红卫兵,使他们变成了今天生活在我们身边的各种各样的人。

  文化大革命的发生和红卫兵的产生有深刻的文化原因,这种文化包括中国的封建文化,中共的革命文化和建国后的党文化,我认为红卫兵现象甚至还有更普遍的人性和民族性的原因,因为即使在今天,在根本没有接受过,甚至逆向地接受了革命文化和党文化熏陶的人群中间,却仍然可以见到红卫兵的影子,这是发人深思的现象。

6,或许我们不懂“红卫兵”

◇ 卓然:

  爸爸、研究生导师以及单位领导都是曾经的红卫兵。毛主席虽然不在了,但他们依然在各自的岗位上发挥着光和热,掌控着我们这一代,就像他们曾经被玩弄着一样。即使偶尔谈起那峥嵘的岁月,也不会有追忆与向往,只是一些吐槽与无辜,再加上一句“你们不懂”。

  我相信那是个“极品”的年代、错误的年代;我也相信那个年代的“爸爸”,也“极品”过,错误过。只是他更愿意强调时代的错误,而不愿意回忆自己的错误及人性的悲哀。我爷爷、奶奶讲起文革,有的事是爸爸从不承认的:我奶奶被关起来,叫我爸爸去送饭,他不敢去,最后是比我爸爸小的叔叔去的。我爷爷被批斗时,爸爸路过看见,绕着道就走了,跟不认识自己爸爸似的。

  每个时代有各自的情况,人们都是向前看,希望社会越来越好、人性越来越光辉!那个时代的“红卫兵”们,人虽活着,但所作所为已淹没在时代的步伐中。如同以后体制越来越完善,人类越来越文明了,只是曾经的“灰色”岁月不会再提及。

7,面对过去,只能教好现今每一个学生

◇ 白羊座:

  高中政治老师,也是我们班主任,他年轻的时候就当过红卫兵。第一次开班会,他和我们聊了很多,中间就夹杂了不少关于年轻时做的荒唐事儿。具体内容已经记得不太清楚,只记得讲到最后,他眼含泪光地说,对以前当红卫兵时候做过的糊涂事表示很后悔,在他心中,唯一能补救的,就是把他教过的每一个学生都教好,不让他们犯错。一个几十岁的男人,第一次班会演讲,突然哭泣的像个小孩。

8,回归本色他们各散天涯

◇ Allen XU:

普通人继续普通着,这事件成了他们一生里不多的亮色或阴影。家里某位长辈至今还是不时回忆当年串联去北京见到了姚文元的事情。至于那些在中南海吟诵过“我失骄杨君失柳”的人,他们是时代的角色,任何一个时代都是,红卫兵也不过是其中之一,他们都有光明的前途。

9,他们都还在,只是你不知道而已。

◇ 猫大叔:

  其实他们都在,只是不说,你不知道他们的过去。

  在当时的中国,除非是黑五类,否则是适龄青年都是红卫兵,所以楼上那些说红卫兵混的不如意,跳广场舞,没教养之类都是不全面的。当时官二代也当过红卫兵,可能为了保护自己,他们会更左,更激进,这也不会影响他们后来翻身去经商,做官,当学者,继续做一个道貌岸然的人。

□ 来源:《马桶日报》

【华夏文摘增刊】第一一○○期(zk1710d)(作者:沈沛东,安文江,马桶日报,林小仲)

 

 

关敏:临时约法被废100周年

November 7, 2017

信奉儒家的曾国藩、李鸿章虽然统率天下大军,他们都做到了忠君。但是袁世凯就不同了,他以小站练兵起家,他练的军队成了忠于他个人的私家军,他先后出卖了光绪与宣统两位皇帝。等他称帝的时候,他的部下们照样把他给卖了,这些割地为界的军人便成了民国早期阻碍中国政治民主化的主角。

1916年6月6日袁世凯气病而死,7日副总统黎元洪依《临时约法》接任总统。

段祺瑞组阁时拟任徐树铮为国务院秘书长,黎却以徐为人跋扈而坚拒。最后还是黎元洪让步,同意徐为国务院秘书长。徐树铮本来就张狂,有了此过结,对黎更是没有好脸色。据时人回忆,徐每日进府盖印,不发一言。某日因山西省同时更动三厅长,黎偶问是何原因?徐竟答道:“总统但在后页年月上盖上印,何必管前面是何事情。”黎当时大为难堪,表示以后不愿再见徐之面,不愿只作盖印的工具。如总统有不同意见时,得交回国务院再议。同时,黎元洪又支持内务总长孙洪伊(国民党)与段祺瑞、徐树铮的独裁作斗争。段祺瑞不肯让步,几次以辞职相威胁,最后竟用武力将孙洪伊逐出内阁,又唆使督军团胁迫黎元洪罢免了丁世峄,段祺瑞也授意徐树铮辞职作为让步,才暂时缓和了双方的矛盾。

