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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正:一九五七:中国现代知识份子的消失

November 7, 2017

一、中国现代知识分子“消失”的时点:1957年
二、“反右”前知识分子的幻想
三、知识分子的良知和心声
四、如何评价“反右”运动
五、知识分子群体“消失”多年以后 
【注释】


    “知识分子”这个概念是近现代才传入中国的西方概念。在近现代,随着西方文化的冲击,西方教育制度的引入和逐渐普及,识文断字的读书人成了拥有各种学历的文化人,或术业有专攻、承担传播社会良知的知识分子。中国的知识群体在社会结构和社会功能上异于西方知识分子,在个体的养成和群体结构上也异于西方知识分子。在中国社会中,与传统型知识分子相比,部分知识分子因其观念和社会功能比较现代而被称为“现代知识分子”群体。当然,就个人而言,有的人既现代又传统,比如鲁迅、胡适就是如此;也有的个人则既非现代也非传统,来自两个方向的影响异化地交织在一起,使之成为知识分子乃至中华民族的异数,比如毛泽东。 

    从知识分子的社会功能来看,他们体现了社会的良知。若中国对应于西方知识分子的这个社会群体失去了社会良知,那就不应该被视为知识分子了。若整个知识分子群体或其中的某些类型,虽然把社会良知藏在心底,但他们或者丧失了维护社会良知的勇气,或者失去了维护社会良知的机会和力量,那这个知识分子群体还该不该被算作“社会存在”呢?特别值得思考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之后,真正意义上的“现代知识分子”还存在吗?如果有,有多少,他们都在哪里?如果“消失”了,那么这种局面是如何形成的?本文准备讨论的就是这个问题。 

一、中国现代知识分子“消失”的时点:1957年  

    把“1957”作为本文标题的一部分,只是为了指称的简洁,而不是强调中国的“现代知识分子”就“消失”在1957年。这一年既不是“消失”的起点,也不是“消失”的终点。“消失”的程序在1957之前30年就已经启动;“消失”的高潮在1957的10年后表现得更加惨烈;“消失”的余绪直到1957年过了30、40年后还在波动。强调“1957”,是因为在这一年里发生了影响深远的“反右派”斗争。 

    1956年2月,苏共“二十大”用“反对个人崇拜”为口号,批评了斯大林。在遥远的东欧发生的这些影响了中国的政治气候。1956年4月,毛泽东提出了“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对于这些,当时知识分子都是欢迎的,以为预示着政治格局将有所变化,自己可以有一番作为了。民主同盟的领袖章伯钧对罗隆基说:“现在我们民主党派大有可为,可以大做特做。”[1]他情绪高昂地考虑着,如何发展“民主同盟”和“农工民主党”的组织、开展工作。 

    1956年6月,波兰发生了“波兹南事件”,军队镇压示威群众,死74人,伤900多人。10月,曾被整肃的哥穆尔卡成为波兰共产党第一书记。在匈牙利,党的第一书记拉科西被迫下台,最后苏军出动了坦克才把遍及全国的抗议镇压下去。中国知识分子对波匈事件的热烈反应使毛泽东十分反感。1957年1月他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说:“党内党外那些捧波、匈事件的人捧得好呀!开口波兹南,闭口匈牙利。这一下就露出头来了,蚂蚁出洞了,乌龟王八都出来了。他们随着哥穆尔卡的棍子转,哥穆尔卡说大民主,他们也说大民主。”从这时开始,毛泽东产生了一个“匈牙利情结”,担心在中国出现“匈牙利事件”的可能性。他甚至作了这样极端的估计:“无非是出全国性的大乱子,出‘匈牙利事件’,有几百万人起来反对我们,占领几百个县,而且打到北京来。我们无非再到延安去。” 

    中共八届二中全会就是在苏军坦克开进匈牙利之后几天召开的,波匈事件是会上的热门话题。在这次全会上毛泽东提出:“我们准备在明年开展整风运动。整顿三风:一整主观主义,二整宗派主义,三整官僚主义。”“你要搞资产阶级大民主,我就提出整风,就是思想改造。把学生们统统发动起来批评你,每个学校设一个关卡,你要过关,通过才算了事。所以,教授还是怕无产阶级大民主的。”在毛泽东的心目中有两种“大民主”:“匈牙利事件”中的群众上街抗议以及中国知识分子对共产党的尖锐批评(比如“大鸣大放”中听到的批评),属于“资产阶级的大民主”;而“整风运动”、“人人过关”,发动学生来斗教授,如以前的“思想改造运动”或后来的“反右”斗争,则是“无产阶级的大民主”。 

    如果当时的知识分子得知毛所说的“整风”其实就是“思想改造”,大概就不至于对他发动“整风”运动的初衷会有什么误解了。由此可见:现在不少人往往使用这样一种说法,即“由整风运动转变为反右派斗争”,未免与毛的真实意图有点隔膜。在毛看来,“反右派”无非是“整风”的一种方法,或者说是“整风”运动既定的最后阶段,其中并没有什么转变,当然就更不能说有“180度的转变”了。有些人之所以会误以为,1957年所发生的政治运动是由“整风”运动转变为“反右派”斗争,只不过是因为他们在按照自己所希望出现的“整风”运动来臆测毛泽东的意图,用最大的好意去解释“整风”指示里字面上的含义;一旦他们发现实际情况与自己的期望并不相符,就以为是党的方针“转变”了。 

    当毛发动“反右派”运动时,他在一份党内指示中将他推行“整风”的意图说得十分明白:现在我们主动的整风,将可能的“匈牙利事件”主动引出来,使之分割在各个机关各个学校去演习,去处理,分割为许多小“匈牙利”,而且党政基本上不溃乱,只溃乱一小部分(这部分溃乱正好,挤出脓包),利益极大。[2] 

    早在1957年的“帮助党整风”运动开始之前,在1957年1月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毛谈道:“在知识分子问题上,现在有一种偏向,就是重安排不重改造,安排很多,改造很少。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一来,不敢去改造知识分子了。我们敢于改造资本家,为什么对知识分子和民主人士不敢改造呢?”谈到民主党派时,毛泽东表示,“他们在波兰、匈牙利闹风潮的时候还没有闹乱子“;不过,“对于他们的这个守规矩,应当有分析。因为他们没有本钱了,工人阶级、贫下中农不听他们的,他们脚底下是空的,如果天下有变,一个原子弹把北京、上海打得稀烂,这些人不起变化呀?那就难说了。” 

二、“反右”前知识分子的幻想  

    1957年初,毛泽东对民主党派和知识分子使用的还是“拉”的手法。他提出:我们把资本家包了下来,还给他们七年的定息。……出这么一点钱,就买了这样一个阶级。……资本家加上跟他们有联系的民主人士和知识分子,文化技术知识一般比较高。我们把这个阶级买过来,剥夺他们的政治资本,使他们无话可讲。剥的办法,一个是出钱买,一个是安排,给他们事做。这样,政治资本就不在他们手里,而在我们手里。我们要把他们的政治资本剥夺干净,没有剥夺干净的还要剥。毛泽东所谓的“出钱买”,是指对私有资本被“公私合营”了的资本家付定息;所谓“安排点事做”,是指给民主党派和知识分子安排点政府机关的副职和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之类的头衔。 

    1957年3月,毛泽东召开了有党外人士参加的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会议期间,他分别邀请到会的教育界、文艺界和新闻出版界人士座谈。在与文艺界代表谈话时,周扬说,秦兆阳用何直的名字写了一篇“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有人因此批评他反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秦兆阳很紧张。毛说:“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这个问题,这次会议一时不能搞清楚,不能做结论,也用不着紧张,可以研究讨论。”[3]3月12日,毛在宣传工作会议上作了主题讲话。在讲话中他分析了中国知识分子的情况:“对于我们的国家抱着敌对情绪的知识分子,是极少数。……这是一些极端反动的人。这种人在五百万左右的人数中间,大约只占百分之一、二、三。绝大部分的知识分子,占五百万总数的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都是在各种不同的程度上拥护社会主义制度的。”[4] 

    在这篇讲话中,毛提出“百家争鸣实质上即两家争鸣”的观点:“我们提倡百家争鸣,在各个学术部门可以有许多派、许多家,可是就世界观来说,在现代,基本上只有两家,就是无产阶级一家,资产阶级一家,或者是无产阶级的世界观,或者是资产阶级的世界观。”[5]显然,他的所谓“百家争鸣”并非许多知识分子所理解和希冀的那种不同学派之间的自由争论,而是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是“无产阶级世界观”通过这种“争鸣”来克服“资产阶级世界观”,最终达到“一家独鸣”的结局。 

    但是,自从1956年6月中共中央宣传部长陆定一作了关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讲话之后,不少知识分子以为,他们可以抱持自己对“百家争鸣”方针的理解,按照自己的意愿行事,而且为共产党所容。例如,罗隆基在全国人大一届三次会议上的发言中谈到他对“百家争鸣”方针的理解:社会主义,集体主义时代的“百家争鸣”,如同一个伟大的管弦乐队。乐队中弹琴的,吹笛的,敲锣的,打鼓的,在乐器上各有专长,在技术上各显神通,而这些音乐家的技术专长是相辅而行,相得益彰的。……但乐队的目的是为人民服务的,乐队队员每个人的目的亦必须是为人民服务的。这样,乐队在为听众演奏的时候就必须有组织、有领导、有指挥,而后演奏出来才有和声,有节奏。这是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时代“百家争鸣”同动乱时期春秋战国时代的“百家争鸣”不同的地方。[6]罗隆基苦心孤诣地分辨两个不同时代的“百家争鸣”,可以理解为一种政治上的表态,他以“管弦乐队”来比喻共产党领导的统一战线,希望在这个有组织、有领导、有指挥的乐队里参加“争鸣”,发挥自己的作用。 

    1957年3月,“民盟”开了全国工作会议。章伯钧在会上提出:要重新估价民主党派的性质与任务,要大大发展组织,每个民主党派可以发展几十万人,几个民主党派合起来可以发展一、二百万人,组织发展到县一级。不久,“民盟”中央又成立了4个临时研究组,分别研究“高等学校党委制”、“科学研究管理体制”、“有职有权”以及“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这四个问题。他们显然希望让“民盟”在国家的社会政治生活中,特别是在文教、科学这些知识分子活动的主要领域中,有较多的发言权、起较大的作用。据“民盟”负责人罗隆基后来作检讨时所说,他们当时的目的只不过是为了扩大“民盟”的影响和组织,提高“民盟”的地位;绝对没有推翻党、推翻社会主义、恢复资本主义的阴谋。[7] 

    据说,6月6日“民盟”六教授的集会是直接引爆“反右派”运动的雷管。事情究竟是怎样的呢?当时在场的叶笃义回忆说:6月初,局势继续发展,北京一些大学有学生闹事的迹象,声称要“驱逐校党委”,而校党委按照党内指示听之任之,不作一声,一些学校秩序大乱。出于对各大学的忧虑,6月6日“民盟”副主席章伯钧、史良在南河沿文化俱乐部邀集曾昭抡、吴景超、黄药眠、费孝通、钱伟长、陶大镛等6位教授,当时参加者还有胡愈之和我,以了解各校情况,分析形势。由于我们当时不知道党内“引蛇出洞”的策略,误以为一些大学的党委已经瘫痪,失去控制局势的能力。因此拟提议由“民盟”出面做学生工作,使各校局势稳定下来,并决定次日就去北大。当晚史良因参加国务院会议,有机会见周总理,因此叫她就便与总理商定时间,通知6教授一同去见,当面请示机宜。规定史良在取得总理的同意后,立刻用电话通知我,再由我用电话通知他们6位。我一直守在电话机旁,等到半夜,最后知道这个建议遭到总理拒绝。这就是当时有名的“六教授”事件的全部经过。[8] 

    “民盟”的活跃令毛泽东震怒。1957年6月8日,毛写了“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的秘密指示。[9]6月10日,毛又写了题为“中共中央关于反击右派分子斗争的步骤、策略问题的指示”的秘密文件。毛认为:各党派中,“民革”、“民建”、“九三”、“民进”等颇好,“民盟”、“农工”最坏;章伯钧、罗隆基拼命做颠覆活动,野心很大,党要扩大,政要平权,积极夺取教育权,说半年或一年,天下就将大乱。 

    胡乔木为1957年7月23日的《人民日报》撰写的社论“用人可以不问政治吗?”,从列宁的《国家与革命》中引了一段话,其中宣称:“无产阶级专政,即不与任何人分掌而直接凭借群众武装力量的政权”。[10]这篇社论明示,共产党其实根本就不可能“与任何人分掌”权力。 

    毛泽东6月8日的秘密指示下达才几天,湖北省就制造了一个所谓马哲民(“民盟”湖北省委主任委员)策划的“小匈牙利事件”。6月12日,汉阳县一中有几百学生因升学率问题罢课,上街游行。该中学并无“民盟”成员,为了把学生的活动栽在“民盟”头上,找到一个所谓的“线索”,即“民盟”盟员、汉阳县民主党派联合小组长、县文化馆图书管理员杨焕尧曾按照中共汉阳县委统战部的意见找汉阳一中中共支部洽商发展盟员的事,谈到过发展该校副校长王建国的意向。就凭这一点,硬把这次学生游行说成是马哲民和“民盟”策动的。8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马哲民策动的‘小匈牙利事件’”为题的长篇通讯,将此事大加渲染,声称这次学生闹事是在“章罗联盟”驻武汉的大员马哲民的策动下,以汉阳县民主党派联合小组长、民盟盟员杨焕尧和民盟发展对象、汉阳县一中副校长王建国为首的反革命集团在汉阳县机关所在地蔡甸镇制造的一次他们自称的“小匈牙利事件”。[11]杨、王二人再加上一个被认为是王在校内的亲信钟毓文,不久即以“反革命暴乱罪”被枪毙。同案判徒刑的10人中3人被送去“劳动教养”,此外还有几十人受了其他处罚。直到1985年中共湖北省委复查后报经中共中央批准,才为此案彻底平反。[12]从这一事件可以看出,当年为了打击“民主同盟”,什么伤天害理的手段都使出来了。 

    1957年6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这是为什么”,声色俱厉地质问:在“帮助共产党整风”的名义下,少数右派分子正向共产党和工人阶级的领导权挑战,甚至公然叫嚣要共产党“下台”。他们企图乘此时机把共产党和工人阶级打翻,……这篇社论宣告了“反右派”运动的开始。 

三、知识分子的良知和心声  

    在1957年,一个人被划为“右派分子”的原因可说是千差万别;并不一定真是本人有什么过失,有的仅仅是因为“民盟”盟员的身份,有的是因为私怨,有的甚至只是因为要凑足上级下达给本单位的“右派分子”指标规定的人数。当然,也有一些被划为“右派分子”的人或者在“整风”、“鸣放”座谈会上,或在大报、小报乃至壁报、黑板报上发表了触犯中共政治标准的言论。 

    下面就来看看当年的一些“右派分子”曾提出了些什么样的主张,这些主张又是如何被批判的。 

    例如,黄绍竑在中共中央统战部召开的座谈会上说,我们的立法落后于客观形势的需要,刑法、民法、违警法、公务员惩戒法都尚未制定公布,经济方面的法规更不完备,“五年计划”快完成了,但是度量衡条例还没有制定。他说,“公务员惩戒法”和各机关的组织条例办事规则是与“整风”最有密切关系的法规,必须早日制定。[13] 

    复旦大学法律系教授杨兆龙在“我国重要法典何以迟迟还不颁布?”一文中说:我们过去在立法方面的努力实在跟不上实际的要求。例如,平常与人民的基本权利的保障及一般社会关系的调整最有密切关系的“刑法典”、“刑事诉讼法典”、“民法典”、“民事诉讼法典”等至今还未颁布。什么是合法的,什么是违法的,什么不是犯罪,什么是犯罪,以及应如何处罚等等,侦查、检察、审判人员没有一个明确的标准足资遵循,因此就发生一些无根据的控告和不应有的错捕、错押、错判的情况。杨兆龙指出:这种情况很可能成为制造矛盾与不安的一个重要因素。对于那种以为“如果制定一套完密的法律,难免限制政府机关应付事情的灵活性”的意见,杨兆龙反驳说,政府机关那种无明确的法律限制的办事“灵活性”有时颇足以破坏社会主义的民主与法治,影响人民对政府的信仰。[14] 

    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庭长贾潜说:政治是政治,法律是法律,我们是司法不是司政策。党对法院工作的领导是通过制定法律来实现的。法律是人民的意志,也是党的意志,审判员服从了法律,就等于服从了党的领导。因此,审判员只需服从法律,再不必有什么党的领导了。党具体过问人民法院审判工作就是违法。[15] 

    这些意见只是希望中国成为一个法治国家,却被认为是严重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言论,遭到猛烈的批判。1979年邓小平在会见日本客人时承认:“我们好多年实际上没有法,没有可遵循的东西。”[16] 

    黄绍竑在上面提到的那次座谈会上还表示,在尊重共产党的领导权的同时,还有一个领导方法的问题。他认为,由党直接向人民发号施令,会造成很多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问题。章乃器在“从‘墙’和‘沟’的思想基础说起”一文中也提到了这个“以党代政”的问题。他认为,不少党员对国家机构的作用还没有足够的认识,有些事情如果先让行政负责处理,党组织加以指导和支援,情况就会更好一些。[17]谭惕吾在“民革”中央小组会议上的发言也谈到共产党领导国家和直接向人民发号施令的问题。她认为,党中央和国务院联合发指示,是由于国务院单独发指示不起作用。她问:既然我们国家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为什么自己专政的机构不用,而要削弱其职权,另在政权之外搞一套党的系统呢?她提出:共产党必须遵守宪法。她把“以法治国”的问题提到很高的高度,并尖锐地反问道:共产党今天是想使国家长治久安呢,还是自己捣自己的乱?[18] 

    为了批判这些意见,1957年7月10日《人民日报》专门发了一篇社论“党不能发号施令吗?”,说这些意见的实质“就是要取消党对于政府工作的领导,削弱党对于人民群众的联系,就是要使得我们的政府变为真正的官僚机关,使得党变为政府机关的可有可无的附属品”。这篇社论还发誓要把这种发号施令的做法坚持下去:“过去是这样,现在是这样,将来(在党还存在的时候)还是这样。” 

    储安平的“党天下”之说可能是最尖锐的批评。他说,我认为党领导国家并不等于这个国家即为党所有;大家拥护党,但并没有忘了自己也还是国家的主人;并不表示党外人士就没有自己的见解,就没有自尊心和对国家的责任感。但是在全国范围内,不论大小单位,甚至一个科一个组,都要安排一个党员做头儿,事无巨细,都要看党员的颜色行事,都要党员点了头才算数,而很多党员的才能和他所担当的职务很不相称。党为什么要把不相称的党员安置在各种岗位上呢?他认为,这个“党天下”的思想问题是一切宗派主义现象的最终根源。[19] 