民国那时有三系主要军阀,其中皖系、直系是袁世凯的直接下属。皖系的段祺瑞,包括徐树铮编练的四个旅和四个师,嫡系部队有大约6万多人,政治上有交通系和安福系;直系冯国璋,包括保定的曹锟、洛阳的吴佩孚,以及冯玉祥、孙传芳等部,1924年有兵力25万多人;奉系张作霖出身马贼,袁世凯死后排挤掉袁的心腹段之贵而得以大发展,在1924年已经拥有兵力约17万人。

1916年8月1日国会复会后,于9月6日成立宪法会议着手制宪工作。国民党议员主张省制列入宪法,实行省长民选、地方自治,反对中央集权,维持南方的半独立地位。此主张得到各省议会和西南地方实力派的支持。梁启超等进步党人以“宪法案研究会”即“研究系”的名义在国会中活动,坚决反对省制入宪,他们认为,“省制问题萌芽未久,故今日尚属研究时代”;以取宠于正在谋求独裁统治的皖系军阀。与此同时,在辩论国会体制问题时,国民党主张扩大国会权限,以抵制段祺瑞的专制独裁;研究系则主张缩小国会权力,改两院为一院,以迎合皖系专制的需要。由于国民党在国会中居多数,研究系主张不能得逞;国会便以《天坛宪草》为基础重新起草宪法。互相妥协的方案是,将省制列入宪法,但省长仍由中央任命,并规定省议会职权以不抵触中央法律为限。这本是双方折衷的产物,属于单一制下的集权分权,并不属于联邦制或反联邦制争议。但即使如此,该草案仍未能于二读通过。1916年11月29日和12月4、5、8日,宪法审议会进行了四次表决,均因达不到2/3多数票而未能通过地方制度入宪的议案。最后一次表决赞成票仅差4票,使赞成地方制度入宪的议员非常恼怒,为此发生了议会斗殴案。

因此,段祺瑞等皖系首领对国会甚为不满,他们不断挑动北洋各省督军出面干涉国会,打击国民党。为此,以张勋和倪嗣冲为首的北洋系各省督军代表于1916年6月9日、9月21日先后两次在徐州开会,要求修改宪法,改组国会,驱逐国民党员出内阁,胁迫南方独立省份迅即取消独立,否则“以武力解决”。督军团结成以张勋为盟主的13省区联合会,居然宣称:“以后遇有要事可由张上将军代列名,再通告各省……国会如借故扰乱与一省为难,本团体当联合声讨……各方如破坏统一或对政府有非理之要求者,本团体即以公敌视之。”梁启超研究系也勾结督军团,内外配合,夹击国会和国民党。督军团肆意干政,引起社会各界的谴责。黎元洪在9月29日发布了一道禁止军人干政的训令。段则极力包庇张勋,掩盖徐州会议真相,并且又策动督军团在1917年1月9日开第3次徐州会议,提出解散国会、修改约法、改组内阁和总统府等4项解决时局主张。

双方矛盾达到白热化的程度,出现了黎和段的所谓“府院之争”。当1917年3月4日,段亲率阁员到总统府,请黎元洪在对德绝交咨文上盖印时,黎断然拒绝。段即以辞职相威胁,避居天津,秘密发动各省督军反黎,黎得知后不得不屈服,托冯国璋请段回京,答应对德绝交,对内阁拿来的命令不得拒绝盖印。3月10日、11日,参众两院也通过对德绝交案。接着就讨论参战问题。当时国会内外、朝野上下都强烈反对中国参战。孙中山、康有为、国会均不赞成。上海、广州、武汉等地的商会纷纷通电,反对对德宣战。各省大小军阀、包括北洋嫡系也不赞同段祺瑞的参战主张。张勋、王占元、倪嗣冲等人都有电报打到国务院,反对参战。以日本为后台的段祺瑞按照日本的意旨,极力主张参战,条件是得到日本的大量贷款,段有了钱就具备用武力来统一全国的重要条件。但是黎元洪总统和国民党占优势的议会坚决反对。于是,段运动皖系的各省督军(相当于今天的军区司令)于1917年4月25日在北京开会,决定参战。5月1日,倪嗣冲等四督军闯入内阁会场,胁迫内阁匆匆通过了对德宣战案。段祺瑞立即胁迫黎元洪核准。黎推给国会去讨论。

5月10日,众议院开会时,段唆使所谓“公民团”4千余人包围议会,强迫参议院通过参战案。有议员进入会场,他们就投以各种名目的请愿书和传单,如不接受或接受的动作稍慢,就被这些“公民”饱以老拳。先后有邹鲁、田桐等十余名议员遭到殴打。又有所谓的公民团“代表”谒见议长汤化龙,声言若不将参战问题完全解决,决不许议员出院门一步,出门者即殴击之。院门之外,负责治安的警宪与“公民”们和平共处,并不干涉“公民”的非法行动。而且,指挥公民团并出任公民团代表的恰恰多是军警人员,这使得对此并不陌生的议员们马上想起了民国2年10月6日选举正式大总统时,“公民”们包围国会,叫喊:“不将我们可心的大总统选出,就不许议员出议场一步”的一幕。议员们对此非常愤慨,一致主张不解决此事则不能讨论参战案,并要求国务总理和内务、司法总长到会接受质问。但段祺瑞仅派人送来一份咨文,称已下令警厅取缔公民团,不准备莅临议场。这时院外群情汹汹,“公民”们大有一拥而入之势。汤化龙说:“总理如不亲自到院,外面将会说这件事完全是总理授意,此后说也说不清。”张国淦将汤的话用电话告诉段祺瑞,段才表示要亲自走一趟。晚7时半,段祺瑞乘车来到众议院。气势汹汹的公民团突然变得规规矩矩,列为两行,摇旗欢呼,掌声如雷。段下车后面带微笑进入院内。议员们纷纷向段质问,段却说:“这些人也是国民一份子,来院请愿,情有可原,只能和平劝导。如果强用兵力解散,伤及人命,恐怕还会有人说话。”段的这番话令人愤慨,有人提出不能放段出院,认为段一出院就会暴动,必须将段留在院内作议员的护身符。于是形成了“公民围困议员于院内,而议员乃围困总理于一小休息室内”的奇观。国民党议员邹鲁激愤之余,揎拳捋袖,大声嚷道:“公民可以打得议员,议员为什么打不得总理”,一边说一边向休息室冲,经人劝阻才恨恨作罢。这时北京警察总监吴炳湘亦赶来,遵段命劝谕公民团解散,仍无效果。直到“公民”们向院内乱掷石块砖瓦,将日本记者中野打伤,警宪们才开始真正动手驱逐这些“公民”。一直闹到晚11时,风波才平息。

段照搬袁世凯的公民团做法,结果使自己成为全国舆论的众矢之的。孙中山、唐绍仪、岑春煊、章太炎等社会名流纷纷通电,要求严惩暴徒,各大报刊也刊文揭露段是公民团的幕后策划人和元凶。连未到北京的直系督军冯国璋、李纯也通电附和。政府阁员谷钟秀、张耀曾、程壁光、伍廷芳均提出辞职。由于财政总长陈锦涛和交通总长许世英此前已因贿案而免职,教育兼内务总长范源濂泡在医院中躲是非,所以在5月12日国务院例会时,只有段一个人出席,也算一大世界奇观。秘书长张国淦劝段暂时引退,段却认为辞职会使参战案功败垂成,准备硬撑到底。段在几天内,三次向国会咨文,要求国会讨论通过参战案。

5月18日,报纸透露这仅剩的一名内阁总理竟然向日本借款一亿,5月19日众议院、决议该借款无效,国会以2/3的多数,表示对内阁不信任,要求改组内阁。对此,段氏的督军团竟然上书总统要求解散国会,而按照约法规定,总统并无解散国会之权。总统黎元洪只好在23日免去段的总理职务。这一免职决定却立即被参众两议院通过(但是约法也有矛盾的规定,即在总统签署以后,要由总理副署才有效)。段祺瑞在免职令公布后仍然以国务总理的名义发布了一份通电:“……查共和各国责任内阁制,非经总理副署不能发生效力。以上各件,未经祺瑞副署,将来地方国家,因此发生何等影响,祺瑞概不能负责。特此布告。”这通电文不仅肯定了黎的免段令非法无效,而且带有煽动之意,教唆北洋督军们以此为理由公开反抗黎元洪。免段不是黎总统的胜利,而是更激烈的政争的开端。

辛亥之后,由于德国一直支持张勋的复辟活动,供其金钱和枪炮,因此在对德宣战问题上,张勋与段祺瑞有分歧。黎元洪想借张勋之口“昌言”反对参战,“因之倒阁而去段”。为此,黎元洪还任命与张勋有联系的李经羲任总理。