    沈阳师范学院张百生、黄振旅合写的文章也谈到党把自己置于国家和人民之上的问题。他们指出中国不只是1,200万共产党员的中国,而是6万万人的中国,难道98%的非党同志都无德无才,应当绝对服从2%的人的主张,当这2%人的“顺民”么。他们还主张把党从“人大”与政府之上拿下来,使“人大”成为真正的权力机关,“人大”代表必须经普选产生。[20] 

    南京大学中文系讲师刘地生撰文认为:决不能说1,200万党员的利益就是6亿人民的利益,更不能说1,200万党员的利益应该超过6亿人民的利益;应该改变以往把党放在国家之上,以党的利益代替甚至超过国家利益的做法。他还主张学校里的党派可在教员中活动,不需要在学生中活动,特别是在中小学,应取消少先队和青年团的组织;大学里的政治课应自由选读,以免阻碍培养青年独立思考的能力。[21] 

    这些言论虽然言之有理,却犯忌讳。周恩来在一届四次全国人大的政府工作报告中说:“有些右派分子把共产党对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领导地位说成是什么‘党天下’,这完全是恶意的诽谤。”周恩来还批判了“各党派轮流执政”的“右派谬论”,但究竟有哪个“右派”头面人物发表过这样的意见,却语焉不详。在我所接触到的大量关于“反右”的材料中,只见到天津中学教师黄心平在座谈会上说道:“如果不要共产党一党执政,而要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通过竞选来轮流执政,由各党各派提出不同的政纲来,由群众自由的选择,这就好得多。因为这样做,可以刺激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不得不努力克服缺点来博得选民的选票,为人民服务。”[22] 

    “鸣放”中有人提到了共产党员的特权问题。张云川说,在工作、待遇、工资上,都表现了共产党员不是吃苦在前,享福在后,而是相反,形成特权。[23]其实,毛泽东起草的一个党内指示也承认这一点。毛写道:“党员评级、评薪、提拔和待遇等事均有特权,党员高一等,党外低一等。”[24]上面引过的张百生、黄振旅的文章把反对特权与纯洁党的组织、加强党的领导联系起来。他们说:“取消了党员的特权之后,只有真正的共产主义者才要求入党了,为了借此向上爬的卑鄙的个人主义者用八抬大轿请他他也不希望入党了,因为入党以后无利可图,反而处处需要带头,起模范作用。这样一来,党的组织才能纯洁,党才能通过党员的模范作用去影响人民,才能通过他的正确的主张去领导国家,才能根除‘三害’,才能拆‘墙’平‘沟’,才能团结全国人民,才能推动历史的前进。” 

    当年在校大学生中划出的“右派分子”,正如钱理群所言,“是一些尚未涉世的青年,因此他们的探索的热情,并非源自利益的驱动,而纯是(或基本上是)出于对‘真理’的追求”。[25]下面辑录一些当年北京大学学生在大字报上发表的看法(引自《原上草》,引文后列作者名与页码 ) 

    “在中国人民面前,有不有一次波兰式的变革,我觉得这才是问题的关键。”(谭天荣,46) 

    “前几年的错误绝不是个别的偏差,它是一次根本的路线的错误……用纸包火总是十分危险的,斯大林的错误总有一天会被揭发出来的,党中央也该整风。难道掩饰错误、喜欢斯大林的威信对革命有好处吗?”(严仲强,76—81) 

    “我们目前的任务是:争取宪法的彻底实现,切实保障民主自由人权,使社会主义制度臻至完善。”“肃反运动……在错误的理论指导之下,在错误的领导思想和敌情的估计之下,绝大多数的斗争是错了……肃反运动错误的根源,不在工作方式,而在于脱离群众、以宪法人权为儿戏的官僚主义;以搬运公式为满足的教条主义;以及不准阿Q革命的宗派主义。”(江文,104) 

    “我们有了一个社会主义工业化,还应有个社会主义民主化。”(龙英华,131—132) 

    “法制不健全不严肃,民主权利没有严格可靠的保障,是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的温床。”(叶于,141—142) 

    “如果缺点只是个别人造成的,为什么全国普遍各地都如此。关键是社会主义制度本身缺陷的问题。……我们当前的任务正是要为改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而斗争。首先就是争取真正的人民民主自由。……我们要求健全社会主义法制,争取民主,保障人权和精神人格的独立——这就是我们斗争的目的。”(王国乡,149—150) 

    “我就认为个人崇拜是社会主义制度的产物。……斯大林问题绝不是斯大林个人的问题,……真正的社会主义应该是很民主的,但我们这里是不民主的。”(林希翎,153) 

    “由于共产党对国家政权的绝对控制,国家权力的高度集中。正是由于这种高度集中的权力,才使斯大林的后期可以胆大妄为,犯出一切错误。……任何时代,权力的高度集中,不论是集于个人,还是自称为一贯光荣正确伟大的集团,都是极大的危险,而当人民群众被麻痹被愚昧,就更加百倍的危险!”(王书瑶,204—207) 

    “斯大林错误,波匈事件,我国三大害,都是偶然的吗?不,都是一个根源:不民主。……三害的根源是缺乏人民的民主和监督。”(岑超南,209—211) 

    这就是当年遭到猛烈批判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言论”。几十年之后来看,其中的一些已经成为人们的共识。例如法学界的一些“右派”观点现在已被写入法律之中;其他方面的一些“右派分子”的主张也实际上被采纳了。当时,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副所长严中平在批判经济学家陈振汉的会上说,陈振汉由来已久的买办资产阶级反动观点是,在中国的外国资本和外国工厂并不阻碍而是帮助民族资本的积累,因为外国资本输入或外国人在中国办工厂的结果与民族资本一样,是增加本国人民的生产能力,也就是增加他们的所得。[26]陈振汉因此被打成“右派”。当年中共中央主持“反右”运动的是邓小平。1980年邓表示:“吸收外国资金、外国技术,甚至包括外国在中国建厂,可以作为我们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的补充。”[27]陈振汉当年有什么错,一目了然。 

四、如何评价“反右”运动  

    事实上,当年“右派分子”发表的言论,基本上都是希望中国成为一个法治的、民主的、富强的社会主义国家。对于这些主张,如果1957年不是横加批判,而是认真听取,采纳其中可以采纳的部分,那么,后来中国的政治经济形势和社会道德面貌都会有很大的不同,“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也就不会发生,这几十年的历史就会是另一番面貌 。既然“反右派”运动将这些言论作为打击对象,那就不难判断,这场运动究竟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是必要的还是有害的。在总结这一历史事件时,有人不愿意承认“反右”运动根本上是错误的这一性质,便死死抓住当年个别人说的情绪化的过头话不放,试图证明“反右”的正确性和必要性。而被引以为据的那些话语中,例如葛佩琦的“杀共产党人”,就完全出自歪曲的、不实的报道,当年葛佩琦本人就不承认,要求更正。后来葛佩琦被按照“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的名义“盖棺论定”,这恰好说明当年“反右”时栽赃诬陷手法曾风行一时。 

    当一部分中国知识分子被戴上“右派分子”的帽子,“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消失”的速度就更快了! 

    1957年的夏季发生了一件当时没有几个人知道的事,能充分反映出当政者的心态和知识分子的命运。7月7日晚,毛泽东在上海与36位知识界人士围桌闲话。罗稷南问毛:“要是鲁迅今天还活着,他会怎么样?”当时正是“反右派”斗争白热化的高潮期,罗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显然是想探问:要是鲁迅今天还活着,你会不会把他打成“右派分子”?毛泽东回答说:“鲁迅嘛──要么关在牢里继续写他的,要么一句话也不说。”[28]显然,如果鲁迅依然保持他疾恶如仇的性格,针贬时弊,那毛泽东就会把他关在牢里;假如周树人为了活下去,不再象以往那样写作,毛却可能安排周树人当文联主席。在现代知识分子中,鲁迅是受民众尊崇,又被共产党捧上天的人物;这样的人若活到1957年,恐怕也难逃厄运。鲁迅的命运尚且如此,其他知识分子的前途如何自不必多言。 

    有一种看法认为,“反右”运动是完全正确和必要的,不过也有缺点,即出现了严重的扩大化,把一批知识分子、爱国人士和党内干部错划为“右派分子”,造成了不幸的后果;这些被错划为“右派分子”的人多年来受了委屈,不能为人民发挥他们的聪明才智,这不但是他们个人的损失,也是整个国家的损失。 

    中共元老薄一波回顾“整风”和“反右”时说过:“我们对右派的情况,并没有一个确实可靠的估计,而基本上是跟着群众运动走,整出多少算多少。”[30]他的判断是:“反右派斗争中所划的55万人中,除极少数是真右派外,绝大多数或者说99%都是错划的。”[30]按照这一说法,“反右”运动把那1%的“右派”“扩大”了差不多100倍。如果这种“扩大化”只是偶然发生的,仅此一回,那么,它或许还可以被看成是“失误”或“缺点”。如果每次政治运动制造“打击对象”时都要“扩大化”,那还能仅仅被看作是“失误”吗? 

    在“反右”运动之前,有1951年的“三反”运动和1955年的“肃反”运动。“三反”运动把被打为“贪污犯”的人称为“老虎”,要求各机关、团体、企业、学校在没有任何线索的情况下编制出“打虎预算”,再按照这种“预算”,把一大批无辜者打成“贪污犯”(即“老虎”)。当年究竟“打”出了多少“老虎”,其中又打错了多少,至今未公布真相。我的印象是,错案率很高。在“肃反”运动中,立案列入“肃反”对象的有140余万人,其中130余万人属错案,错案率达94%。可以说,“三反”、“肃反”运动,无不与“反右”运动一样,是严重的“扩大化”了。 

    “三反”、“肃反”运动是中共建政前期的政治运动,操作时比“反右”运动还是相对要谨慎一些。“三反”、“肃反”运动结束之前都有复查程序,一只“老虎”经过“内查外调”批斗逼供之后仍无法证实他有贪污行为或政治历史问题,也就解脱了。而“反右”运动的复查程序直到22年之后的1979年才姗姗来迟,这样才有“多年受了委屈”一说。 

    需要指出的是,“三反”、“肃反”没有大规模的思想批判,而“反右”就不同了。“反右”运动不仅构成了政治迫害,同时还批判“右派分子”的思想见解。当把那些有助于促进法治和民主建设的意见当作“反动言论”加以批判之后,中国就从建设法治国家的目标后退了一大步。要评价“反右”运动,就不能忽视这一点。从这个角度去看,“反右”运动的根本错误就不只是“扩大化”,它代表着思想文化领域专制的全面完成。从1951年批判电影《武训传》、1953年批判梁漱溟、1954年批判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再到批判胡适、批判《文艺报》,1955年又批判胡风文艺思想,再升级为“肃清胡风反革命集团”,思想批判无休无止,批判的对象由个人到几个人、再到小团体,最后在“反右”运动中变成了针对全国知识分子的整肃。“反右”运动破坏了民主和法治,败坏了社会道德,为后来的“文革”准备好了“舞台”、“演员”和“演出技巧”,还为“文革”培养了姚文元、关锋等角色。可以说,“反右”运动是“文革”的彩排;“文革”不过是一场大大扩大了的“反右”运动。 

    在反思1957年发生的这一事件时,我们还应该看看当年“右派分子”都说了些什么、写了些什么。这些被钱理群称做“不容抹煞的思想遗产”的言论,这些以其作者22年的受难为代价、有的甚至是以生命为代价而留下的遗产,经过岁月的淘洗,现在看来是更加光彩夺目了。“右派分子”当年的愿望和要求,有些已经实现,有些将要实现,有一部分虽然此刻还不具备实现的条件,我相信日后迟早会要实现的,我有这个信心。 

    1957年的“反右”运动,既是此前30年共产党革命的果,又是此后50年中国的状况、中国人的状况、中国知识分子状况的因。1958年,“大跃进”开始了。这一年的9月5日,毛泽东在第十五次最高国务会议上讲话说:“几亿劳动群众,工人农民,他们现在感觉得心里通畅,搞大跃进。这就是整风反右的结果。”知识分子经历了“反右”运动,这时已噤若寒蝉,没有人敢说一个不字。“大跃进”当中创造的那些荒唐的“新生事物”,像“全民炼钢”、“全民打麻雀”、“高产卫星田”、“吃饭不要钱”等等,便在社会上毫无阻碍地推广开来,直到造成全国性的“三年大饥荒”这样极其严重的经济社会灾难,才悄然收场。1966年,“文化大革命”又开始了,中国陷入了“十年动乱”。这一切的发生绝非偶然。 

    或许现在有些年青人会问,如果中华人民共和国存在着真正意义上的现代知识分子群体,那些“史无前例”、也但愿后无来者的灾难性事件,是否就不会发生了?其实,“反右”运动的根本目的不就是消灭真正意义上的现代知识分子群体吗?“反右”运动“胜利”了,随后便令人痛心地发生了诸如“大跃进”、“文革”这样的灾难性事件。在这些事件中,人们再也看不到敢于秉持社会良知针贬时弊的知识分子,只能看到狂热的追随者,这是知识分子群体本身的错吗?评价“反右”运动的历史教训,可以帮助我们看到问题的根源,那就是两个字――制度。 

五、知识分子群体“消失”多年以后  

    1978年4月5日,中共中央发出第11号文件,批准中央统战部和公安部“关于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的请示报告”。同年9月17日,中共中央发出第55号文件,提出凡不应划“右派”而被错划的,应实事求是地予以改正。同年12月18日至22日举行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推动了历史上遗留的冤假错案的解决。在1979年里,被“错划”的“右派分子”中99%都得到了“改正”,被开除公职的恢复了公职,被开除党籍的恢复了党籍。他们大都回到原来的专业领域工作,有些人甚至担任了比“反右”前更高的职务,朱镕基的最高职务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王蒙成为中共中央委员、文化部部长,费孝通和钱伟长都担任了全国政协副主席。 

    1986年11月,三位当年的“右派分子”许良英、刘宾雁和王若望,联名发起开“反右运动历史学术讨论会”,向一些人发出了邀请信。邀请信说:“1957年的反右运动,即将满30周年了。反右运动是值得研究的,因为,不了解反右运动,就不能全面地了解30年来的历史,也就很难认识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拨乱反正和推行改革的历史性意义。”费孝通收到邀请信之后,在1987年1月初举行的一次“民盟”的会议上,要求“民盟”全体成员不要参与刘宾雁等发起的“反右30周年纪念活动”,要大家“汲取1957年的教训”,并把他收到的这封邀请信交给中共中央。 

    确实也有一些当年的“右派分子”“汲取”了“1957年的教训”。1997年邓小平逝世后,王蒙发表了一篇悼文。这篇题为“小平同志改变了我们的命运”的文章说:在1988年秋党的十三届三中全会上,会议即将结束、通过会议文件时,有一位老中顾委委员对“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措辞提出了一些意见。小平同志即席讲话,他讲得特别明确,一再强调“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是我提出来的,而且我最坚持”,在重大的原则问题上,他毫不含糊,寸步不让,他的政治敏感,政治判断力与政治上的坚持性顽强性,都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应该说是凛然肃然的印象。[31]王蒙这篇文章也会给他的读者留下深刻印象的。 

    1957年的“反右”运动之后,中国知识分子失去了话语权,知识分子的“消失”从局部扩散到全国,这段历史成了中华文化解构和重组的一个重要阶段。 

【注释】  
[1] 《新华半月刊》,1957年第15号,第168页。 
[2] 见1957年6月8日中共中央“关于组织力量准备反击右派分子进攻的指示”载《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0册,第285-286页。 
[3] 《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257页。 
[4] 《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268至269页。 
[5] 出处同上,第273页。 
[6] 《新华半月刊》1956年第13号。 
[7] 《新华半月刊》1957年第18号,第99页。 
[8] 叶笃义,《虽九死其犹未悔》,第100-101页。 
[9]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432-433页。 
[10] 《胡乔木文集》第1卷,第572页。 
[11] 《新华半月刊》1957年第17号,第156页。 
[12] 蔡公,“‘小匈牙利事件’真相”,1999年1月15日《南方周末》第10版。 
[13] 《新华半月刊》1957年第11号,第31页。 
[14] 上海《新闻日报》1957年5月9日。 
[15] 《人民日报》1957年12月12日、24日。 
[16]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89页。 
[17] 《章乃器文集》下卷,第566至567页。 
[18] 《新华半月刊》1957年第13号,第85页。 
[19] 《新华半月刊》1957年第12号,第23-24页。 
[20] 《沈阳日报》1957年6月10日。 
[21] 《人民日报》1957年6月22日。 
[22] 《天津日报》1957年5月27日。 
[23] 《人民日报》1957年5月31日。 
[24] 转引自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632页。 
[25] 钱理群,“不容抹煞的思想遗产”,《原上草》,经济日报出版社1998年版第9页。 
[26] 《新华半月刊》1957年第20号,第82页。 
[27]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51页。 
[28] 黄宗英,“我亲聆毛泽东与罗稷南对话”,《文汇读书周报》,2002年12月6 日。 
[29]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修订本,人民出版社,下卷,第6页。 
[30]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第641页。 
[31] 《王蒙文存》第15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年9月版,第163页。

 

—— 原载: 当代中国研究
纵览中国网站刊登日期: Sunday, November 5, 2017

当年的红卫兵去哪儿了?

November 7, 2017

  中国经历了那么荒唐的十年,几亿人的集体狂乱,仅仅发生在不到50年前。这么多人,在十几二十年间突然全都不见了,如同遥远如秦始皇时期。那么多亲历者去哪里了?我们像故意要忘却这段历史那样,对这段历史讳莫如深。但如果对罪的审视已缺席,罚也就形同虚设。

  于是,大多数的亲历者,都像开过会那样,形成了一种默契。不提那些不堪的往事,或者只提他们火热的青春和真挚的信念,他们甚至有权利摇摇头,说现在的年轻人怎么了,不像他们那么有信念。历史在这样的自我改造下,变色了,那么沉重残酷的现实,被蒙上一层轻纱,打上粉色绿色和红色灯光。

  那么,问题来了,这些文革时期的红卫兵,去哪里了?他们后来的生活如何?