被免职后的段祺瑞到了天津,又策划皖奉等北洋8省“独立”,通电要求解散国会和段祺瑞复任,否则即与北京政府断绝关系。5月29日,段系的安徽省长倪嗣冲立即宣布“独立”,和中央政府脱离关系。紧接着奉天督军张作霖、山东督军张怀之、福建督军李厚基、河南督军赵倜、浙江督军杨善德、直隶督军曹锟、陕西督军陈树藩也宣布“独立”。倪嗣冲对督军们这样凭藉武力与总统和国会作对的行为辩解道:“黎总统听信群小,排斥正士,暴民盘踞国会,勾结府中,以夺取政权,须以武力驱逐之。”督军们明目张胆把议员称为“暴民”,和总统一致叫“勾结”,因此要以武力解散国会,驱逐总统,夺取政权。这就是中华民国建立以后,高层武装拥有者的心理状况的反映。不仅仅如此,督军团还到张勋部驻扎的徐州集会,公然要把满清的皇帝请出来,而有辫子兵张勋复辟的一幕戏。很有意思的是,戊戌变法时候站在时代最前列的康有为是张勋复辟的主要谋士,梁启超则是后来皖系的主要高参(梁启超的一生是反孙中山反国民党的一生)。6月2日,“独立”各省又在天津设立“各省军务总参谋处”,宣告支持段祺瑞,反对黎元洪。

在这种情势下,李经羲吓得躲在天津租界中,不敢上任,他向黎元洪提出,必得张勋进京“保驾”,才能就职。5月29日晚,黎又致电张,请张勋出面调停。30日,张勋回电,提出调停的五项条件:督军参与宪法的制定、段祺瑞复职、罢斥总统左右的四“佥壬”、赦免帝制犯、清除议员中的“暴烈”分子。黎无奈,只得在5月31日向张勋发出邀请电。进京之时,张勋要求带卫队,黎元洪允他带2000人,不料一下来了6000人。6月8日下午,黎得到张勋的6项调停条件:1、实行责任内阁制。2、解散国会。3、解散省议会。4、惩治“四凶”。5、另定宪法。6、赦免政治犯(即洪宪帝制祸首)。要求黎在48小时内答复。李经羲电劝黎接受。9日下午,黎元洪拟就解散国会的命令,但无人副署。几经努力最后,由江朝宗将解散国会令副署,于13日9时正式发出,但日期填的是12日。顿时舆论哗然,时避难上海的国会议员们,以江非阁员不能任代总理为由,联名通电反对。

7月1日凌晨,张勋把溥仪捧上皇帝宝座,改元为“宣统九年”。见时机成熟,段祺瑞在皖系和直系军人支持下(日本也给了一百万军饷),只花几天时间就于7月12日中午打进了北京,于是乘此参战,借贷总额达到三亿日元以上。他以参战为名,把扩张北洋的私家军合法化,就野心勃勃地开始了以武力统一全国的北洋军阀时代。

由于段祺瑞采纳梁启超建议,借口挫败复辟是共和再生,提出应遵循辛亥革命前例,绕过旧国会,于1917年11月10日段召集所谓临时参议院,修改了国会组织法和议员选举法,重新选举国会,以达到他取消国民党议员占优势的旧国会和废除《临时约法》的目的,从而引起旧国会议员的不满,他们响应孙中山择地另开国会的号召赴粤,从而产生了南方护法政府!1918年8月段祺瑞解散临时参议院,建立了为段氏服务的清一色按照北洋军阀旨意行事的所谓安福国会。他超过了袁世凯。袁专权就干脆当皇帝,段祺瑞同样专权,却披上民主法制的马甲,里面全是专制!

以上从袁世凯死后到段祺瑞横行的短期历史说明几个问题:第一,这些手握兵权的督军们和袁一样,迷信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任何阻碍他们的民国的约法、议会、总统,随时可以废除而另外制造;第二、他们肆无忌惮地横行,民国的最广大公民们却很少反对表示,似乎民主制度并不和他们息息相关,可见新的外来的共和制度与普通民众需求的脱节,孙中山等民主派的势单力薄。第三、约法被废除,国会被解散,民国也就是徒有其名了。按照袁伟时所谓的民主法制的程序进行合法斗争的基本条件也就不存在了。

 