1,自述:我的爷爷是一名红卫兵

◇ 李飞:

  我的爷爷是昆明师大红卫兵组织的头目。那时候的头目,呼风唤雨,不可一世,斗得了任何人。

  他是一名大学老师,因响应号召参加了那场斗争。1976年文革结束不到一个月,爷爷就遭到逮捕,伴随他的那场说不清是爷爷强迫奶奶结婚,或是奶奶趋炎附势的婚姻就此完结——他们迅速断绝了所有关系。

  被逮捕后,爷爷在里面被人打,祖奶奶四处求人托路,但是没有用。从那时起,四里八村里凡是参加过红卫兵的人,人人自危,即便有亲戚中有红卫兵也唯恐避之不及。

  特别是爷爷这种头目,被点名的“三种人”。

  80年代里一个说不清的时间,爷爷被放了出来,结果是开除党籍。而不言明的处理结论还在继续:永世不得录用。这也终于殃及了下一代——父亲生前两次入党,政审均不合格。

  80年代是个令人怀念的时代,上面说啥就是啥,没有那么多投机倒把,也没有什么尔虞我诈——社会开始开放,但普通百姓都还生活在计划经济体制内,一切有条不紊。唯一不按计划出牌的是爷爷的归宿,他以一个文革前大学本科学历教师的身份,被委以去学校看大门的重任,我猜想,那时候的十里八村,爷爷必定是个红人。

  这种落差没有停止在外围,爷爷看了几年大门后就自觉滚蛋了,两个儿子都看不起他(也就是我父亲和他兄弟),他只能帮着祖奶奶做零活补贴家用。

  在我少有的关于爷爷的记忆里,他不谈革命,也不谈政治,或者说他那个脏兮兮的书窝里就没有一本跟革命沾边的书。从父亲与爷爷见面必吵来看,什么红宝书和领袖头像也许早就被个人愤怒撕碎在野火之中了,剩下的也只有迷幻宗教还有志异小说了,偶尔我还能看见他沉迷于研究崂山道士。

  父亲没在的那年之后我再也没去见过爷爷,因为与爷爷分开住,每次去看爷爷都是父亲带着去——母亲是不喜欢爷爷的。不过那年我在爷爷的堂姐我叫做三奶的人带路下,终于见到了所谓奶奶的人。而那次见面,要去做的事也不好,是去告诉他儿子也就是我父亲的死亡的消息的。

  那时候我六年级,记忆力还好,三奶和她靠近坐着,双手握着那个叫奶奶的人的手,意味深长地说:“小云,不在的啦。”我看着那布满沟壑的老脸竟没有一丝动容,更没有一丝眼泪。而火葬厂火化的那天,活着的白发人也终究没有出现在送别黑发人的人群中,即便是自己亲生的。当年到底多么疯狂,也许从此可见一斑。

  父亲没在四年以后,爷爷也走了。父亲的兄弟发现了他的尸体,据说死的也挺符合现在对红卫兵咬牙切齿的人想象的:又冷又硬的尸体衣裳不整的侧躺在又黑又脏的床边,而脑袋斜着一边翻着白眼看着那破电视放着岛国A片,我没有必要去隐瞒,是因为我们自己死的时候指不定又有多恶心。

  后来在图书馆无聊看杂书杀时间的时候,看到了一个昆明一二一学生运动里的名字。没错,那就是爷爷的!无奈我不知道学生时代的爷爷当时在振臂高呼、直面火热的革命理想的时候,是否有想到自己最后成孤家寡人,并在寂寞的岛国AV中死去。

  红卫兵也分很多种,这是出身地主家庭的姥姥告诉我的:祖姥姥是大地主,免不了戴高帽游街,姥姥说村子里十个人有七个都斗过自己家,在姥姥家的院子里叫嚣着让交代问题。

  文革结束后姥姥家也只和那十分之三的同村来往,30户的村子,到后来城中村改造时在姥姥家吃散伙饭的就那8户。这倒不是刻意裹挟批斗,而是人都有本能去美化记忆或者创造记忆。

  村子中心的一栋法式别墅里有个被国民党军官遗弃的小老婆,这是我妈小时候的玩所,直到有一天,全村人突然冲进别墅,把我妈这种不满10岁的小孩子踹到一边,把那小老婆揪着头发拖到旁边村委会,挂铁牌、戴高帽,几乎全村都亢奋地上去打几下。不出几天,那可怜的女人就死在村委会,被那群人埋在了盘龙江边。也是这群人,在四人帮倒台的1976年,家家又亢奋起来,做批斗江青的文革风画,揪出原来村子里的工作队提拔的头头,上面还没指示就已经干死这个头头在江边刨坑埋了,这种乱象,直到1978年公检法全面恢复才逐渐消退。

  路遥见马力,日久见人心。

  90年代,我刚刚开始记事的时候,村子里来了个台胞,大伙儿去大酒店开欢迎宴,他就是文革时候被斗死的那个小老婆的儿子,当年被带去台湾没带他妈。台湾人问的最多的就是她妈妈在哪,各个都说不知道,嘴巴大的姥爷喝多了跑去敬酒也就说了,人死了埋哪里你们会不清楚?

  然后我妈清楚记得那个揪着头发把女人拖出去的人对着台湾人说:那些年,那么乱,人人自危的事咋个敢问?

  而当年动手打人众人纷纷附和:是呢,是呢。

  每每看到当年的红卫兵,又在呼风唤雨的时候,我就想起妈妈记忆里的那个可怜女人和我那个被世界遗忘的爷爷。

  点上一根烟,脑里咀嚼起来工作里遇到的那些人那些事,偶尔想起南方周末那句话“在这里读懂中国”也就会心一笑,扔了烟头,勉强活在这个对自己对别人都不诚实的社会里。

2,他们去哪儿了,这是个大问题。

◇ 孙小方:

  我也很奇怪,红卫兵到哪里去了。中国经历了那么荒唐的十年,几亿人的集体狂乱,仅仅发生在不到50年前。看看纪录片,满坑满谷的红卫兵,把天安门塞得水泄不通,所有人发疯似的,参与到这场狂热的运动中去,造反、批斗、械斗,甚至还有动枪动炮的,这么多人,过了十年、二十年,突然全都不见了,大家看待文革,好像是遥远如发生在秦始皇时期,明明那么多亲历者,却在主流话语平台中,鲜有人提起这段历史,电影、电视剧、课本、书籍,对这段历史,大多是猎奇的视角,而真实记录的极其罕见,以至于现在的孩子,大概都不知道文革是怎么一回事。

  那么多亲历者去哪里了?中国人像故意要忘却这段历史那样,对这段历史讳莫如深。我总觉得应该深入研究。罪与罚,因为对罪的审视已缺席,而罚也就形同虚设。最后,惩罚落在了几个政治头目头上,文革被定性为抢班夺权的一种手段,人们重重的吁了一口气,哎呀,我们原来也是被蒙骗的,所以,怎么能怪我们?于是大家又朝着天安门,捏紧拳头,举起手臂,山呼打倒或者万岁。

  于是,大多数的亲历者,都像开过会那样,形成了一种默契。不提那些不堪的往事,或者只提他们火热的青春和真挚的信念,他们甚至有权利摇摇头,说现在的年轻人怎么了,不像他们那么有信念。历史在这样的自我改造下,变色了,那么沉重残酷的现实,被蒙上一层轻纱,打上粉色绿色和红色灯光。

3,这或将成为巨大的民族不解之谜

◇ 涂子:

  红卫兵并不是一个永久的身份,它可能、也可以是一个曾经的状态。“文革的沉默”一直是我觉得最微妙的地方。这里的沉默并不是指当局的态度,而是整整那一代人,无论是皓首穷经的知识分子,还是布衣缠头的劳动人民,他们都奇怪地整体选择了对过往的事情避而不谈。文革中不全是红卫兵,有参与积极的人,也有被起哄激励的人,还有是被挟裹的人。无论是积极参加,还是起哄激励,都可能是施暴者。偌大个单位不可能全都是第三类人。所以我在想,他们是不是刻意隐去了自己全部的身份,故意用幽默和好玩的故事来打消面对这个话题时的尴尬甚至内疚?

  另外,他们也很少留下文字、日记。梁晓声曾在80年代还是90年代号召过“为文革的行径道歉”,结果被多家批判之后也没有了下文。整个80、90年代的知识分子,更多的是表现出“青春无悔”的姿态的人。现在,沉默者们已经慢慢老去,甚至已经告别人世。也许这终将成为我们这个巨大民族的不解之谜。

4,你身边总会有一名“红卫兵”

  现在60岁左右的人,大多数都入过“红卫兵组织”。所以,你身边,包括你的亲人,几乎都有红卫兵身影。这是被文革毁了的一代人,总体来讲,是素质最糟糕的一代人。那些在恶劣环境下完成了自我救赎的红卫兵让人钦佩;那些被毁掉的、但还不自知的、甚至还自得其乐的红卫兵,怜悯他们吧。

  不仅是60岁的人。包括我,写上几句话,就容易露出“好勇斗狠”的童年痕迹。红卫兵绝不只是那些高干子弟,也不指那个时代的投机者,红卫兵组织一直持续到约79年,几乎把年轻人一网打尽,就和现在入少先队一样。除了红卫兵,还有红小兵。这种教育的结果大家都看到了。究竟文革时期的教育是什么样的,大家可以去研究一下看。

6,红卫兵产生有深刻的文化因素

◇ 郝霖霏:

  人很难超越自己的时代,站在今天的角度来审视当时的社会,无论是红卫兵还是非红卫兵,在意识形态和思想观念上其实并没有太大的区别,真正改变了一代人的,最终还是时代的变迁,是不断变化着的社会结构投射在不同人身上的影响塑造了当年的红卫兵,使他们变成了今天生活在我们身边的各种各样的人。

  文化大革命的发生和红卫兵的产生有深刻的文化原因,这种文化包括中国的封建文化,中共的革命文化和建国后的党文化,我认为红卫兵现象甚至还有更普遍的人性和民族性的原因,因为即使在今天,在根本没有接受过,甚至逆向地接受了革命文化和党文化熏陶的人群中间,却仍然可以见到红卫兵的影子,这是发人深思的现象。

6,或许我们不懂“红卫兵”

◇ 卓然:

  爸爸、研究生导师以及单位领导都是曾经的红卫兵。毛主席虽然不在了,但他们依然在各自的岗位上发挥着光和热,掌控着我们这一代,就像他们曾经被玩弄着一样。即使偶尔谈起那峥嵘的岁月,也不会有追忆与向往,只是一些吐槽与无辜,再加上一句“你们不懂”。

  我相信那是个“极品”的年代、错误的年代;我也相信那个年代的“爸爸”,也“极品”过,错误过。只是他更愿意强调时代的错误,而不愿意回忆自己的错误及人性的悲哀。我爷爷、奶奶讲起文革,有的事是爸爸从不承认的:我奶奶被关起来,叫我爸爸去送饭,他不敢去,最后是比我爸爸小的叔叔去的。我爷爷被批斗时,爸爸路过看见,绕着道就走了,跟不认识自己爸爸似的。

  每个时代有各自的情况,人们都是向前看,希望社会越来越好、人性越来越光辉!那个时代的“红卫兵”们,人虽活着,但所作所为已淹没在时代的步伐中。如同以后体制越来越完善,人类越来越文明了,只是曾经的“灰色”岁月不会再提及。

7,面对过去,只能教好现今每一个学生

◇ 白羊座:

  高中政治老师,也是我们班主任,他年轻的时候就当过红卫兵。第一次开班会,他和我们聊了很多,中间就夹杂了不少关于年轻时做的荒唐事儿。具体内容已经记得不太清楚,只记得讲到最后,他眼含泪光地说,对以前当红卫兵时候做过的糊涂事表示很后悔,在他心中,唯一能补救的,就是把他教过的每一个学生都教好,不让他们犯错。一个几十岁的男人,第一次班会演讲,突然哭泣的像个小孩。

8,回归本色他们各散天涯

◇ Allen XU:

普通人继续普通着,这事件成了他们一生里不多的亮色或阴影。家里某位长辈至今还是不时回忆当年串联去北京见到了姚文元的事情。至于那些在中南海吟诵过“我失骄杨君失柳”的人,他们是时代的角色,任何一个时代都是,红卫兵也不过是其中之一,他们都有光明的前途。

9,他们都还在,只是你不知道而已。

◇ 猫大叔:

  其实他们都在,只是不说,你不知道他们的过去。

  在当时的中国,除非是黑五类,否则是适龄青年都是红卫兵,所以楼上那些说红卫兵混的不如意,跳广场舞,没教养之类都是不全面的。当时官二代也当过红卫兵,可能为了保护自己,他们会更左,更激进,这也不会影响他们后来翻身去经商,做官,当学者,继续做一个道貌岸然的人。

□ 来源:《马桶日报》

【华夏文摘增刊】第一一○○期(zk1710d)(作者:沈沛东,安文江,马桶日报,林小仲)

 

 

关敏:临时约法被废100周年

November 7, 2017

信奉儒家的曾国藩、李鸿章虽然统率天下大军,他们都做到了忠君。但是袁世凯就不同了,他以小站练兵起家,他练的军队成了忠于他个人的私家军,他先后出卖了光绪与宣统两位皇帝。等他称帝的时候,他的部下们照样把他给卖了,这些割地为界的军人便成了民国早期阻碍中国政治民主化的主角。

1916年6月6日袁世凯气病而死,7日副总统黎元洪依《临时约法》接任总统。

段祺瑞组阁时拟任徐树铮为国务院秘书长,黎却以徐为人跋扈而坚拒。最后还是黎元洪让步,同意徐为国务院秘书长。徐树铮本来就张狂,有了此过结,对黎更是没有好脸色。据时人回忆,徐每日进府盖印,不发一言。某日因山西省同时更动三厅长,黎偶问是何原因?徐竟答道:“总统但在后页年月上盖上印,何必管前面是何事情。”黎当时大为难堪,表示以后不愿再见徐之面,不愿只作盖印的工具。如总统有不同意见时,得交回国务院再议。同时,黎元洪又支持内务总长孙洪伊(国民党)与段祺瑞、徐树铮的独裁作斗争。段祺瑞不肯让步,几次以辞职相威胁,最后竟用武力将孙洪伊逐出内阁,又唆使督军团胁迫黎元洪罢免了丁世峄,段祺瑞也授意徐树铮辞职作为让步,才暂时缓和了双方的矛盾。

民国那时有三系主要军阀,其中皖系、直系是袁世凯的直接下属。皖系的段祺瑞,包括徐树铮编练的四个旅和四个师,嫡系部队有大约6万多人,政治上有交通系和安福系;直系冯国璋,包括保定的曹锟、洛阳的吴佩孚,以及冯玉祥、孙传芳等部,1924年有兵力25万多人;奉系张作霖出身马贼,袁世凯死后排挤掉袁的心腹段之贵而得以大发展,在1924年已经拥有兵力约17万人。

1916年8月1日国会复会后,于9月6日成立宪法会议着手制宪工作。国民党议员主张省制列入宪法,实行省长民选、地方自治,反对中央集权,维持南方的半独立地位。此主张得到各省议会和西南地方实力派的支持。梁启超等进步党人以“宪法案研究会”即“研究系”的名义在国会中活动,坚决反对省制入宪,他们认为,“省制问题萌芽未久,故今日尚属研究时代”;以取宠于正在谋求独裁统治的皖系军阀。与此同时,在辩论国会体制问题时,国民党主张扩大国会权限,以抵制段祺瑞的专制独裁;研究系则主张缩小国会权力,改两院为一院,以迎合皖系专制的需要。由于国民党在国会中居多数,研究系主张不能得逞;国会便以《天坛宪草》为基础重新起草宪法。互相妥协的方案是,将省制列入宪法,但省长仍由中央任命,并规定省议会职权以不抵触中央法律为限。这本是双方折衷的产物,属于单一制下的集权分权,并不属于联邦制或反联邦制争议。但即使如此,该草案仍未能于二读通过。1916年11月29日和12月4、5、8日,宪法审议会进行了四次表决,均因达不到2/3多数票而未能通过地方制度入宪的议案。最后一次表决赞成票仅差4票,使赞成地方制度入宪的议员非常恼怒,为此发生了议会斗殴案。

因此,段祺瑞等皖系首领对国会甚为不满,他们不断挑动北洋各省督军出面干涉国会,打击国民党。为此,以张勋和倪嗣冲为首的北洋系各省督军代表于1916年6月9日、9月21日先后两次在徐州开会,要求修改宪法,改组国会,驱逐国民党员出内阁,胁迫南方独立省份迅即取消独立,否则“以武力解决”。督军团结成以张勋为盟主的13省区联合会,居然宣称:“以后遇有要事可由张上将军代列名,再通告各省……国会如借故扰乱与一省为难,本团体当联合声讨……各方如破坏统一或对政府有非理之要求者,本团体即以公敌视之。”梁启超研究系也勾结督军团,内外配合,夹击国会和国民党。督军团肆意干政,引起社会各界的谴责。黎元洪在9月29日发布了一道禁止军人干政的训令。段则极力包庇张勋,掩盖徐州会议真相,并且又策动督军团在1917年1月9日开第3次徐州会议,提出解散国会、修改约法、改组内阁和总统府等4项解决时局主张。

双方矛盾达到白热化的程度,出现了黎和段的所谓“府院之争”。当1917年3月4日,段亲率阁员到总统府,请黎元洪在对德绝交咨文上盖印时,黎断然拒绝。段即以辞职相威胁,避居天津,秘密发动各省督军反黎,黎得知后不得不屈服,托冯国璋请段回京,答应对德绝交,对内阁拿来的命令不得拒绝盖印。3月10日、11日,参众两院也通过对德绝交案。接着就讨论参战问题。当时国会内外、朝野上下都强烈反对中国参战。孙中山、康有为、国会均不赞成。上海、广州、武汉等地的商会纷纷通电,反对对德宣战。各省大小军阀、包括北洋嫡系也不赞同段祺瑞的参战主张。张勋、王占元、倪嗣冲等人都有电报打到国务院,反对参战。以日本为后台的段祺瑞按照日本的意旨,极力主张参战,条件是得到日本的大量贷款,段有了钱就具备用武力来统一全国的重要条件。但是黎元洪总统和国民党占优势的议会坚决反对。于是,段运动皖系的各省督军(相当于今天的军区司令)于1917年4月25日在北京开会,决定参战。5月1日,倪嗣冲等四督军闯入内阁会场,胁迫内阁匆匆通过了对德宣战案。段祺瑞立即胁迫黎元洪核准。黎推给国会去讨论。

5月10日,众议院开会时,段唆使所谓“公民团”4千余人包围议会,强迫参议院通过参战案。有议员进入会场,他们就投以各种名目的请愿书和传单,如不接受或接受的动作稍慢,就被这些“公民”饱以老拳。先后有邹鲁、田桐等十余名议员遭到殴打。又有所谓的公民团“代表”谒见议长汤化龙,声言若不将参战问题完全解决,决不许议员出院门一步,出门者即殴击之。院门之外,负责治安的警宪与“公民”们和平共处,并不干涉“公民”的非法行动。而且,指挥公民团并出任公民团代表的恰恰多是军警人员,这使得对此并不陌生的议员们马上想起了民国2年10月6日选举正式大总统时,“公民”们包围国会,叫喊:“不将我们可心的大总统选出,就不许议员出议场一步”的一幕。议员们对此非常愤慨,一致主张不解决此事则不能讨论参战案,并要求国务总理和内务、司法总长到会接受质问。但段祺瑞仅派人送来一份咨文,称已下令警厅取缔公民团,不准备莅临议场。这时院外群情汹汹,“公民”们大有一拥而入之势。汤化龙说:“总理如不亲自到院,外面将会说这件事完全是总理授意,此后说也说不清。”张国淦将汤的话用电话告诉段祺瑞,段才表示要亲自走一趟。晚7时半,段祺瑞乘车来到众议院。气势汹汹的公民团突然变得规规矩矩,列为两行,摇旗欢呼,掌声如雷。段下车后面带微笑进入院内。议员们纷纷向段质问,段却说:“这些人也是国民一份子,来院请愿,情有可原,只能和平劝导。如果强用兵力解散,伤及人命,恐怕还会有人说话。”段的这番话令人愤慨,有人提出不能放段出院,认为段一出院就会暴动,必须将段留在院内作议员的护身符。于是形成了“公民围困议员于院内,而议员乃围困总理于一小休息室内”的奇观。国民党议员邹鲁激愤之余,揎拳捋袖,大声嚷道:“公民可以打得议员,议员为什么打不得总理”,一边说一边向休息室冲,经人劝阻才恨恨作罢。这时北京警察总监吴炳湘亦赶来,遵段命劝谕公民团解散,仍无效果。直到“公民”们向院内乱掷石块砖瓦,将日本记者中野打伤,警宪们才开始真正动手驱逐这些“公民”。一直闹到晚11时,风波才平息。

段照搬袁世凯的公民团做法,结果使自己成为全国舆论的众矢之的。孙中山、唐绍仪、岑春煊、章太炎等社会名流纷纷通电,要求严惩暴徒,各大报刊也刊文揭露段是公民团的幕后策划人和元凶。连未到北京的直系督军冯国璋、李纯也通电附和。政府阁员谷钟秀、张耀曾、程壁光、伍廷芳均提出辞职。由于财政总长陈锦涛和交通总长许世英此前已因贿案而免职,教育兼内务总长范源濂泡在医院中躲是非,所以在5月12日国务院例会时,只有段一个人出席,也算一大世界奇观。秘书长张国淦劝段暂时引退,段却认为辞职会使参战案功败垂成,准备硬撑到底。段在几天内,三次向国会咨文,要求国会讨论通过参战案。

5月18日,报纸透露这仅剩的一名内阁总理竟然向日本借款一亿,5月19日众议院、决议该借款无效,国会以2/3的多数,表示对内阁不信任,要求改组内阁。对此,段氏的督军团竟然上书总统要求解散国会,而按照约法规定,总统并无解散国会之权。总统黎元洪只好在23日免去段的总理职务。这一免职决定却立即被参众两议院通过(但是约法也有矛盾的规定,即在总统签署以后,要由总理副署才有效)。段祺瑞在免职令公布后仍然以国务总理的名义发布了一份通电:“……查共和各国责任内阁制,非经总理副署不能发生效力。以上各件,未经祺瑞副署,将来地方国家,因此发生何等影响,祺瑞概不能负责。特此布告。”这通电文不仅肯定了黎的免段令非法无效,而且带有煽动之意,教唆北洋督军们以此为理由公开反抗黎元洪。免段不是黎总统的胜利,而是更激烈的政争的开端。

辛亥之后,由于德国一直支持张勋的复辟活动,供其金钱和枪炮,因此在对德宣战问题上,张勋与段祺瑞有分歧。黎元洪想借张勋之口“昌言”反对参战,“因之倒阁而去段”。为此,黎元洪还任命与张勋有联系的李经羲任总理。

被免职后的段祺瑞到了天津,又策划皖奉等北洋8省“独立”,通电要求解散国会和段祺瑞复任,否则即与北京政府断绝关系。5月29日,段系的安徽省长倪嗣冲立即宣布“独立”,和中央政府脱离关系。紧接着奉天督军张作霖、山东督军张怀之、福建督军李厚基、河南督军赵倜、浙江督军杨善德、直隶督军曹锟、陕西督军陈树藩也宣布“独立”。倪嗣冲对督军们这样凭藉武力与总统和国会作对的行为辩解道:“黎总统听信群小,排斥正士,暴民盘踞国会,勾结府中,以夺取政权,须以武力驱逐之。”督军们明目张胆把议员称为“暴民”,和总统一致叫“勾结”,因此要以武力解散国会,驱逐总统,夺取政权。这就是中华民国建立以后,高层武装拥有者的心理状况的反映。不仅仅如此,督军团还到张勋部驻扎的徐州集会,公然要把满清的皇帝请出来,而有辫子兵张勋复辟的一幕戏。很有意思的是,戊戌变法时候站在时代最前列的康有为是张勋复辟的主要谋士,梁启超则是后来皖系的主要高参(梁启超的一生是反孙中山反国民党的一生)。6月2日,“独立”各省又在天津设立“各省军务总参谋处”,宣告支持段祺瑞,反对黎元洪。

在这种情势下,李经羲吓得躲在天津租界中,不敢上任,他向黎元洪提出,必得张勋进京“保驾”,才能就职。5月29日晚,黎又致电张,请张勋出面调停。30日,张勋回电,提出调停的五项条件:督军参与宪法的制定、段祺瑞复职、罢斥总统左右的四“佥壬”、赦免帝制犯、清除议员中的“暴烈”分子。黎无奈,只得在5月31日向张勋发出邀请电。进京之时,张勋要求带卫队,黎元洪允他带2000人,不料一下来了6000人。6月8日下午,黎得到张勋的6项调停条件:1、实行责任内阁制。2、解散国会。3、解散省议会。4、惩治“四凶”。5、另定宪法。6、赦免政治犯(即洪宪帝制祸首)。要求黎在48小时内答复。李经羲电劝黎接受。9日下午,黎元洪拟就解散国会的命令,但无人副署。几经努力最后,由江朝宗将解散国会令副署,于13日9时正式发出,但日期填的是12日。顿时舆论哗然,时避难上海的国会议员们,以江非阁员不能任代总理为由,联名通电反对。

7月1日凌晨,张勋把溥仪捧上皇帝宝座,改元为“宣统九年”。见时机成熟,段祺瑞在皖系和直系军人支持下(日本也给了一百万军饷),只花几天时间就于7月12日中午打进了北京,于是乘此参战,借贷总额达到三亿日元以上。他以参战为名,把扩张北洋的私家军合法化,就野心勃勃地开始了以武力统一全国的北洋军阀时代。

由于段祺瑞采纳梁启超建议,借口挫败复辟是共和再生,提出应遵循辛亥革命前例,绕过旧国会,于1917年11月10日段召集所谓临时参议院,修改了国会组织法和议员选举法,重新选举国会,以达到他取消国民党议员占优势的旧国会和废除《临时约法》的目的,从而引起旧国会议员的不满,他们响应孙中山择地另开国会的号召赴粤,从而产生了南方护法政府!1918年8月段祺瑞解散临时参议院,建立了为段氏服务的清一色按照北洋军阀旨意行事的所谓安福国会。他超过了袁世凯。袁专权就干脆当皇帝,段祺瑞同样专权,却披上民主法制的马甲,里面全是专制!

以上从袁世凯死后到段祺瑞横行的短期历史说明几个问题:第一,这些手握兵权的督军们和袁一样,迷信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任何阻碍他们的民国的约法、议会、总统,随时可以废除而另外制造;第二、他们肆无忌惮地横行,民国的最广大公民们却很少反对表示,似乎民主制度并不和他们息息相关,可见新的外来的共和制度与普通民众需求的脱节,孙中山等民主派的势单力薄。第三、约法被废除,国会被解散,民国也就是徒有其名了。按照袁伟时所谓的民主法制的程序进行合法斗争的基本条件也就不存在了。

 

北京之春 2017年11月号

中国历史教育的教傻作用

November 6, 2017

【中国历史教育的教傻作用】

中国近代历史本来应该很值得大家思考反省,但是中国历史教育却恰恰相反,是一种以把人民变蠢的思路教历史,第一点就是不顾事实偏帮我国的愚蠢统治者说话,本来灾难失败很多都是我国统治者的愚昧和蛮横造成的,却把这些愚蠢蛮横不理智的统治者塑造成一副屈辱的形象,这些都跟历史事实截然相反,造成了一个广大读了这种课本的人误以为中国近代的君主们是胆小懦弱静待别人宰杀的羔羊,也误以为外国政府和军人发动战争就是要签订不平等条约,事实正相反,在签订不平等条约之前,有无数的机会可以签订更好的条约,有很多机会可以和平解决问题,而大部分造成战争的原因,是清政府和清朝臣民的愚民和野蛮,也是清政府的无能和自负造成的,我们的历史课本总写这个国家拿这个当借口,那个国家拿那个当借口,这个表述是错误的, 那些都不是借口,都是事件的起因,只是这些个事件可以被任何一级官员合理解决的问题,在满清各级官员昏庸的情况下,清廷各级官员蛮横无理或者无能推脱,导致事件螺旋形升级,不断被放大成为危机,导致战争,并且清廷往往自以为自己靠武力能够取胜,蛮横无理自负无能,种种野蛮无知导致了失败,结果最终导致了不平等条约,问题是,清政府的脑子里根本没有平等条约的理念,他们在有优势的情况下欺压他国,他们在实力强大时蔑视他国,各国对待清政府并不比清政府对待他们更野蛮更无理,相反,各国给予了清政府很多和平解决的机会,但是在被击败之前,清政府从来就没有给过外国政府平等。所以说,中国近代史并不是我们学习的所谓屈辱史,他是一段愚昧史。中国历史教育就这么荒谬,他不是把群众教明白,反而是教群众毫无理性的盲目仇恨外国,其实,接受近代史教育的当代国民可能比满清时期国民更加愚蠢。


微博留言评论

琛平之周
琛平之周:1满清是被连踢带打连扯带拽托进现代文明的。2专制教育是以降低民众智识愚化奴化便利奴役统治为唯一目的的。
11月4日 23:20
爱笑的小河弯弯
爱笑的小河弯弯:太对了!
11月3日 11:26
文明开化开拓万里波涛
文明开化开拓万里波涛:中国大陆没有资格指责日本不尊重历史,首先自己就没有做到
11月4日 16:19
戴墨镜的哑巴
戴墨镜的哑巴:人家是让自己的国民越开化越好,我们是让自己的百姓越愚昧越好。让他们只知道挣钱养孩子,都不会抬头看看周围的世界,像不会独立思考的动物一样活着。这样便于统治罢。
11月4日 21:24
用户vmhvipwuex
用户vmhvipwuex:此文才是伟光正!
广东_陈佳
广东_陈佳:不但中国历史教育有教傻作用,而且传统文化也是一直有教傻作用,注意这是上下一脉相承的,并不是现在的人才有意识教傻,而是从古至今就有的教傻方式,比如伪中医能有效防治疾病。
11月5日 12:55
杨林977
杨林977:近代史。小时候,共产党打败了日军,蒋委员长像个猴子下山摘桃子一直在我脑海里。长大了,才知道这不是事实。不过,我们政府正在正视历史,还原历史,只是因为这样那样的原因,步伐迈地小一点。
11月3日 12:12
原A下上:分析分析,到底是些什么这样那样的原因啊?真使人一头雾水,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11月3日 19:07
 
周铁东本人
周铁东本人:历史永无真相。
11月3日 12:04
温流vip
温流vip:说的太对了,抓住了问题是症结,无论是近代还是现代
11月4日 21:31
林修治
林修治:一个腐朽的体制,会不择手段来污染一切美好的制度!正所谓,入鲍鱼之肆,久而不闻其臭!1月6日 15:13
仙哈哈哈
仙哈哈哈:哈哈,阴阳五行理论推论不出你这些东东滴,你说咋整?[笑cry][笑cry][笑cry]
11月3日 20:08
比特币太史公
比特币太史公:历史离我们越近,评论越容易离谱,历史离我们越远,史实容易失真
11月5日 00:17
yz姚一中
yz姚一中://@yz姚一中: 权威人士再三批判追求真实历史的人是搞历史虚无主义。//@和谐社会依法治国://@比特币太史公:历史离我们越近,评论越容易离谱,历史离我们越远,史实容易失真
11月5日 12:55
手机用户2337066131
手机用户2337066131://@yz姚一中://@yz姚一中: 权威人士再三批判追求真实历史的人是搞历史虚无主义。//@和谐社会依法治国://@比特币太史公:历史离我们越近,评论越容易离谱,历史离我们越远,史实容易失真
11月6日 13:40
港粤情深kTV欣赏
港粤情深kTV欣赏:转发微博
11月6日 10:08
西门郊外大官人
西门郊外大官人:分析有道理
11月5日 23:48
陈-信滔
陈-信滔:转发微博
11月5日 12:44

谌旭彬:有图为“证”:甲午战争大清赢了

November 6, 2017

2017-11-07  短史记

很长一段时间里,浙江余姚人蒋梦麟(1886~1964),都以为中日甲午之战是以大清朝的全面胜利而告终。

 

因为他看到的画片,就是这么画的。

 

蒋梦麟回忆:

 

“新年里常常有些小贩到村子里卖画片……有一年新春假期里,有一套新鲜的图画引起小孩子们的浓厚兴趣。这套五彩图画绘的是一八九四年(甲午年)中日战争的故事。其中有一张画的是渤海上的海战场面,日本舰队中的一艘军舰已被几罐装满火药的大瓦罐击中起火,军舰正在下沉。图中还画着几百个同样的大瓦罐在海上漂浮。这种瓦罐,就是当时民间所通用的夜壶,夜间小便时使用的。另一幅画中则画着一群带了铐链的日本俘虏,有的则关在笼子里。中国打了大胜仗了!自然,那只是纸上的胜仗,但是我们小孩子们却深信不疑。后来我年纪大一点以后,我才知道我国实际上是被日本打败了。而且割让了台湾,我们的海军被日本消灭,高丽也被日本抢走了。”①

 

这段回忆是可信的。因为类似的版画,迄今仍留存于世,可以见到。

 

图:学者蒋梦麟,曾任北大校长、浙大校长。

 

大清军队在版画里所向无敌


 

2014年5月份,日本国立公文书馆亚洲历史资料中心(JACAR)与大英图书馆合作,在其网站上了举办题为《绘画中的日清战争锦绘·年画和公文书》的网络特别展。展示了甲午战争期间制作于中日两国的235件版画,其中179件为日本画家作品,绝大部分为锦绘;其余56件出自清末中国画师之手(56件中有雷同者)。②

 

这56件藏于大英图书馆的中国版画中,有一幅极可能便是蒋梦麟提到的那张——“画着一群带了铐链的日本俘虏,有的则关在笼子里。”也就是下面这幅《捉拿倭奸审问正法图》③。

 

画中,日军士兵战败遭俘后,被清军以绳索捆绑,以囚笼关押,乃至砍头处决。与蒋梦麟回忆里的描述基本一致。

 

图:《捉拿倭奸审问正法图》,右下角注明出品者是“战必胜斋石印”,左上角注明作画者是“嵩山道人”,作画时间是“光绪甲午季秋”。

 

展出的中国版画里,未发现有蒋梦麟所说绘有“几百个夜壶”者。但这些版画,与蒋梦麟当年所见类似,几乎全部是在宣传清军大胜、日军大败。

 

试举几例。

 

海战方面。比如,下面这张版画,从画面上虽然看不出两军胜负,但从画名《朝鲜水战得胜捷图》可知制画者所表现的乃是清军水师大败日本海军。版画署名“梅州隐士制”。左上角题记注明:

 

“倭逆无故称兵犯顺,占据韩京,肆行狂悖,欺害华商。凡我朝野诸君,无不同深义愤……”(“义愤”后似仍有文字,但已受损不可复见)

 

图:《朝鲜水战得胜捷图》

 

再如,下面这张《海军大胜图》,“日本海军遭到大清水师痛击”就表现得非常明显了。版画署名“望平东馆主人识”。上中部题记写道:

 

“倭逆无端开衅,不遵公法,击伤运船。朝廷震怒,立饬海军大队铁甲前往助剿,开仗于惊涛骇浪之中,烟雾腾空,杀声震雷。轰沉倭逆铁甲三艘,兵轮数艘,溺毙倭逆无数。飞电传来,共相欣喜。兹将倭逆败北情形,绘图贴说,俾天下怀忠义之气者争先快覩,略纡公愤。他日水陆并进,不难一鼓荡平,倭逆之亡指日可待。

 

图:《海军大胜图》

 

陆战方面。比如下面这幅《高丽月夜大战牛阵得胜全图》,将日军在陆战中的“惨状”刻画得淋漓尽致。画中,狂牛角上绑有利刃,背上负有灯笼,直冲日军而去,日军士兵或瘫软在地,或仓皇返身逃跑,清军将领左宝贵端坐骏马之上,一派指挥若定状。

 

图:《高丽月夜大战牛阵得胜全图》

 

再如下面这张《宋刘二帅克服九连城》,画面上清军占据绝对优势,左上角题记注明:“天津来电云:倭逆攻九连城,宋刘二帅假退五十里,用引虎入牢之计埋伏地雷火炮。十月初四轰死倭兵二万。

 

图:《宋刘二帅克服九连城》

 

关于台湾战场的描绘尤其夸张。在版画里,不但日军在台湾被刘永福等人率领的清军打得屁滚尿流,而且连后来的日本第一任台湾总督桦山资纪(1837~1922),也遭清军捕获,受审后被浇上火油活活烧死了。

 

表现桦山资纪被捕受审的,是下面这幅《刘大将军擒获倭督桦山审问》。画作署名“上海吴文艺斋”,并有题记说明:

 

“厦门各商号来信云及,倭总督桦山氏彼(原文如此)刘军擒获。倭奴见主将彼获,随即恳请西国大员向刘帅恳,情愿出五百美金赎回。刘帅不允,定要和约见还,方可赎回耳,倘和约不还,将倭逆审明首级示众。”

 

图:《刘大将军擒获倭督桦山审问》,右起跪地第三人注明“倭总督桦山氏”。

 

表现桦山被浇火油活活烧死者,是下面这幅署名“小芳陆士勋”的未命名版画。画中题记写到:

 

“桦山氏者,倭将之巨擘也。少时游学泰西,精于测算制器等学,又深究西国军律营制,故回国后倭主即授以水师提督之任。自去年称兵犯顺以来,凡军旅之事皆桦山一人主之。其趾高气扬藐视台湾,大有一口吸尽西江水之意。不料自遇我刘大将军,而后大小数十战,无不悉坠术中,不及两月,伤亡以五万计,遂慷慨登岸,不胜愤然。一日,仅带倭军数十人,意欲探视道路,为进兵计。正巡行山径间,突有生番自丛莽中啸聚而起,以毒箭踣之,生擒而献诸刘营。将军命以棉絮渍火油,周裹其身,燃火烧之。凡忠义之士无不拍手称快。所谓桦山氏以疫死者,则倭奸之代讳之也。”

 

图:火烧桦山

 

总之,在这些版画里,无论陆战、水战,日军都不是清军的对手;每次战役,都被英勇的清军打得落花流水。

 

军事报道奇景的由来


 

展出的56幅中国版画,全部属于民间商家,并无一张来自官方宣传。

 

比如,绘制《捉拿倭奸审问正法图》的“嵩山道人”、绘制《朝鲜水战得胜捷图》的“梅州隐士”,虽生平信息不详,但都是长年给上海小校场的年画店铺供稿的知名民间作者(较之文人画,年画被认为上不了台面,故当时文人作年画者多不署真名)。⑤

 

学者唐权对此也有过梳理:

 

“就风格而言,这50余件版画大致可分成两类。一类属于有传统色彩的年画,从作品的题记可知,其制作者或是批发者有‘吴文艺斋’‘筠香斋’‘文仪斋’‘沈文雅’等,皆是上海旧校场年画的知名店铺。另一类则无论是主题、内容还是画面构成,都酷似《点石斋画报》中的时事画。不难想象,这两类作品都是与清末上海的文化市场密切相关。”④

 

如此,就产生了这样一个问题:

 

这些民间商家,是受了不实传言的误导,还是有心刻意造假?