北京之春 2017年11月号

中国历史教育的教傻作用

November 6, 2017

【中国历史教育的教傻作用】

中国近代历史本来应该很值得大家思考反省,但是中国历史教育却恰恰相反,是一种以把人民变蠢的思路教历史,第一点就是不顾事实偏帮我国的愚蠢统治者说话,本来灾难失败很多都是我国统治者的愚昧和蛮横造成的,却把这些愚蠢蛮横不理智的统治者塑造成一副屈辱的形象,这些都跟历史事实截然相反,造成了一个广大读了这种课本的人误以为中国近代的君主们是胆小懦弱静待别人宰杀的羔羊,也误以为外国政府和军人发动战争就是要签订不平等条约,事实正相反,在签订不平等条约之前,有无数的机会可以签订更好的条约,有很多机会可以和平解决问题,而大部分造成战争的原因,是清政府和清朝臣民的愚民和野蛮,也是清政府的无能和自负造成的,我们的历史课本总写这个国家拿这个当借口,那个国家拿那个当借口,这个表述是错误的, 那些都不是借口,都是事件的起因,只是这些个事件可以被任何一级官员合理解决的问题,在满清各级官员昏庸的情况下,清廷各级官员蛮横无理或者无能推脱,导致事件螺旋形升级,不断被放大成为危机,导致战争,并且清廷往往自以为自己靠武力能够取胜,蛮横无理自负无能,种种野蛮无知导致了失败,结果最终导致了不平等条约,问题是,清政府的脑子里根本没有平等条约的理念,他们在有优势的情况下欺压他国,他们在实力强大时蔑视他国,各国对待清政府并不比清政府对待他们更野蛮更无理,相反,各国给予了清政府很多和平解决的机会,但是在被击败之前,清政府从来就没有给过外国政府平等。所以说,中国近代史并不是我们学习的所谓屈辱史,他是一段愚昧史。中国历史教育就这么荒谬,他不是把群众教明白,反而是教群众毫无理性的盲目仇恨外国,其实,接受近代史教育的当代国民可能比满清时期国民更加愚蠢。


微博留言评论

琛平之周
琛平之周:1满清是被连踢带打连扯带拽托进现代文明的。2专制教育是以降低民众智识愚化奴化便利奴役统治为唯一目的的。
11月4日 23:20
爱笑的小河弯弯
爱笑的小河弯弯:太对了!
11月3日 11:26
文明开化开拓万里波涛
文明开化开拓万里波涛:中国大陆没有资格指责日本不尊重历史,首先自己就没有做到
11月4日 16:19
戴墨镜的哑巴
戴墨镜的哑巴:人家是让自己的国民越开化越好,我们是让自己的百姓越愚昧越好。让他们只知道挣钱养孩子,都不会抬头看看周围的世界,像不会独立思考的动物一样活着。这样便于统治罢。
11月4日 21:24
用户vmhvipwuex
用户vmhvipwuex:此文才是伟光正!
广东_陈佳
广东_陈佳:不但中国历史教育有教傻作用,而且传统文化也是一直有教傻作用,注意这是上下一脉相承的,并不是现在的人才有意识教傻,而是从古至今就有的教傻方式,比如伪中医能有效防治疾病。
11月5日 12:55
杨林977
杨林977:近代史。小时候,共产党打败了日军,蒋委员长像个猴子下山摘桃子一直在我脑海里。长大了,才知道这不是事实。不过,我们政府正在正视历史,还原历史,只是因为这样那样的原因,步伐迈地小一点。
11月3日 12:12
原A下上:分析分析,到底是些什么这样那样的原因啊?真使人一头雾水,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11月3日 19:07
 
周铁东本人
周铁东本人:历史永无真相。
11月3日 12:04
温流vip
温流vip:说的太对了,抓住了问题是症结,无论是近代还是现代
11月4日 21:31
林修治
林修治:一个腐朽的体制,会不择手段来污染一切美好的制度!正所谓,入鲍鱼之肆,久而不闻其臭!1月6日 15:13
仙哈哈哈
仙哈哈哈:哈哈,阴阳五行理论推论不出你这些东东滴,你说咋整?[笑cry][笑cry][笑cry]
11月3日 20:08
比特币太史公
比特币太史公:历史离我们越近,评论越容易离谱,历史离我们越远,史实容易失真
11月5日 00:17
yz姚一中
yz姚一中://@yz姚一中: 权威人士再三批判追求真实历史的人是搞历史虚无主义。//@和谐社会依法治国://@比特币太史公:历史离我们越近,评论越容易离谱,历史离我们越远,史实容易失真
11月5日 12:55
手机用户2337066131
手机用户2337066131://@yz姚一中://@yz姚一中: 权威人士再三批判追求真实历史的人是搞历史虚无主义。//@和谐社会依法治国://@比特币太史公:历史离我们越近,评论越容易离谱,历史离我们越远,史实容易失真
11月6日 13:40
港粤情深kTV欣赏
港粤情深kTV欣赏:转发微博
11月6日 10:08
西门郊外大官人
西门郊外大官人:分析有道理
11月5日 23:48
陈-信滔
陈-信滔:转发微博
11月5日 12:44