 

答案不是非此即彼的。

 

(1)从画中题记里的“天津来电云”、“厦门各商号来信云及”等文字判断,这些民间商家(画师)有自己的消息源。当然,这些消息源大多是错误的。

 

这种错误,与清廷当日的信息管制政策有很大关系。

 

据《申报》披露,甲午战争期间,清廷勒令电报局不许向外界传递战时信息——“凡事之涉于争战者,一概不得为人传达”“苟有涉中日事宜者,决不代递”。这种信息封锁,导致《申报》在战争初期过度依赖道听途说,与《点石斋画报》等媒体一样,误以为清军所向披靡,正在朝鲜痛击日军。报道严重失真。⑥

 

图:《威海卫大战得胜图》

 

(2)发行这些版画的商家多在上海,发达的新闻报业足以使他们了解到时局的真实进展。但为满足市场口味,他们并不愿意依据真实事件制作版画。

 

《申报》早期虽受限于清廷的信息封锁而出现报道失真,但它们参考英文、日文媒体的报道,很快就意识到了错误,并作出纠正。但与《申报》关系密切的《点石斋画报》(该画报创刊时与《申报》同属一个老板,且长期在《申报》上做广告,画报经营者可以很便利地从《申报》获取新闻讯息)却没有作出同样的更正:

 

“以平壤战事为例,起初不明真相,《申报》的报道也失实;而一旦发现西文报纸登载日本电讯,知道平壤已经失守,该报立即转述 。反观《点石斋画报》,读者所能看到的,从《牙山大胜》、《海战捷音》,一直到《破竹势成》、《大同江记战一、二》等,全都是‘捷音’,不见黄遵宪所说的‘一夕狂驰三百里,敌军便渡鸭绿水’ 的狼狈败退。这种差异,不全然是报馆技术能力。

 

略言之,《点石斋画报》全程跟踪了甲午战争,且有《申报》作为自己的信息源。但是,“《点石斋画报》上所有直接描绘甲午战争陆海战场景的全部图像均在一定程度上有违史实,有些甚至彻底颠倒胜负。”⑧

 

不愿意说出“大清军队不行”这个事实,主要是出于报纸销量方面的考量。这是经验之谈——1880年代的中法战争,点石斋绘制了大量表现清军英勇无畏、战无不胜的版画,深受江浙市井百姓的喜爱。报社已经意识到,虚构的鸡血比真相受欢迎,也更能挣到钱。

 

信息管制,加上商业逻辑,遂促成了这一幕令人瞠目结舌的晚清军事报道奇景。

 

其中,最令人瞠目结舌者,莫过于关于《马关条约》的版画报道。

 

众所周知,李鸿章前往日本马关签订“和约”的前提,是清军在海、陆两个战场均遭遇了惨败。仅就李鸿章须“屈尊”前往日本这一点,已可知此行绝非光彩。

 

但版画作者们有自己的“报道诀窍”。比如,下面这幅《迎迓李傅相》,题记中竟然写道:

 

“中日失和已有一年,各埠生意清淡。故泰西诸国从中劝和,特来电音恳请傅相至东瀛议和。倭主派外务大臣伊藤引舆迎迓。”

 

 

图:《迎迓李傅相》

 

如此,李鸿章此行,不再是被迫去日本签订战败条约,而被粉饰成了响应列强的“恳请”前往日本议和。

 

放大这幅版画的局部,可以更直观地体察到绘制者的“良苦用心”——画面上,以伊藤博文为首的日本代表团成员,个个毕恭毕敬,点头哈腰;以李鸿章为首的大清打表团成员,则个个昂首挺胸,气势凌人。

 

图:《迎迓李傅相》局部

 

在另一幅由“吴文艺斋”出品的《各国钦差会同李傅相议和图》中,比国钦差、俄国钦差、英国钦差、法国钦差、德国钦差、美国钦差济济一堂,紧密团结在以李鸿章为中心的“议和会议”周围。日本政府并将刺杀李鸿章的刺客小山抓来,令其屈双膝跪于李鸿章跟前。

 

图:《各国钦差会同李傅相议和图》

 

有了同行的上述衬托,《点石斋画报》对李鸿章前往马关签约的报道,反显得“相当客观”。这幅名为《赞成和局》的版画,至少没有让日本人对着李鸿章点头哈腰(见日舰上的日军将士),而是谴责他们“多方要挟,赔款又割地”。当然,据画中题记,此画的重点,是赞扬李鸿章“大度包容”,愿意“重申和议”,这种“大度包容”折服了西方列强。为了支持李鸿章,他们“各派兵舰赴烟台严阵以待”“鸣炮为礼”,使“日方知众怒难犯”,同意签署和约。

 

在这场晚清军事报道奇景中,李鸿章不经意间“成了最大赢家”。

 

 

图:《赞成和议》。

 

注释

①蒋梦麟,《西潮•新潮》,岳麓书社,2000,P41。②唐权,《清末版画中的甲午战争》,21世纪经济报道,2014年9月9日。③全部版画展出网址:https://www.jacar.go.jp/jacarbl-fsjwar-j/gallery/index.html。其余版画不再赘注。④唐权,《清末版画中的甲午战争》,21世纪经济报道,2014年9月9日。⑤张伟,《上海小校场年画的崛起、发展及其演变》,收录于《历史文献 第15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P330。⑥⑦陈平原,《图像叙事与低调启蒙——晚清画报三十年》,《文艺争鸣》2017年第4期、第7期。⑧徐沛、周丹,《清末民国画报上的战争叙事与国家神话——以中日军事冲突的图像表征为例》,《新闻与传播研究》,2016年第10期。⑨《点石斋画报 第12册》(大可堂版),上海画报出版社,2001,图119。另:湖南邵阳人蒋廷黻(1895~1965)出生时,适逢中日战争落幕。据他讲,“后来我从族人那儿获悉,邵阳乡下的老百姓若干年后才知道中日之间发生了战争。这并不稀奇。因为当时邵阳没有报纸,也没有邮政电信设施。”(《蒋廷黻回忆录》,东方出版社,2011,P09。)

丁抒:老舍为何自沉太平湖

October 24, 2017

自从作家老舍在文革初的疯狂日子里投水以来,三十多年过去了。1999年是他的百年冥诞。本文想要探讨的是,老舍为何自沉,为何自沉太平湖。

文艺生命日趋枯萎

1950年从美国归来後,说实在的,共产党待老舍倒也不薄,给了他许多头衔。他曾先後担任政务院文教育委员会委员、中国文联〖文学艺术联合会〗副主 席、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中国作协书记处书记、北京市人民委员会委员、北京市文联主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常委。

毛泽东自执政起,对文化、教育、艺术、新闻等意识形态领域的「专政」就从未中断。作家除非改行,如沈从文去搞文物,陈梦家去搞考古,都得赶紧学会在阶级斗争的风浪中保护自己,免于灭顶。

头一件要事是审查旧作。凡旧作中与新社会不合拍的,都得仔细过滤、删掉。连前中共总书记瞿秋白早年写的访俄游记《饿乡纪程》里的海参威华侨吸鸦片、 贩毒等内容,也属「给中国人脸上抹黑」,一九五三年出版《瞿秋白文集》时悉数被删。一般「从旧社会过来的」老作家要出版旧作,就更得仔细斟酌、删节了。譬 如叶圣陶将他的主要作品《倪焕之》删去了好几章。曹禺则改写《雷雨》、《日出》的剧本,将身为劳动人民的「好人」从阴曹地府拉回人间,使他们的结局由死变 为生。

老舍也不例外。从国外回来,还没拿出新作,就先对其主要著作《骆驼祥子》开刀。该书未尾有近万字,描写祥子如何堕落为行尸走肉,个人主义的末路鬼。 他对祥子的结局实际是否定的。可是而今祥子属劳动人民,是无产阶级份子,那样描写祥子有「丑化劳动人民」的嫌疑,在再版时统统删去了。

新作品创作更难。除了按党的指挥棒唱唱时代曲外,其馀的动不动就犯忌。在毛泽东的文化专制面前,文学家们都成了谨小慎微的君子,正如沈从文所说: 「巴金或张天翼、曹禺等手都呆住了」。巴金自己也说:「我怕开会,却不敢不开……不断地检讨或者准备检讨……越是用功,就越是写不出作品来。」[1]作家 赵树理也写得不多。他自我解嘲地说:「假话我不写,真话不能写,只好不写。」[2]

老舍也很用功,也写不出什么作品。如他自称的那样,他一直是个「歌德派」。[3]除了歌颂共产党的小作品和为配合政治运动而写的应景文章外,少有作 品问世。党要宣传什么,他就歌颂什么。话剧《西望长安》是一个例子。该剧根据一个真实的故事写成,讲一个骗子如何冒充中共高干,到处行骗。当时那是个大 案,在写作过程中,公安部长罗瑞卿曾给过他帮助。话剧《龙须沟》是另一个例子。那是根据北京填平龙须沟、铺成大马路的事迹写的,所以末尾写了北京市委书记 出席庆祝大会并倡议立记功碑的场面。後来北京市长兼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彭真以北京市人民政府的名义给他发了个「人民艺术家」的奖状。

有那么多光荣头衔在身,就必须时时与党保持一致,积极投入一场场政治运动。一九五七年毛泽东发动反右派运动,百万知识分子被打成「极右派」、「右派 分子」、「中右分子」,其中包括剧作家吴祖光。老舍与吴祖光是同行,不得不公开发言批判他。自然,这行为不甚光荣。但那是个不仅不许你乱说话,而且不许你 不说话的社会。不表态、不打他一杆子,「组织」会跟他没完没了。而对吴祖光来说,大概多挨几场口诛笔伐也伤不到哪里去罢。

老舍的作家的良心并没泯灭。不久吴祖光被送到北大荒劳改农场,吴妻新凤霞迫於生计,将吴收藏的齐白石的画拿去变卖,恰被老舍买到。见是吴祖光的收藏品,便说等吴从北大荒归来时「物归原主」,可见他在会上、报上发表的斥骂吴的话并非由衷之言。

吴祖光到北大荒劳改时正值毛泽东发动大跃进运动,农村中的荒唐事层出不穷,亩产粮食万斤、十万斤地吹。因为说实话的要倒大霉,人们均以沉默对待各种 各样的荒唐事,至多只是在亲朋好友之间议论一番。新凤霞去河北农村劳动,亲眼见到公社干部们如何指挥社员连夜把几亩地的麦子移到一块田里,点上大灯,开起 风扇猛吹(怕密不透风,闷坏麦子),然後向上吹牛说密植带来了丰收。回到城里,她是把老舍当作好友,,将此事告诉老舍,老舍忙叮嘱她:「你千万别跟人说 呀!」因为密植是毛泽东的号召,他担心新凤霞会落个「攻击大跃进」的罪名而坠入地狱。由此可见,老舍骨子里并不是党认可的左派。

由於始于1958年的三年大跃进运动彻底失败,三千万人饿死,毛泽东被迫收敛,不那么咄咄逼人,全国的所以政治气氛一度松动,文化方面的专制也有所 松动,文学艺术家们觉得松了绑,禁忌少了。1960至62年全国人民饿了三年肚子,文艺界倒相对繁荣起来。老舍也觉得形势变了,不必再写歌颂党的小作品和 应景文章。他开始撰写小说《正红旗下》。该书写的是清朝末年满人的故事,实际是一部自传体小说。1962年三月,文化部在广州召开全国话剧歌剧创作座谈 会,老舍情绪很好,在发言中透露提及他正在写《正红旗下》。回到北京後,他还给一些朋友朗诵过其中的几段。

但好景不长,当年九月间,毛泽东已喘过气来,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鼓吹「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并以此为依据收紧政治套索。他指小说《刘志丹》的 作者、刘志丹的弟媳李建彤「利用写小说搞反党活动,是一大发明。」结果全国近万人因此被牵连受害,挨打、关押、逼死,连李建彤在陕北采访时为她带过路的两 个老百姓也被定罪而自杀。

以「利用写小说搞反党活动」的罪名迫害作家,是毛泽东的一大发明。後来在文革前夕的一九六六年三月上旬,毛泽东说了这么一段话:「1962年十中全会作出要在全国进行阶级斗争这个决定之後,文化方面的兴无灭资的斗争也就一步一步地开展起来了。」[4]

毛泽东的所谓「兴无灭资的斗争」,是蛮横的文化独裁的代名词。一九六一年,青年画家徐启雄的工笔人物画《苗寨新嫁娘》曾引起轰动,各报刊竞相转载。 1964年春,徐却受到批判:「画那么多美女,意欲何为?难道不是想腐蚀革命者的斗志?用这种软绵绵的充满资产阶级情调的东西毒害人民,用心何在?」 [5]《人民文学》1962年刊登的小说《落霞一青年》受到几位日本文学评论家的赞扬,1964年被定为「坏小说」。[6]《北京文艺》1962年四月号 的历史小说《杜子美还家》被定为大毒草,「披着历史题材的外衣,向党和社会主义进行了恶毒的攻击。」[7]

全国各报刊杂志都在批判形形色色的「毒草」、「坏戏」、「坏作品」。正在写《正红旗下》的老舍如同头上被浇了一盆冷水。他终于明白,他想写的那种小 说不是党需要的。清末满人的故事不合时宜,写出来不能出版是小事,弄不好会惹祸上身。他的心凉了。无奈之中,他搁下笔,把已完成的八万字手稿放进了书桌。 他的妻子後来回忆道:「一直到文化大革命开始,老舍再也没有动过《正红旗下》,而且,甚至再也没有向谁提起过它来。」[8]

老舍的悲剧更在於他没有决心象沈从文那样封笔,乾脆什么都不写。既然身兼北京市文联主席,他的笔还得为党服务。他想跟党走。但越想跟党走,创作生命 力越衰竭。他写了一篇快板书《陈各庄上养猪多》,其中几句是「热爱猪,不辞劳……干劲大,不识闲……越进步,越学习,永远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

这是他生前公开发表的最後一篇作品。这些文字里已无一丝一毫作家的影子。

在共产党治下的十六年间,老舍的文艺生命日趋萎缩。刚回国不久,老舍曾在公开场合说过「毛主席给了我新的文艺生命。」可是毛主席非但没有给老舍「新的文艺生命」,连他文艺生命的根都刨了。作为一个作家,老舍的生命已经枯萎、死去。

风暴前夕的绝望

人们读了老舍的那种跟浪潮的顺口溜,只痛其自贱,却不了解老舍本人的伤心之处。平素为人不张扬的老舍只是将内心的悲哀深藏着,从不示人。直到文革爆发前夕才头一次将心中的绝望在友人面前倾诉出来。

那是一九六六年四月间的事。

一九五七年反右後被毛泽东赶走的原人民日报社长邓拓,是中共党内少有的才子。人称「副总书记」的彭真惜才,将他收罗在北京市委书记处,主管文教。自一九六一年三月起,邓拓在北京晚报开了一个专栏《燕山夜话》,漫谈古今中外。至六二年九月,共发表了一百五十多篇。

老舍很欣赏邓拓的《燕山夜话》,说邓拓「大手笔写小文章,别开生面,别具一格。」[9]四月间,全国大张旗鼓地批判邓拓的《燕山夜话》,老舍心中必 定十分悲愤。但他知道,他不能替邓拓说话,他只能沉默。这时,连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也觉察形势险恶,赶紧表示对毛效忠。四月十四日,郭在全国人大常委会 上发言说:「拿今天的标准来讲,我以前写的东西,严格地说,应该全部把它烧掉,没有一点价值。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没有学好毛泽东思想,没有用毛泽东 思想来武装自己。」[10]毛泽东厚颜,竟亲自批示将郭沫若的发言送报社发表,先後刊登光明日报、人民日报上。[11]

大约就在这时,老舍自己也看出来,他的作家生涯彻底结束了。

四月底的一天,他接到了女演员兼作家王莹的一个电话。

一九四二年,秘密的中共地下党员王莹及其丈夫谢和赓在周恩来指示安排下赴美国留学。王是个杰出的演员,还是个作家。一九四三年春,她曾应美国政府邀 请在白宫演出抗战街头剧《放下你的鞭子》和抗战歌曲。四十年代末,老舍也在美国,他们是好友。老舍先行归国後,美国麦卡锡主义盛行,左派人士受迫害。大概 由于共产党员身份被暴灵,王莹夫妇于五四年被诬以「危害美国国家安全」罪名下狱。後经曾获诺贝尔文学奖的美国女作家赛珍珠(Pearl S. Buck)等人的声援,王莹夫妇被驱逐出境,1955年底回到中国。一年多後遇上反右运动,谢和赓落网,被打成右派分子,曾被送北大荒劳改了几年。

这时,王莹夫妇住在北京西郊香山。王莹在电话中告诉老舍,她的两本书刚刚修改誊抄完毕。第二天,老舍就专程到香山看望王、谢。在谈话中,老舍感慨地 对王莹说:「我自己,在过去十几年中,也吃了不少亏,耽误了不少创作的时间。您是知道的,我在美国曾告诉过您,我已考虑成熟,计划回国後便开始写以北京旧 社会为背景的三部历史小说:第一部小说,从八国联军洗劫北京起,写我的家史。第二部小说,写旧社会许多苏州、扬州女子被拐卖到北京来,坠入『八大胡同』娼 妓火坑的种种悲惨结局。第三部小说,写北京王公贵族、遗老遗少在玩蟋蟀斗蛐蛐中,勾心斗角,以及他们欺诈压迫下层平民的故事。可惜,这三部已有腹稿的书, 恐怕永远不能动笔了!我可对您和谢先生说,这三部反映北京旧社会变迁、善恶、悲欢的小说,以後也永远无人能动笔了!」说到这里,他情绪激烈,眼泪夺眶而 出。王莹也十分激动。两人相对无言,久久不能开口。[12]

这是他们生前的最後一面。四个月後老舍走上不归路,王莹和谢和赓不久被捕入狱。谢和赓坐了八年监狱,出来时神经已失常。王莹则更惨,被关进监狱後就再没有活著出来。1974年她死去时,死亡书上没有名字,仅有一个代号「六七四二」。

迈出最後的一步

五月底邓拓服药自杀。此时老舍虽然对於继续写作已不抱希望,却相信文化革命革不到他头上。当时的革命对象是所谓「三反分子」,「反党、反社会主义、 反毛泽东思想」。他自觉哪样都不反,哪条都摊不上。七月间见到上海作家巴金时,老舍还很有信心地对他说:「请告诉朋友们,我没有问题……」[13]