谌旭彬:有图为“证”:甲午战争大清赢了

November 6, 2017

2017-11-07  短史记

很长一段时间里,浙江余姚人蒋梦麟(1886~1964),都以为中日甲午之战是以大清朝的全面胜利而告终。

 

因为他看到的画片,就是这么画的。

 

蒋梦麟回忆:

 

“新年里常常有些小贩到村子里卖画片……有一年新春假期里,有一套新鲜的图画引起小孩子们的浓厚兴趣。这套五彩图画绘的是一八九四年(甲午年)中日战争的故事。其中有一张画的是渤海上的海战场面,日本舰队中的一艘军舰已被几罐装满火药的大瓦罐击中起火,军舰正在下沉。图中还画着几百个同样的大瓦罐在海上漂浮。这种瓦罐,就是当时民间所通用的夜壶,夜间小便时使用的。另一幅画中则画着一群带了铐链的日本俘虏,有的则关在笼子里。中国打了大胜仗了!自然,那只是纸上的胜仗,但是我们小孩子们却深信不疑。后来我年纪大一点以后,我才知道我国实际上是被日本打败了。而且割让了台湾,我们的海军被日本消灭,高丽也被日本抢走了。”①

 

这段回忆是可信的。因为类似的版画,迄今仍留存于世,可以见到。

 

图:学者蒋梦麟,曾任北大校长、浙大校长。

 

大清军队在版画里所向无敌


 

2014年5月份,日本国立公文书馆亚洲历史资料中心(JACAR)与大英图书馆合作,在其网站上了举办题为《绘画中的日清战争锦绘·年画和公文书》的网络特别展。展示了甲午战争期间制作于中日两国的235件版画,其中179件为日本画家作品,绝大部分为锦绘;其余56件出自清末中国画师之手(56件中有雷同者)。②

 

这56件藏于大英图书馆的中国版画中,有一幅极可能便是蒋梦麟提到的那张——“画着一群带了铐链的日本俘虏,有的则关在笼子里。”也就是下面这幅《捉拿倭奸审问正法图》③。

 

画中,日军士兵战败遭俘后,被清军以绳索捆绑,以囚笼关押,乃至砍头处决。与蒋梦麟回忆里的描述基本一致。

 

图:《捉拿倭奸审问正法图》,右下角注明出品者是“战必胜斋石印”,左上角注明作画者是“嵩山道人”,作画时间是“光绪甲午季秋”。

 

展出的中国版画里,未发现有蒋梦麟所说绘有“几百个夜壶”者。但这些版画,与蒋梦麟当年所见类似,几乎全部是在宣传清军大胜、日军大败。

 

试举几例。

 

海战方面。比如,下面这张版画,从画面上虽然看不出两军胜负,但从画名《朝鲜水战得胜捷图》可知制画者所表现的乃是清军水师大败日本海军。版画署名“梅州隐士制”。左上角题记注明:

 

“倭逆无故称兵犯顺,占据韩京,肆行狂悖,欺害华商。凡我朝野诸君,无不同深义愤……”(“义愤”后似仍有文字,但已受损不可复见)

 

图:《朝鲜水战得胜捷图》

 

再如,下面这张《海军大胜图》,“日本海军遭到大清水师痛击”就表现得非常明显了。版画署名“望平东馆主人识”。上中部题记写道:

 

“倭逆无端开衅,不遵公法,击伤运船。朝廷震怒,立饬海军大队铁甲前往助剿,开仗于惊涛骇浪之中,烟雾腾空,杀声震雷。轰沉倭逆铁甲三艘,兵轮数艘,溺毙倭逆无数。飞电传来,共相欣喜。兹将倭逆败北情形,绘图贴说,俾天下怀忠义之气者争先快覩,略纡公愤。他日水陆并进,不难一鼓荡平,倭逆之亡指日可待。

 

图:《海军大胜图》

 

陆战方面。比如下面这幅《高丽月夜大战牛阵得胜全图》,将日军在陆战中的“惨状”刻画得淋漓尽致。画中,狂牛角上绑有利刃,背上负有灯笼,直冲日军而去,日军士兵或瘫软在地,或仓皇返身逃跑,清军将领左宝贵端坐骏马之上,一派指挥若定状。

 

图:《高丽月夜大战牛阵得胜全图》

 

再如下面这张《宋刘二帅克服九连城》,画面上清军占据绝对优势,左上角题记注明:“天津来电云:倭逆攻九连城,宋刘二帅假退五十里,用引虎入牢之计埋伏地雷火炮。十月初四轰死倭兵二万。