但是,这一次是「横扫一切牛鬼蛇神」,谁也躲不过去。老舍在「横扫」之列,人们并不奇怪。但谁也没有料到他会自沉太平湖。自1927年昆明湖水吞噬清华学堂国学大师王国维以来,老舍是第二位在北京自沉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化名人。

北京戏曲学校的学生多年来练了不少旧戏,所以现在觉得比旁人更有责任执行毛主席的指示。既然要横扫一切牛鬼蛇神,那就先将牛鬼蛇神在舞台上穿的戏装先拿出来烧掉。八月二十三日,他们决定在文庙焚烧戏装,顺便将北京市文化局和文联的「黑帮」装上车。

上车的牛鬼蛇神当中,本没有老舍。不久前,他半夜吐血入医院抢救,刚刚出院,这一天是是他出院後第一天上班。他见作家萧军等三十多人被学生装上车, 便从人群中站了出去。一位在现场担任指挥的北京大学的女学生一眼认出他来,立即大叫:「这是老舍,是他们的主席,大反动权威!揪他上车!」于是老舍也成了 他们的俘虏。

到了文庙,几十箱精工绣成的戏装已被堆在空地,一二百学生,主要是座落在绒线胡同里的女八中的学生,一边焚烧京剧戏装,一边挥舞演戏用的刀枪和带铜头的军用皮带,拷打顶着烈日跪在火堆前的「黑帮」。这种带铜头的军用皮带不是商品,当时是干部子弟的特别标志之一。

除老舍外,这些跪成一圈的「黑帮」中还有北京市文化局长赵鼎新、张梦庚、张国础,北京市文联领导干部田兰、江枫,右派分子萧军,京剧名演员荀慧生、白云生等。

这时,成千上万的人拥到文庙,局势完全失控。北京市副市长闻讯赶去,面对大火和狂热的学生,他无法搭救他们。老舍被打得头破血流,有人撕下一块戏装 上的白绸水袖替他包扎,且被恩准第一个离开现场。可是回到文联,另一支几百人的红卫兵队伍已经等候在那里。他被抓到文联大门外水泥花坛上示众。

在红卫兵要他手举黑牌低头时,他却昂然扬起了头,并将黑牌愤然朝地下摔去。不料,黑牌碰到了一位红卫兵的身上。於是拳头伴着口号,皮带夹着唾沫,又 挨了一顿揍。这时,有人说他是「现行反革命」,应当法办。〖据说此人是作家浩然,意图是先将他从红卫兵手里救出,以免不测。〗经过一番争夺,老舍被塞进了 汽车。

红卫兵的拳头纷纷在车壳和车窗上敲打,尾随而去。在当地派出所里,中学红卫兵们,不少是女八中的女兵,又轮番打他,一直到深夜。临走时命令他第二天早晨拿着「现行反革命」的黑牌,到北京市文联报到。

第二天一早,他对三岁的孙女说了句「和爷爷说再见」,然後就离开家,到了城北的太平湖。

北京有好几个湖,为什么单挑了个城边人稀的太平湖?

老舍生于北京。一岁时,八国联军入侵北京,老舍的父亲是一名守城的士兵,被侵略军的烧夷弹引起的大火烧死。农家出身、不识字的母亲靠给人家洗衣服、 作针线活、当佣人,含辛茹苦养活一家,并咬牙挤出一点钱把老舍送进学校,使他成为舒家门里唯一识字的孩子。1932年,老舍为母亲购买了观音庵胡同的一所 民居。老母去世之前的十年中,一直住在那里。现在,老舍要回家了。他要到母亲那里去。与观音庵仅隔一道城墙、一条护城河的太平湖是离家最近的地方。
太平湖公园是个自由进出的公园,据看门人回忆,老舍在那里呆了一整天,直到夜里才留下上衣制服、眼镜、钢笔、手杖,走向湖水,把他的绝望化成了行动。

八月二十四日早晨,红卫兵发现老舍竟敢违令,不去北京市文联向他们报到,便拥到老舍住处揪人。他的儿子舒乙闻讯赶回家,见从胡同口到院内、屋内,站 满了手提皮带红卫兵。但是没人知道老舍在哪里。舒乙立即报告了国务院。数小时後,周恩来的秘书打电话给老舍夫人说,总理已派人四出寻找他。

这时,老舍应当还活着。但是,没有人想到偏僻的太平湖去找人。直到次日清晨一位演员到太平湖边锻炼身体,发现水中有人,从挂在树上的老舍制服口袋里的工作证,人们才知道大名鼎鼎的作家老舍死了。

北京文联的干部得到这个消息後费了大半天的时间商讨,才决定如何办。他们把舒乙叫去,给他一张公函,上面祗有几个字:「我会舒舍予自绝于人民,特此证明。」[14]凭这张纸,舒乙才能去为自己的父亲收尸,处理後事。

老舍是手握着一卷平素抄录的「毛主席语录」迈出生命的最後一步的。在他的尸体四周的水面上漂浮着陪伴他的,就是他手书的「毛主席最高指示」。

由老舍开始,许多人选择太平湖了结了自己。「短短的一星期内,它竟成为殉难者的圣地,有成十上百的人在这里投湖。」[15]

周恩来总理得知老舍的死讯,找到原文化部部长茅盾,要他告诉北京市副市长王昆仑,妥善安置老舍夫人。王昆仑名为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简称民革〗中 央常委,其实是个早在一九三二年就秘密加入了中共的党员,局外人不知道而已。但此时王已自顾不暇,不久便被党揪出,以「特务」、「反革命」的罪名打入监 房。所以,老舍遗属再也无人过问。

中国人的苦难缩影

抗日战争时期,老舍曾任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总务部主任。1944年,日寇逼近贵州、眼看要从南边打进四川时,老舍正在战时首都重庆,友人问他若 日寇进川作何打算,他从容地回答道:「我哪儿也不去,北面是滔滔的嘉陵江,那里便是我的归宿!」後来,日本人没能进川,老舍也就不必投江自沉,看到了抗战 胜利。

谁都料不到,二十二年後老舍在首都以投水自沉的方式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抗战胜利後不久老舍即赴美国,在纽约完成小说《四世同堂》。书中的主角祁天佑(祈天保佑?)是以投湖的方式结束自己生命的。所以舒乙後来说:「好象父亲在二十年前就为自己的死设计好了一个模式。」

就在孔庙挨打的前的一个星期天,老舍曾对儿子舒乙说:「又要死人啦,特别是烈性的人和清白的人。」他还将在以前的政治运动中两位文化界人士如何到北京城里什刹海投湖自尽的事告诉了舒乙。在他看来,这也许是最便捷的结束耻辱的办法。

老舍原名舒庆春,十多岁时自己把舒字拆开,以「舍予」作自己的字。所以至今中国的人物志中仍称他「舒舍予」。「舍予」与「舍身」是同义词。重庆──纽约──北京,沿老舍这条生活轨迹分析,可知他对舍身取义早有思想准备,而且,如果「舍予」,必定是投水自沉,不作他想!

老舍虽是在被红卫兵毒打之後自沉的。但他之所以老舍所以自沉太平湖,不是因为被打怕了,不是因为次日还会挨打,而是因为确信他的作家的生涯彻底结束了。

如果说四月里他流着眼泪对王莹叹息,他从美国归来前计划写的三部历史小说还只是「恐怕」永远不能动笔了的话,到了八月几乎全国所有的作家都成了斗争 对象之後,他已毫不怀疑,那三部反映北京旧社会变迁、善恶、悲欢的小说,真真「永远无人能动笔了!」钟情北京如老舍者,在这痛心的事实面前,当然没有什么 可留恋的了。

老舍父亲死于庚子年保卫北京之战,骨殖未得保存,在他的衣冠冢里埋葬的仅是他临死前脱下的一双袜子。老舍的遗骨也没有保存下来,他的骨灰盒里仅放了一副眼镜和一支笔。因为老舍之死属「自绝于人民」,骨灰不配被保留,这是当时中国的一条不成文法。

父亲死於世纪初的外患,儿子死於六十年代的内乱,舒氏两代的悲惨结局,正是二十世纪中国人的苦难缩影。在新世纪到来前夕,为文记之。

附一

一九六六年四月,老舍登门拜访女演员、作家王莹时,赠送手书七绝一首:

小住郊园百病除

西山爽气入蓬庐

风香云暖松荫外

细读人间革命书

由於王莹、谢和赓妥善掩藏,老舍的墨宝未在文革抄家中毁掉。文革结束时,王莹已死於狱中,谢和赓将此墨宝出示给老舍的子女看。老舍的儿子舒乙说:「他从四、五月起就停止写作了。去世前,没留下一字一句的遗墨。因此,这首赠给王姨的七绝,肯定是他老人家一生最後的作品。」

附二

《听老舍夫人胡洁青忆往事》(《人物》一九九九年第七期)叙述老舍二十三日回家後次日离家前的情况:

被红卫兵打得皮开肉绽、满脸淌血的老舍用双手紧紧攥着她的手,久久没有松开。他们互相看着、看着,没有一句话,也没有一点声响……第二天早上,老舍 问胡洁青:「今天是红卫兵帮助我们文联搞斗批改,你看我参加不参加?」胡洁青说:「没有通知你就不参加。」「文化大革命是触及每个人灵魂的一场大革命,我 怎么能不参加呢?」老舍边说边走了出去。这时他看见了小孙女。「跟爷爷说再见。老舍跟小孙女打招呼。……」

附三

常任侠,中央美术学院美术史一级教授,民盟中央常委,全国政协委员。据他回忆:得知老舍的死讯後,老舍夫人过马路到他家,一进门就喊:「常大哥,老 舍寻短见了。」她带着後悔的心情告诉常,那天老舍挨斗回家,要吃饭。她没给他好脸色,反而发牢骚埋怨他:这还才刚开始,不知道还要斗到什么时候。你这「反 动作家」,没完没了地斗,舒乙他们都会受你的影响。你要吃饭,我也很累,你自己热去吧。说完,她跪下恳求常任侠:「您千万别跟别人说。」但常任侠对人说: 「要我不说,我办不到。」他见到熟人就说,在政协也说过此事。

注释

1   上海《文汇》月刊一九八六年第十期,巴金《怀念胡风》。

2   《新文学史料》(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八三年第三期第165页。

3   老舍夫人胡洁青「《老舍剧作选》再版後记」,见香港《明报》月刊一九七九年第二期第69页。

4   《历史在这里沉思》(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1989)第五卷第358页。

5   《人物》(北京:人民出版社)一九九四年第二期第一七七页。

6   《传记文学》(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一九九三年第三期第113页。

7   《传记文学》(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一九九二年第二期第99页。

8  《新文学史料》(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第一期第250页。

9   《人民新闻家邓拓》(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第59页。

10  一九六六年四月二十八日《光明日报》。

11 丁力编《风起雨落几鸿儒》第三二八页。

12  《嘹望》周刊一九八四年第39期第40页,王文革中死于监狱,谢和赓的回忆。

13  巴金《随想录》第二集第十六页。

14  《历史在这里沉思》(北京:华夏出版社,1986)第三卷第148页。

15  同上,第149页。

作者惠赐,五柳村2013年7月29日收到。

杜光:阅读《杨度与梁启超》一书杂记

October 24, 2017

杨度和梁启超“都不是中国政坛上的成功者”,但他们对我们国家和社会所作的历史贡献,却远远超过许多“中国政坛上的成功者”。这些“成功者”不过是政治舞台上的过客,他方下台彼登场,匆匆而来,匆匆而去,不消多少时间,就会被历史冲得一干二净。而像梁启超和杨度那样“满怀热情地寻求‘医民救国’之道”的“书生”,执着于自己的理念,才是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值得人们崇敬的历史伟人

 

最近读了杨友麒、吴荔明伉俪撰写的《杨度与梁启超——我们的祖父和外祖父》,颇多启发,略加抄记,与朋友们共享。

本书是一部兼具史料价值和文学价值的好书。它的两位作者,一位是杨度的孙子,一位是梁启超的外孙女。他们在这部书里记述了杨度和梁启超的生平交往和对社会的贡献,叙述细腻,刻画精致,读来十分亲切。

求为百世师

梁启超在1901年28岁时,写有一首题为《自励》的诗:“献身敢作万矢的,著论求为百世师。誓起民权移旧俗,更研哲理牅新知。十年以后当思我,举国犹狂欲语谁。世界无穷愿无尽,海天辽阔立多时。”反复吟诵,感慨良多。

其一,一百多年后的今天,有志者虽欲“献身敢作万矢的”,无奈没有言论出版自由,尽管有“献身”之作,却不容于报刊,求成万矢之的而未有可能。就此一端而言,与一百多年相比,社会是进步了,还是退步了?

其二,梁启超“著论求为百年师”,他的目的已经达到了。一百多年来,他的论著已经成为我们民族的精神财富,哺育着无数求知若渴的中华儿女。梁启超对我国的社会发展和文化积累,作出了杰出的贡献。我辈鲁钝俗人,无法望其项背,未敢“求为百年师”,但也不能妄自菲薄。我由此联想到冯友兰再三推崇的宋儒张载的名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我过去一直认为,这四句话是人生的最高境界,可望而不可及。即使是古今中外的往圣先贤,能达到这个境界的也不多。但是,近几年我也曾设想,如果我们把它从天际云端拉回到人间,放在客观环境所能允许的条件和主观智能所能达到的高度构成的坐标上来衡量,那么,这四句话也可以成为我们“取法乎上”的指标。只要做到心怀道义,情系民生,并且继承、发扬前贤先哲的学说训诲,志在开启未来的太平盛世,就有可能接近立心、立命、开太平的高尚境界,“虽不中亦不远矣”!

其三,“誓起民权易旧俗,更研哲理牖新知”。这是梁启超毕生所身体力行的由衷之言,也是一百多年来许多志士仁人的共同取向。我青年时代痴迷于理想信念,未以民权、哲理为重;中年沦为贱民,更难侈谈民权,但尚能略窥哲理;晚年虽有所感悟,有所觉醒,无奈身老力衰,深以不能兼顾“誓起民权”的实际行动和“更研哲理”的理论探究为憾,只好寄希望于年富力强的中青年朋友了。

其四,“十年以后当思我”,是梁启超在戊戌变法失败、遭受通缉、亡命日本后的略带愤懑的发泄。他认为维新变法的君主立宪,十年之内定可实现,届时人们应当会想到他提出变法、倡导立宪的贡献。然而,十年之后的辛亥革命,使君主立宪的梦想化为泡影。但梁启超在学术上和促进中国社会进步方面所做的贡献,却镌刻在中华民族的发展历史上。从这个意义上说,“思我”岂止“十年之后”,百年之后的今天,梁启超依然为人们所思念,本书的出版就是一个最好的例证。

其五,“举国犹狂欲语谁”?此句读来最能触动人们的心弦。梁启超当年以“举国犹狂”而无清醒的可语者为憾。历史车轮留下的一百多年轨迹告诉我们,一百多年来,直到今天,社会仍然处于“举国犹狂”之中,有的狂于自信,有的狂于梦幻,有的狂于发财,有的狂于贪贿,有的狂于维稳,有的狂于诈骗,……“犹狂”的品目繁多,情节卑劣,尤胜于梁启超生活的时代。呜呼!我“欲语谁”?谁可与语?

其六,“世界无穷愿无尽,海天辽阔立多时”。梁启超在发过豪言和叹息之后,最终抒发豁达的胸襟:尽管主观上有无尽的愿望期盼,但在无穷的世界和辽阔的早已存在的海天里,这些愿望却无比渺小。我们每一个人,无论富贵贫贱,都不过是无穷世界和辽阔海天的匆匆过客。从空间来说,只是沧海一粟,微不足道;从时间来说,犹如流星划过太空,转瞬即逝。此诗结尾的言外之意,是认为人生在世,不必过于计较利害得失。这是自我安慰,也是洞察社会的哲理。

梁启超在青年时代所写的自励诗,一百多年后读来,仍有强大的感染力!

杨度和共产主义

本书介绍杨度的一份手书,颇堪玩味:“且夫共产主义有二义焉:一曰各取所需,所以定分配之制也;一曰各尽所能,所以定生产之制也。分配定,则货不藏诸己,人共其物矣;生产定,则力不私于身,而人共其力矣。二者皆定,则人不独亲其亲,长其长,而人共其人矣。于是老有所归,壮有所用,幼有所养,举世之人,不必各私其财,各私其力,而无一不得其所者,所谓‘大道之行,天下为公’是也。”

把共产主义同《礼记》礼运篇里的“天下为公”联系起来的人不止一人,但像杨度这样把两者结合得如此紧密,解读得如此妥帖,却很少见。

我以前对杨度很少了解,只知道他是“筹安会六君子”之一,晚期参加中国共产党。对于他如何从“帝制余孽”转变为共产党员,不甚了了。从本书才知道,杨度长期从事宪政运动,1906年曾和梁启超、熊希龄等在日本东京筹备建立“宪政会”(未果),还和梁启超为1906年出国考察的五大臣起草《宪政大纲应吸取各国之所长》、《实施宪政程序》和《东西各国宪政之比较》等基本资料,成为五大臣上奏考察成果的基础。1907年,杨度创办《中国新报》月刊,鼓吹君主立宪;又建立“宪政讲习会”,确立以君主立宪政体为宗旨;同年10月回国后,成立湖南宪政会,主张以立宪易专制,权力归于国会。1908年,他被清廷任命为宪政编查馆提调,参与起草《宪法大纲》、《立宪预备事宜年表》和《议院法要领》。辛亥革命后以君主立宪无望,转而组织“共和促进会”,支持共和。后又寄希望于袁世凯推行君主立宪,1915年4月撰写《君宪救国论》,鼓吹君主立宪,受到袁世凯的赏识;8月成立筹安会,拥戴袁世凯称帝。过去对这一事件,多从恢复帝制着眼,把杨度斥为“帝制余孽”,而忽视他企求通过袁世凯实现君主立宪,推行“君宪救国,权归国会”这个思想主旨。他是帝制派,同时也是立宪派;他主张帝制,目的在于立宪。从满清末年到民国初期,他都是鼓吹宪政的先锋人物。他正因为对推进立宪民主的前景失望,才转而接受共产主义。加上他早年同共产党人李大钊、胡鄂公等多有来往(李大钊被杀害后,他甚至变卖家产,用于为李大钊举办丧事),受他们影响是很自然的。从主张宪政民主的改革派,转变为信奉共产主义的革命派,这是当年许多有志之士的选择趋势。杨度的转变,符合于那个时代的社会潮流。

梁启超和蔡锷

梁启超和蔡锷关系十分深厚,蔡锷生平一直得到梁启超的教育与帮助。我过去只知道蔡锷发动并领导“护国战争”,对于梁启超参与策划谋略并亲身投入,为护国战争作出巨大贡献,却不甚了了。

蔡锷生于1882年,比梁启超小九岁。蔡锷15岁考入由谭嗣同、黄遵宪、熊希龄等创办的长沙时务学堂,梁启超当时是时务学堂总教习,讲授《公羊传》和《孟子》,两人有师生之谊。戊戌政变后梁启超亡命日本,蔡锷、唐才常等时务学堂的一些学生也先后来到日本,一年多的时间里,都住在梁启超的寓所,每天读书、写作,讨论国家大势。1900年唐才常回国起义失败,蔡锷决心学习军事,经梁启超推荐,1901年12月进入日本成城军校,1903年12月升入陆军士官学校,1904年10月以优异成绩毕业后回国,先后在湖南、广西任军职,2011年被云贵总督聘任为新军第三十七协统领(相当于旅长)。武昌起义后,蔡锷于11月30日宣布起义,就任云南都督。1912年6月,蔡锷致电袁世凯,要求袁出面敦请梁启超回国。梁启超遂于当年11月从日本回到天津。

国民党反袁的“二次革命”失败后,袁世凯忌惮蔡锷在云南坐大,召他进京就职。蔡锷到北京后,同杨度、梁启超保持密切联系。

梁启超和杨度本为主张宪政的挚友,此时却在帝制问题上分道扬镳。1915年4月杨度发表《君宪救国论》,鼓吹君主立宪;梁启超却反对袁世凯称帝,面陈上书,再三劝阻。同年8月,杨度等六君子成立筹安会,鼓吹改变国体,实行帝制。梁启超撰写《异哉所谓国体者》,批判帝制主张。袁世凯想以20万元换取梁启超不发表此文,被梁拒绝。杨度请蔡锷到天津规劝梁启超不要反对帝制。蔡锷到天津后,反而和梁同商反对袁世凯称帝的大计。蔡锷到天津的第二天,梁启超就对他说:“余之责任在言论,故余必须立刻作文,堂堂正正以反对之;君则军界有大力之人也,宜深自韬晦,勿为所忌,乃可以密图匡复。” 

蔡锷回京后,表面上在劝袁世凯称帝的劝进书上签字,同时和杨度出入八大胡同,花天酒地,让袁对他放心。1915年10月下旬,蔡锷向袁世凯报告欲去天津治喉病,经袁批准,梁启超派人把他接到天津。据梁启超在《国体战争躬历谈》上记载,蔡锷在天津逗留一个多月期间,梁、蔡同他们在日本时的故交、曾任贵州省长、已被袁世凯撤职的戴勘一起密谋,“决议云南于袁氏下令称帝后即独立,贵州则越一月后响应,广西则越两个月后响应。然后以云贵之力下四川,以广西之力下广东。约三四个月后,可以会师湖北,底定中原。此余与蔡戴两君在津之成算也。”

12月2日深夜,蔡锷在梁启超的策划下,穿着和服,登上日本的一艘运煤船,经日本、香港到越南河内,在唐继尧派人接应下,于12月19日回到昆明。据蔡锷在《盾鼻集·序》说,他离开天津时:“频行相与约曰:事之不济,吾侪死之,决不亡命;若其济也,吾侪引退,决不在朝。”

梁启超也在12月16日深夜离开天津,经大连到上海,派人给蔡锷送去《云南致北京警告电》和《云南致北京最后通牒》。蔡锷将两文合并为《致袁世凯请其撤销帝制电》,于12月23日发出,25日袁世凯称帝,蔡锷就通电全国,宣布云南独立,并呼吁各省响应,“永除帝制,确保共和”。梁启超在上海连续给贵州、广西等省的军政领导人写信,策动各省起义响应;同时竭力为云南护国军筹饷,派从小在南洋长大的大女婿周希哲到南洋筹款,又请岑春煊到日本筹募军饷枪械。

蔡锷于1916年1月16日挥师北上四川,贵州于1月27日宣布独立。

梁启超在1月25日给广西都督陆荣廷写了一封三千多字的长信,劝他响应云南起义,信末表示:“将军若诚一怒以安天下之民,则启超力所能助者唯将军所命,不敢有辞。”陆荣廷于是派人到上海,请梁启超前往广西,并承诺梁一到广西就宣布独立。梁启超遂于3月4日离开上海,本拟取道香港到梧州,但到香港后获悉此路风险太大,只好转道越南海防。为了促使广西早日独立,梁启超从香港派挚友汤觉顿携带他拟就的有关广西独立的文件,送达南宁的陆荣廷都督府。3月15日,陆荣廷发布由梁启超起草的《广西致各省通电》,宣布广西独立。梁启超4月4日在陆荣廷的亲迎下到达南宁。

当时广东各路反帝讨袁的民军纷起。面对起义民军和广西桂军的威胁,广东都督龙济光根据袁世凯的暗示,于4月6日宣布广东独立,同时邀请陆荣廷、梁启超赴粤议事。4月12日,龙济光在珠海水上警署召开粤军、桂军和民军的合作协调会议,陆荣廷、梁启超和龙济光、民军各派代表参加。会上龙济光下属统领颜启汉开枪打死赞成将粤军改编为护国军的贺文彪,顿时枪声大作,陆荣廷、梁启超的代表汤觉顿和与会的警察厅长王广龄、前海军司令谭学夔、商团团长岑伯涛等都惨遭屠杀。当时梁启超和陆荣廷已到广东肇庆,准备会见龙济光,获悉惨案后十分痛愤。龙济光派人到肇庆谢罪,许多人主张讨伐龙济光。梁启超后来说:“汤王谭三公都是我几十年骨肉一般的朋友,替他们报仇之心,我比什么人都痛切”,但为护国大业着想,他“毅然决然主张要忍着仇恨和龙济光联合”。他亲赴广州会见龙济光,“我和龙济光苦口婆心地谈十几点钟。还好,他像是心悦诚服的样子。”第二天龙济光召集几十名军官欢迎梁启超,酒过三巡,一个名为胡令萱的军官在席上大骂广东民军和广西军,甚至骂起蔡锷和护国军来。梁启超站起身来,分析全国形势和利害所在,足足讲了一个多小时,“一面说一面不停地拍桌子,把那满座的玻璃杯都打得叮当作响。”“我气太盛了,像是把他们压下去,那位胡令萱悄悄跑了。此外的人像都有些感动,席散后许多位来和我握手道歉。自从那一晚过后,广东独立没有什么问题了。”梁启超的冒险犯难,使广东由假独立转为真独立。

随后,浙江、陕西、四川、湖南等省也宣布独立。袁世凯众叛亲离,一病不起,6月6日去世。

6月7日,梁启超致电黎元洪、段祺瑞、冯国璋及各省都督,促请黎元洪按约法就任大总统,蔡锷9日从四川发出通电,响应梁启超的建议。通电最后表示:“锷锋镝余生,无意问世,且夙病未痊,亟待疗养,拟俟本军部署稍定,即行解甲归休,遂我初服。款款愚忱,伏乞鉴察。”这份通电体现出他“功成引退”的初衷。

黎元洪6月24日任命蔡锷为四川巡按使,督理四川军务。7月1日,任命蔡锷为四川督军兼省长。蔡锷于7月29日率部进入成都,致电梁启超,请他代向北京政府请病假。8月9日,蔡锷前往上海,准备赴日本治病。他在上海逗留期间,闭门谢客,只同梁启超、黄兴等好友相聚。梁启超将有关护国战争的文件,包括来往函电,整理成《盾鼻集》,蔡锷高兴地为它写了序言。9月9日,蔡锷乘船离开上海,14日到日本就医。无奈病入膏肓,神医束手,终于在11月8日凌晨逝世,终年才35岁。梁启超致电黎元洪,要求对蔡锷赐予国葬,其事迹宣付史馆立传,在京师及立功省份建铜像专祠,以资纪念。

12月5日,蔡锷灵柩在总统特使护送下抵达上海,上海各界人士于14日举行公祭,梁启超宣读祭文时失声痛哭,只得由他一位学生代读。北京政府在中央公园搭建灵堂,举行公祭。1917年4月12日,在长沙举行蔡锷的国葬典礼。他的遗体安葬在长沙岳麓山上。

护国战争是我国近代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在这个历史关节上,梁启超和蔡锷都作出了巨大的贡献。梁启超在1929年1月去世后,蔡元培送的挽联是:“保障共和,应与松坡同不朽;宣传欧化,宁辞五就比阿衡。”把梁启超和蔡锷相提并论,是相当贴切的。

松坡图书馆

公祭蔡锷后,梁启超就着手筹备在上海建立蔡松坡纪念图书馆。他为此在1916年12月3日致电中央和各省军政当道,筹集款项,但“时事多艰,集资不易,久而未成”。1918年12月,他和丁文江、蒋百里等结伴到欧洲游历考察,1920年春回国后,为松坡图书馆卖字筹款,终于在1922年秋得到北洋政府批准,把北海公园的快雪堂和西单石虎胡同7号划拨给松坡图书馆。前者为第一馆,专藏中文图书;后者为第二馆,专藏外文图书。1923年11月,松坡图书馆在快雪堂正式成立,梁启超在世时一直担任该馆馆长。他每周有三天住在松坡图书馆,白天做学问,晚上写字卖钱,为图书馆筹款。梁启超去世后,先后由常务干事蹇季堂、丁文江主持馆务。后来丁文江因经费拮据,卖掉石虎胡同7号,把两馆合并到快雪堂。

快雪堂位于北海北岸,和澄观堂、浴兰轩并为三进大殿,中以回廊连接,左右与五龙亭、九龙壁相邻。乾隆兴建此大殿时,将闽浙总督进献的包括王羲之《快雪时晴帖》的石刻嵌进两廊,故名之为“快雪堂”,后来是慈禧太后冬天赏雪的地方,俗以三殿总称为快雪堂。据曾在松坡图书馆工作过9年的已故著名作家蹇先艾介绍,当年的松坡图书馆,第一进澄观堂为阅览室,墙上挂着穿有上将军服的蔡锷遗像,梁启超书写的《松坡传略》、《祭松坡文》和《松坡图书馆记》及蔡锷的几幅遗墨,都装在大玻璃框里。第二进浴兰轩是藏书室,藏有中外图书十余万册。第三进快雪堂是蔡公祠,祠堂里挂着蔡锷和护国战争死难烈士的遗像,神龛上供着他们的牌位,另外有两个玻璃橱陈列着死难者的遗物,如军装、军刀、勋章、望远镜、碗筷之类。两廊石壁上的《快雪时晴帖》,则用栏杆保护着。

1949年5月,根据华北人民政府高等教育委员会的通知,松坡图书馆并入国立北平图书馆,除蔡公祠暂时保留外,所有图书、房产全部移交给北平图书馆。移交后的前几年曾作为杂志阅览室继续开放,后来全部关闭,成了文化部的仓库,一度成为北京图书馆的家属院。1987年,快雪堂交还给北海公园,蔡锷等的遗物,据说已经交给革命历史博物馆。

松坡图书馆的建立,承载着梁启超和蔡锷深厚的师生情谊,更见证了一段笔杆子和枪杆子共同反对帝制的悲壮历史。它铭刻着这两位历史人物的友谊和功勋,至今仍然有着丰富的历史价值和教育意义,本应定为文物保护单位,但无论是文物部门,还是文化部门、教育部门,谁都没有注意到快雪堂的历史价值和教育意义,倒是具有权贵背景的富豪,却看中了这块风水宝地,他们出钱向北海公园租用,把它改建成会所型的私有场所,挂了一块“快雪堂书法博览馆”的牌子,游人不许入内。

关心快雪堂的还有梁家的后代。梁启超的侄女、长期从事环境保护工作的梁思萃,和梁启超的幼子、中国科学院院士梁思礼,从2013年开始,就为建立松坡图书馆遗址标志而奔走探询。梁思萃为此写就《松坡图书馆——梁蔡师生情谊的见证》一文,多次同北海公园联系交涉,建议立牌说明快雪堂为松坡图书馆遗址,都被推诿。梁思礼院士和北京文史馆馆长、著名清史专家戴逸分别给当时的市长王安顺写信,建议开放快雪堂,建立松坡图书馆遗址,市长大人也毫无反应。2015年3月,公园才允许把《松坡图书馆——梁蔡师生情谊的见证》放在快雪堂门内,游人可以自由索取。2016年9月,梁思萃得到北海公园通知,已在快雪堂门前设立一块遗址说明牌,她带着梁启超的三个孙女和梁思礼的秘书(梁思礼已去世),9月23日来到北海公园,在快雪堂前,果然立了一个以《快雪堂(松坡图书馆)简介》为题的牌子。他们在这个说明牌前,高高兴兴地照了相。凑巧的是,本来约定参加照相的北京五邑联谊会秘书长黄健华,因所乘飞机晚点,没有赶上照相。他下飞机后同大家一起回快雪堂补拍,发现遗址说明牌已经被具有高层背景的书法博览馆撤走了,连北海公园对此也表示不满。9月26日,梁思萃再同北海公园联系,商议为松坡图书馆遗址建立铜牌。这次谈判比较顺利,11月8日,正值蔡锷逝世一百周年之日,北海公园出资建立起一块介绍松坡图书馆的铜牌。

梁思萃等梁家子女为争取向人们展示松坡图书馆遗址,奋斗了三年,总算有了一个结果。但我认为事情还没有结束。梁启超和蔡锷在反帝制的护国战争中作出杰出的贡献,松坡图书馆体现着他们的友谊和功勋,无论是从这两位历史人物的历史地位着眼,还是从松坡图书馆的历史意义出发,快雪堂都应被列为重要的历史文物。希望有关部门责成北海公园收回快雪堂,把它正式确定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建立为梁启超蔡锷纪念馆,或护国战争纪念馆,开辟成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使这个松坡图书馆遗址发挥应有的作用。

若干历史细节

梁启超和杨度生活在中国社会剧烈变动的时代,他们以自己的学识和活动,参与了近代中国历史的书写。《杨度与梁启超》一书中提及他们生平经历的一些细节,在壮丽的历史画卷上留下点点滴滴的痕迹,读来颇有兴味。

蔡锷为杨度求情  袁世凯1916年6月去世后,北京政府7月发布文告,严惩帝制祸首。杨度被通缉,避居天津。蔡锷在去世前留下给北京中央政府的遗书中,请求宽赦杨度:“湘人杨度,襄倡君宪救国论,附袁以行其志,实具苦衷,较之攀附尊荣者,究不可同日语。望政府为国惜才,俾邀宽典。”蔡锷在这里指出,杨度“附袁”的意旨,在于推行君宪救国论,“实具苦衷”,把他同“攀附尊荣者”区别开来。这是评价杨度倡言帝制的点睛之笔,后来评论杨度的文章,多未注意及此。

蔡锷去世后,杨度向黎元洪请求到北京向蔡锷灵堂致奠,黎元洪特颁为期两天的豁免令,允许他来京吊唁,并派人全程陪护,把他送回天津。

杨度向孙中山推荐黄兴  《杨度与梁启超》书中引述章士钊在《与黄克强相交始末》一文的回忆:“中山孙先生由横滨携小行囊独来东京,旨在合留学生,议起大事。而留学生时以杨度为有名,彼寓富士见町,门庭广大,足以容客。于是中山与杨聚议三日夜不歇,满汉中外,靡不备论,革保利弊,畅言无隐。……卒乃杨曰:‘度服先生高论,然投身宪政久,难骤改,橐鞬随公,窃愧未能。……度有同里友曰黄兴,当今奇男子也,辅公无疑,请得介见。’”我在上小学时就听说黄兴是孙中山最得力的助手,是由日本人为他引见的,却不知道最初是杨度推荐的。孙中山和黄兴相识,带来兴中会同华兴会的联合和同盟会的成立,有力地推进了中国的民主革命。《杨度与梁启超》评论说:“杨度促成了这两位巨人的合作,无疑也是历史上的一大贡献。”孙中山和杨度就立宪和革命等问题,交谈辩论了三天三夜,也是近代革命史里的一段佳话。

胡适评梁启超  胡适在1912年11月10日的日记里记载:“梁任公为吾国革命第一大功臣,其功在革新我国之思想界。十五年来,吾国人士所以稍知民族思想主义及世界大势者,皆梁氏之所赐,此百喙不能诬也。去年武汉革命,所以能一举而全国响应者,民族思想政治思想入人已深,故势如破竹耳。使无梁氏之笔,虽有百十孙中山、黄克强,岂能成功如此之速耶!近人诗‘文字收功日,全球革命时’,此二语惟梁氏可当之无愧。”胡适这段话,是就梁启超对辛亥革命的思想影响而言的,评价极高,值得玩味。梁氏此后十余年的著述与活动,也应给予高度评价,迄今论者似乎普遍估计不足。

梁思顺的宫廷日语  梁启超的长女梁思顺生于1893年,她幼年随梁启超流亡日本,在日本的一个女子师范上学,因此精通日语,而且能熟练掌握高级的宫廷语言。从日本回国后,她曾在燕京大学教中文,住在燕园。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占领燕京大学,对住户实行高压政策,封锁新闻,禁止大家收听短波新闻。为此,日本兵到每家去查收音机。当查到梁思顺家时,她用宫廷日语斥责日本兵,严厉地说:“不许你们动我的无线电,不然我就把它砸烂!”日本兵一听她的宫廷日语,不知道她是什么来头,以为她的身份一定很高贵,不敢动她的收音机,就灰溜溜地走了。这个消息很快传遍燕园,成为人们传颂的佳话。

真假杨公素  杨度的幼子杨公素长得俊美聪明,从小随母亲生活在苏州,受母亲溺爱,养成一副富家公子的气派,玩世不恭,常为用钱和母亲争吵。1932年,他上杭州之江大学寄读,不久就放弃学习,回到苏州。有一天,他又为用钱同母亲争吵,把母亲气得发抖。他姐姐杨云慧、妹妹杨云碧也批评了他,并劝母亲不要多给他钱去胡花,这使他更加生气。第二天一早,杨公素就离家出走,到深夜也没有回来。他母亲派人到平日和他有来往的同学、朋友家里去打听,写信到外地亲友家询问,都不知杨公素的下落;在报上登了“寻人启事”,也毫无反应。杨公素仿佛是从人间蒸发了,几十年来都没有关于他的任何消息。

但不久后却出现了又一个杨公素,那是杨公素在中学时代的同窗好友佘贻泽。他常到杨家玩耍、吃饭,有一段时间还住到杨家。杨公素把他看成是“真诚的朋友、兄长、知心人”,亲密得无话不谈。杨公素失踪后,佘贻泽继续求学。他从苏州东吴大学毕业后,到北平燕京大学攻读硕士学位,抗日战争爆发后前往山西参加抗日,后被九十三军刘戡委为上校秘书,因有左倾言行被捕,逃脱到十八集团军洛阳办事处。为了纪念失踪的好朋友杨公素,他把自己的姓名改为杨公素,并申请加入共产党。这个假杨公素后来在外交部门工作,曾担任我国驻尼泊尔大使、外交部亚洲司司长。离休后被聘为北京大学教授,带研究生。2015年逝世,享年105岁。他在90岁时曾撰写《沧桑九十年》,其中记述了早年同真杨公素的友谊交往。