 

图:《宋刘二帅克服九连城》

 

关于台湾战场的描绘尤其夸张。在版画里,不但日军在台湾被刘永福等人率领的清军打得屁滚尿流,而且连后来的日本第一任台湾总督桦山资纪(1837~1922),也遭清军捕获,受审后被浇上火油活活烧死了。

 

表现桦山资纪被捕受审的,是下面这幅《刘大将军擒获倭督桦山审问》。画作署名“上海吴文艺斋”,并有题记说明:

 

“厦门各商号来信云及,倭总督桦山氏彼(原文如此)刘军擒获。倭奴见主将彼获,随即恳请西国大员向刘帅恳,情愿出五百美金赎回。刘帅不允,定要和约见还,方可赎回耳,倘和约不还,将倭逆审明首级示众。”

 

图:《刘大将军擒获倭督桦山审问》,右起跪地第三人注明“倭总督桦山氏”。

 

表现桦山被浇火油活活烧死者,是下面这幅署名“小芳陆士勋”的未命名版画。画中题记写到:

 

“桦山氏者,倭将之巨擘也。少时游学泰西,精于测算制器等学,又深究西国军律营制,故回国后倭主即授以水师提督之任。自去年称兵犯顺以来,凡军旅之事皆桦山一人主之。其趾高气扬藐视台湾,大有一口吸尽西江水之意。不料自遇我刘大将军,而后大小数十战,无不悉坠术中,不及两月,伤亡以五万计,遂慷慨登岸,不胜愤然。一日,仅带倭军数十人,意欲探视道路,为进兵计。正巡行山径间,突有生番自丛莽中啸聚而起,以毒箭踣之,生擒而献诸刘营。将军命以棉絮渍火油,周裹其身,燃火烧之。凡忠义之士无不拍手称快。所谓桦山氏以疫死者,则倭奸之代讳之也。”

 

图:火烧桦山

 

总之,在这些版画里,无论陆战、水战,日军都不是清军的对手;每次战役,都被英勇的清军打得落花流水。

 

军事报道奇景的由来


 

展出的56幅中国版画,全部属于民间商家,并无一张来自官方宣传。

 

比如,绘制《捉拿倭奸审问正法图》的“嵩山道人”、绘制《朝鲜水战得胜捷图》的“梅州隐士”,虽生平信息不详,但都是长年给上海小校场的年画店铺供稿的知名民间作者(较之文人画,年画被认为上不了台面,故当时文人作年画者多不署真名)。⑤

 

学者唐权对此也有过梳理:

 

“就风格而言,这50余件版画大致可分成两类。一类属于有传统色彩的年画,从作品的题记可知,其制作者或是批发者有‘吴文艺斋’‘筠香斋’‘文仪斋’‘沈文雅’等,皆是上海旧校场年画的知名店铺。另一类则无论是主题、内容还是画面构成,都酷似《点石斋画报》中的时事画。不难想象,这两类作品都是与清末上海的文化市场密切相关。”④

 

如此,就产生了这样一个问题:

 

这些民间商家,是受了不实传言的误导,还是有心刻意造假?

 

答案不是非此即彼的。

 

(1)从画中题记里的“天津来电云”、“厦门各商号来信云及”等文字判断,这些民间商家(画师)有自己的消息源。当然,这些消息源大多是错误的。

 

这种错误,与清廷当日的信息管制政策有很大关系。

 

据《申报》披露,甲午战争期间,清廷勒令电报局不许向外界传递战时信息——“凡事之涉于争战者,一概不得为人传达”“苟有涉中日事宜者,决不代递”。这种信息封锁,导致《申报》在战争初期过度依赖道听途说,与《点石斋画报》等媒体一样,误以为清军所向披靡,正在朝鲜痛击日军。报道严重失真。⑥

 

图:《威海卫大战得胜图》

 

(2)发行这些版画的商家多在上海,发达的新闻报业足以使他们了解到时局的真实进展。但为满足市场口味,他们并不愿意依据真实事件制作版画。

 

《申报》早期虽受限于清廷的信息封锁而出现报道失真,但它们参考英文、日文媒体的报道,很快就意识到了错误,并作出纠正。但与《申报》关系密切的《点石斋画报》(该画报创刊时与《申报》同属一个老板,且长期在《申报》上做广告,画报经营者可以很便利地从《申报》获取新闻讯息)却没有作出同样的更正:

 

“以平壤战事为例,起初不明真相,《申报》的报道也失实;而一旦发现西文报纸登载日本电讯,知道平壤已经失守,该报立即转述 。反观《点石斋画报》,读者所能看到的,从《牙山大胜》、《海战捷音》,一直到《破竹势成》、《大同江记战一、二》等,全都是‘捷音’,不见黄遵宪所说的‘一夕狂驰三百里,敌军便渡鸭绿水’ 的狼狈败退。这种差异,不全然是报馆技术能力。

 

略言之,《点石斋画报》全程跟踪了甲午战争,且有《申报》作为自己的信息源。但是,“《点石斋画报》上所有直接描绘甲午战争陆海战场景的全部图像均在一定程度上有违史实,有些甚至彻底颠倒胜负。”⑧

 

不愿意说出“大清军队不行”这个事实,主要是出于报纸销量方面的考量。这是经验之谈——1880年代的中法战争,点石斋绘制了大量表现清军英勇无畏、战无不胜的版画,深受江浙市井百姓的喜爱。报社已经意识到,虚构的鸡血比真相受欢迎,也更能挣到钱。

 

信息管制,加上商业逻辑,遂促成了这一幕令人瞠目结舌的晚清军事报道奇景。

 

其中,最令人瞠目结舌者,莫过于关于《马关条约》的版画报道。

 

众所周知,李鸿章前往日本马关签订“和约”的前提,是清军在海、陆两个战场均遭遇了惨败。仅就李鸿章须“屈尊”前往日本这一点,已可知此行绝非光彩。

 

但版画作者们有自己的“报道诀窍”。比如,下面这幅《迎迓李傅相》,题记中竟然写道:

 

“中日失和已有一年,各埠生意清淡。故泰西诸国从中劝和,特来电音恳请傅相至东瀛议和。倭主派外务大臣伊藤引舆迎迓。”

 

 

图:《迎迓李傅相》

 

如此,李鸿章此行,不再是被迫去日本签订战败条约,而被粉饰成了响应列强的“恳请”前往日本议和。

 

放大这幅版画的局部,可以更直观地体察到绘制者的“良苦用心”——画面上,以伊藤博文为首的日本代表团成员,个个毕恭毕敬,点头哈腰;以李鸿章为首的大清打表团成员,则个个昂首挺胸,气势凌人。

 

图:《迎迓李傅相》局部

 

在另一幅由“吴文艺斋”出品的《各国钦差会同李傅相议和图》中,比国钦差、俄国钦差、英国钦差、法国钦差、德国钦差、美国钦差济济一堂,紧密团结在以李鸿章为中心的“议和会议”周围。日本政府并将刺杀李鸿章的刺客小山抓来,令其屈双膝跪于李鸿章跟前。

 

图:《各国钦差会同李傅相议和图》

 

有了同行的上述衬托,《点石斋画报》对李鸿章前往马关签约的报道,反显得“相当客观”。这幅名为《赞成和局》的版画,至少没有让日本人对着李鸿章点头哈腰(见日舰上的日军将士),而是谴责他们“多方要挟,赔款又割地”。当然,据画中题记,此画的重点,是赞扬李鸿章“大度包容”,愿意“重申和议”,这种“大度包容”折服了西方列强。为了支持李鸿章,他们“各派兵舰赴烟台严阵以待”“鸣炮为礼”,使“日方知众怒难犯”,同意签署和约。

 

在这场晚清军事报道奇景中,李鸿章不经意间“成了最大赢家”。

 

 

图:《赞成和议》。

 

注释

①蒋梦麟,《西潮•新潮》,岳麓书社,2000,P41。②唐权,《清末版画中的甲午战争》,21世纪经济报道,2014年9月9日。③全部版画展出网址:https://www.jacar.go.jp/jacarbl-fsjwar-j/gallery/index.html。其余版画不再赘注。④唐权,《清末版画中的甲午战争》,21世纪经济报道,2014年9月9日。⑤张伟,《上海小校场年画的崛起、发展及其演变》,收录于《历史文献 第15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P330。⑥⑦陈平原,《图像叙事与低调启蒙——晚清画报三十年》,《文艺争鸣》2017年第4期、第7期。⑧徐沛、周丹,《清末民国画报上的战争叙事与国家神话——以中日军事冲突的图像表征为例》,《新闻与传播研究》,2016年第10期。⑨《点石斋画报 第12册》(大可堂版),上海画报出版社,2001,图119。另:湖南邵阳人蒋廷黻(1895~1965)出生时,适逢中日战争落幕。据他讲,“后来我从族人那儿获悉,邵阳乡下的老百姓若干年后才知道中日之间发生了战争。这并不稀奇。因为当时邵阳没有报纸,也没有邮政电信设施。”(《蒋廷黻回忆录》,东方出版社,2011,P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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