杂记后语

梁启超和杨度是我国近代历史上两位伟大的革命家。他们的最可贵之处,就是毕生都在追寻救国救民的真理。他们虽然经历了从合作到对立的变化,但最后都以他们各自选择的方式,走完他们的人生道路。本书作者杨友麒在他的长篇《后记》里说:“杨度与梁启超,他们在中国‘正苍夷满目’之时,满怀热情地寻求‘医民救国’之道,他们时而精诚合作,时而又成为对垒阵营的‘敌人’;他们经历过挫折、失败、流亡,也经历过高官厚禄的诱惑和考验。我们为他们的绝代才华所震撼,他们的人生是中国政治社会环境下救国图强的缩影。”是的,他们的一生是救国图强的一生,他们最后的不同选择,正是当时政治社会环境的产物。在那个社会大变革的时代,任何探索救国图强的尝试都是可贵的。应当指出,我们几十年来的历史教育,对梁启超和杨度的评价是不够客观、不够公正的。历史贵在真实。对于每一个历史人物,都应从他们所处的政治社会环境出发,根据他们对社会进步所起的作用,才能作出实事求是的准确判断。任何意识形态的干预,如所谓阶级立场、指导思想等等,都是不必要的,不恰当的。

《后记》还认为:“他们本质上都是‘书生’,都不是中国政坛上的成功者——这是他们二人的共同点,也是我们两人对他们的共同体认。”确实如此,杨度和梁启超“都不是中国政坛上的成功者”,但他们对我们国家和社会所作的历史贡献,却远远超过许多“中国政坛上的成功者”。这些“成功者”不过是政治舞台上的过客,他方下台彼登场,匆匆而来,匆匆而去,不消多少时间,就会被历史冲得一干二净。而像梁启超和杨度那样“满怀热情地寻求‘医民救国’之道”的“书生”,执着于自己的理念,才是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值得人们崇敬的历史伟人。由此联想,一个人不必出类拔萃,也不必追求功名利禄,只要心怀国家,情系民生,尽自己所能回馈社会,就可以使自己的人生充实而完满。虽然一生平凡,但同为了争取政坛上的成功而勾心斗角相比,却高尚得多了。

                     2017年9月23日

从国家主席到刘贼而后终获平反的刘少奇

October 23, 2017

VOA 最后更新:2016.09.22 03:18

曾经长期担任中共第二把手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的刘少奇,曾经是毛泽东的亲信和接班人,但在文革中遭到毛泽东整肃,被作为叛徒内奸工贼而打倒,死于非命、毛泽东死后,刘少奇获得平反,恢复名誉,而文革被否定。刘少奇的儿子刘源逐步成为上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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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0年11月7日,中国主席刘少奇和苏联部长会议主席赫鲁晓夫(左起第二人)、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勃列日涅夫(右)和国防部长马利诺夫斯基在莫斯科红场。在文革中, 刘少奇被称作中国的赫鲁晓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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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文革前的中共政治局常委,左起:朱德,周恩来,陈云,刘少奇,毛泽东,邓小平,林彪。按照地位的

排名顺序是: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林彪,邓小平。这七个人里,有六个是文革受害

者,刘少奇和林彪死于非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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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1963年7月,以邓小平为团长的中共代表团前往苏联谈判。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彭真到机场送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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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1966年8月,毛泽东和周恩来接见北京等地的红卫兵。 在这之前,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十一

次全体会议(扩大)在北京召开。列席会议的有中央文革小组全体成员和首都高等学校的“革命师生”

代表47人。 全会根据毛泽东的提议改组了中央领导机构,刘少奇的地位排名从第二降到第八名。 会议

期间, 《人民日报》发表毛泽东写的大字报《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指出“某些领导同志

”“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大字报的矛头直指刘少奇和邓小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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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1967年,河北省的军队开大会,横幅标语是“打倒中国的赫鲁晓夫及反革命两面派陶铸”。中国的赫鲁晓夫,指的是刘少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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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7年5月27日,上海一家关闭的剧院建筑上有毛泽东戴着红卫兵袖章的图像,下面有打倒刘少奇和邓小平的标语,其中的少字和小字倒了过来,以便显示打倒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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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1967年,文革中红卫兵办的小报,刊登了讽刺漫画,鼓吹“粉碎刘贼新反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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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7年5月27日,上海的墙壁漫画上写着“绞死刘少奇”。这里的奇字被扭曲成狗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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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文革博物馆展示一幅描绘刘少奇临死时刻的画作(1998年11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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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7年9月10日,(站立者前排左起)华国锋、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汪东兴瞻仰毛泽东遗体。后来这些人为毛泽东的政敌刘少奇平反,还把毛泽东的妻子、侄子等文革派亲信送上法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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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的遗孀,"四人帮"之一的江青在北京法院受审。她被判处死缓。她在法庭上呼喊“革命万岁”(1981年1月)。江青、谢富治、陈伯达等人因组织参与诬告陷害、迫害刘少奇致死等,被分别判处死缓和有期徒刑。但江青否认她下令迫害刘少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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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年除夕夜,曾经被监禁12年的王光美参加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的春节联欢晚会。当时的人民日报特别提到,晚会上出现了“文革”中蒙冤的彭真、陆定一、薄一波和王光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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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年3月3日,中国主席江泽民在政协大会开幕式上向刘少奇的遗孀王光美打招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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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6年11月12日,在王光美物品拍卖会上,一位助理用手指向一位投标者。王光美从事慈善事业,拍卖家传珍品,得款全部捐给“幸福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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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刘少奇夫人王光美的葬礼上,刘源将军抱着母亲的遗像(2006年10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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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3月4日,中国军队总后勤部政委刘源将军在北京参加人大会议之后离开人民大会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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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所说他一生所做两件大事之一的文革,被中共中央彻底否定。在中国广东省汕头的文革博物馆,参观者在中共前领导人毛泽东在文革期间的照片前面走过 (2006年5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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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画家董希文的油画《开国大典》 中的高岗和刘少奇曾经先后被删去。1978年,有关部门决定让画家阎振铎在靳尚谊等人复制的《开国大典》的基础上恢复董画的原貌,也就是补上刘少奇和高岗。(美国之音张楠拍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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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8月31日,尼加拉瓜运河开发投资公司总裁王靖坐在一幅大型油画前。刘少奇(中间戴围巾者)的形象出现在这个美术作品中,他左侧是邓小平,油画上还有毛泽东、周恩来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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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北京王府井街头的刘少奇像以及毛泽东、周恩来像(美国之音拍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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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画展中有人观看中共文革前政治局常委的肖像画,右起:邓小平、毛泽东、朱德、 周恩来、刘少奇、陈云。常委中的林彪不在画上(美国之音张楠拍摄)

资中筠:不该被遗忘的历史人物——袁昶烈士

October 22, 2017

袁昶何许人也,当代人除史学界外,可能知者不多。他是庚子事变时,由于力谏朝廷不可纵容义和团滥杀洋人与外国开衅,而被处死的五大臣之一。(另四人是吏部侍郎许景澄、兵部尚书徐用仪、吏部尚书联元和内阁大学士力山)。后世治史者称:“袁昶名臣也,以忠谏至祸,同罹惨刑。丹心未泯,碧血长埋。”

 

本人曾写过北平图书馆馆长袁同礼事迹,袁昶正是袁同礼夫人的祖父,袁同礼之子袁澄是我清华同学,因此我对袁昶有所关注。另外,袁昶曾师从晚清浙江名儒刘熙载,近年来我见到了我外祖父的《遗言》,发现他也曾从学于刘熙载,就更增加了对袁昶的兴趣。这些都是个人偶然因素,重要的是,袁昶其人是近代史上值得大书一笔的人物,从他的事迹可以见到,直到清末,仍然有一批这样对国家忠贞不二,有胆、有识,有血性的士大夫,同时从他被害的背景也可见当时朝廷之荒唐与昏聩。

 

袁昶(1846年-1900年),浙江桐庐人。他于光绪二年(1876年)中进士,殿试二甲。从此一路为官,既有京官,也有外官。外放时,他曾任徽宁池太广道道台,在任六年,兴利除弊,有多项改革,政绩斐然。他与张之洞交好,也信奉“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在安徽时引进西学,扩办芜湖“中江书院”,增加了舆算、格致等科学课程,这也是受其师刘熙载办龙门书院的影响。他博学多才,是同光体诗的代表之一,与很多名士都有唱和,其中知名的有刘熙载、黄遵宪、王闿运、沈曾植等。一生著作很多,还将农桑、兵、医、舆地、治术、掌故等书编成一部《渐西村舍丛刻》。

 

 

袁昶侧像

 

1898,袁调任京官,在朝堂议事中一直秉承直言敢谏的作风。起初很受重用,两年内一路擢升,在被杀前,官至太常寺卿(正三品)。先是1897年发生曹州教案,德国借机出兵强占胶州湾,光绪征求大臣意见。袁昶上了二万言的条陈,分析当时的形势,做了详细论证,认为德国占胶州湾“祸急事小”,而“俄国自西北至东北,与我壤地相错”,“其祸纡而大”。也就是说,德国一案看似紧急,但是小事,从长远看,俄国才是大患。接着借此机会系统地陈述时弊,说诸臣“相率为乡愿,而举国之人才靡矣!”。他举金田之例,说,连洪杨这样的小民都能闹出这么大的乱子,何况诸国互肆蚕食之心!他大声疾呼帝国外患之忧,提出改革措施之纲要。光绪亲自写在册子中,下发大臣们议行。到那时为止,他还是受到重视的。

 

庚子之变清廷向十一国宣战

 

1899开始从山东发生义和拳暴乱,起初是反抗当地德国教会的专横作为,主要针对中国教民,烧杀抢掠,同时也闯入了教堂杀戮外国传教士,这就是曹州教案。中国朝廷对于民间社团一向是敌视,以镇压为主的。当地官府起初对义和拳也予以镇压。但是后来事态扩大,外国卷入,官府又想利用其对抗洋人,既“剿”又“抚”。后来义和拳被招安,改“反清复明”的口号为“扶清灭洋”,在朝廷支持下,改称“义和团”,势力越来越大,由山东而直隶,蔓延至内蒙、东北,最后获准进入北京。在北京大肆烧教堂、摧毁一切与洋人、洋货有关之店铺,包括西药铺,滥杀无辜,连支持义和团的贵戚家(例如徐桐)也有被闯入遭抢劫的。清军有的也加入,一起肆虐。军匪混杂,京师大乱。期间发生了一名日本外交人员被杀,并剖腹挖心之事,引起各国震动。清廷拒绝各使馆要求保护之请求,各国开始调军队进京保护使馆。又发生德国公使柯林德到总理衙门议事,途中被清军伏击杀死(清军的说法是因为此人先杀过义和团,杀他是复仇)。这样,事态扩大,联军占领了大沽口炮台,形势紧急,战事一触即发。朝中亲贵如端王载漪、军机处协办大学士刚毅等主张借义和团之力与外国斗,还主张围攻外国使馆。袁昶等几位大臣则从一开始就主张镇压“拳匪”,与外国的纠纷按照以前的“教案”处理,避免事态扩大,消弭战祸。主战派认为“拳民忠贞,神术可用”。慈禧经过来回摇摆,最终支持主战派。

 

 

图为义和团

 

6月21日清政府以光绪的名义,向英、美、法、德、意、日、俄、西、比、荷、奥十一国宣战。同时悬赏捕杀洋人,规定“杀一洋人赏五十两;洋妇四十两;洋孩三十两”。义和团及朝廷军队围攻各国在北京的使馆。各使馆筑起防御工事,由英国公使窦纳乐负责指挥抵抗。然后是八国联军占领天津,继而攻破京城,西太后与光绪皇帝率随从“西狩”,逃亡西安……不必赘述。

 

关于这段历史细节有各种说法,专著已林林总总,不是本文的主题。这里只是粗略概述袁昶被害的背景。

 

且不论国力如何,一国单独向十一国同时宣战,其“气魄”可谓独步中外古今。但是十一国中只来了八国,军队合起来一共只有三万人(各种资料说法不一,姑取其中),当时在北京周围的清军连同义和团有十五万人之多,却不能阻挡侵略军长驱直入,太后与皇帝弃宗庙与百姓于不顾,仓皇出逃了!如果原来真的准备打一仗,怎么不做任何调兵部署呢?真如袁昶所说“以天下为戏”!这样的朝廷居然还维持了十年才亡!

 

遇害经过

 

从5月到7月袁昶被杀之前的两个月内,形势越来越危急,袁昶单独或会同许景澄连上三道奏折:《请急剿拳匪书》、《请亟图补救之法以弭巨患疏》和《请速谋保护使馆维持大局疏》,提出:“奸民不可纵,使臣不宜杀,外衅不可开”。并在慈禧几次召开的御前会议慷慨陈词。同时,徐用仪、联元、力山联名支持袁昶的意见。最终未被采纳。

 

联军占领天津之后,有步军统领衙门弁役到袁昶家,说诸大臣在总署相候议事,请他过去。那时情势危机,议事频繁,所以并未引起袁怀疑。实际上却把他送到刑部,不加审讯,第二天就在菜市口与许景澄同时被杀,据说是腰斩,十分惨烈。袁、许二人从容就义。诱杀之后才上报慈禧,是名副其实的“先斩后奏”。第二天,慈禧下诏追述其“罪状”称:“平日办理洋务,各存私心,每遇召见,任意妄奏,莠言乱政……实属大不敬”,这是以“妄奏”、“不敬”罪判死刑。徐用仪当时被慈禧派往外国使馆谈判退兵之事,主战派称之为“勾结洋人”。袁昶遇害后,家人已星散,无人收尸。徐用仪为其收尸,也遭忌恨。徐给友人朱彭寿写信,最后一句提到此事“惊心动魄,千古奇冤”。朱怕惹祸,把信的最后一行撕下烧掉,可见当时的恐怖气氛。这是杀人以堵天下之口。情势进一步危急,朝廷再召开会议,无人再敢说话。不久,徐用仪与另外两位曾支持袁昶意见的联元和力山也被砍头,是朱彭寿为徐收尸,并重贿刽子手把身首缝在一起。在当时的险恶环境下也算够朋友了。

 

“力谏”的内容

 

以下选登一些袁昶等诸大臣的说辞,道理明白,文字浅显易懂,就不翻译加注了。

 

6月初,身在外地的张之洞致袁昶信,表示为时局担忧,他概括局势,言简意赅:“拳匪大乱,外兵乘机,邪术岂能御敌?大局危矣!”要求袁昶告诉他“政府主见,都下议论”

 

事态紧急时,太后召九卿六部议事,人数众多,一直跪到殿外,大家都匍匐不敢言,许景澄首先发言谓:“中国与外国结约数十年,民教相仇之事,无岁无之,然不过赔偿而止。唯攻杀外国使臣,必召各国之兵,合而谋我,何以御之?主攻使馆者,将置宗社生灵于何地?”许景澄还力陈:“兵衅不可启,春秋之大义不杀来使,围攻使馆背公法”。他说:况甲午一战,中国对手是一弹丸小国日本,结果丧师辱国,如今再与众国为敌,只怕国力不足,重蹈甲午的覆辙。徐用仪、立山、联元皆说:与世界各国宣战,外侮一入,内乱随发,后患不堪设想,恳求皇太后、皇帝圣明裁断。

 

袁昶跪在殿外,膝行而前,大声说:拳匪不可恃,外衅不可开,杀使臣,悖公法。”又说:“就令有邪术,自古及今,断无仗此成事者。

 

袁昶还说:当下之急“莫急于献自治乱民,以示各夷以形势,俾折服其心,然后可以商阻夷使添调外兵办法”。对于慈禧以为要顺民心(她认为义和团代表民心)。袁昶说:“变者惟左道惑人心之拳匪耳,以辟止辟,扑杀为首要匪二三十人,乱党乌合之众,必可望风解散。我自办乱民,免致夷人调兵代办,交哄辇觳之下,则大局糜烂,不可收拾。”总的意思是说,我们自己惩办了肇事的匪徒,堵塞外人进军的借口,然后再谈判。有书载其声震屋宇,太后“怒目视之”。

 

袁的上疏中还有“千古奇事,必酿千古之灾”语。他说:“窃自拳匪肇乱,甫经月余,神京震动,四海响应,兵连祸结,牵动全球,于千古奇事,必酿千古之灾!而今之拳匪,竞有身为大员,谬视为义民,不肯以匪目之。无识至此,不特为各国所仇,且为各国所笑。查拳乱之始,非有枪炮之坚利,战阵之训练,徒以‘扶清灭洋’四字,号召不逞之徒,乌合肇事……

 

今朝廷与各国讲修睦,忽创灭洋,是为横挑边衅,以天下为戏,且所灭之洋,指在中国洋人而言,抑括五洲各国之洋人而言?大灭在中国之洋人,不能禁其续至,若尽五洲各国则洋人多于华人十倍,其能尽与否,不待智者而知之。近日天津被陷,洋兵节节内逼,诚恐几日势将直扑京师.万一九庙震惊,兆民涂炭,尔时作何景象.臣等设想之,悲来填膺。

 

最后一道袁、许二人的奏折要求惩办那些肇事大臣:“臣等愚谓时至今日,间不容发,非痛剿拳匪,无词以止洋兵,非诛袒护拳匪之大臣,不足以剿拳匪。……应旨将徐桐、刚毅、启秀、赵舒翘、裕禄、毓贤、董福祥先治以重典。其余袒护 ,与徐桐、刚毅等谬妄相若者,一律治以应得之罪,不得援议亲议贵为之末减。庶各国恍然于从前纵匪肇衅,皆谬妄诸臣所为,非国家本意,弃仇寻好,宗社无恙。然后诛臣等以谢徐桐、刚毅诸臣,臣等虽死,当含笑入地。”这里,他们已经孤注一掷,甚至表示只要办了这些人,达到“宗社无恙”,自己准备把命赔给他们,在所不惜,真是此心可对日月!这道奏折还没有到达慈禧、光绪手中,他俩就被那几个政敌诱杀了。

 

 

图为袁昶书法作品

 

平反、追谥、立祠

 

一场灾祸过去后,根据联军提出的议和提纲中的要求,光绪发布上谕,宣布为袁昶等人平反,“开复原官”。离被害约半年,这应该算是冤案平反最快的,却是在洋人压力之下。平反的诏书曰:(五人)“于垂询时,词意均涉两可,而首祸诸臣遂乘机诬陷,交章参劾。应即加恩,……均著开复原官”。明明袁昶等人是强烈、急切地反对开衅之举措,甚至以死相谏,却说他们“词意均涉两可”,当然责任全在“首祸诸臣”,“今上”没有责任,现在平反是“加恩”。那几个“首祸”是外国要求严办的,正好应了当初袁、许等人的主张。经过一再讨价还价,刚毅已经死在西逃途中,只予革职,不再追究,载漪免死,发配新疆。其余有自杀的、处死的、流放的,不再赘述。到宣统元年(1909年)又追谥五大臣:袁-忠节,许-文肃,徐-忠愍,立山-忠贞,联元-文直。并下诏在杭州西湖孤山南麓敕建“三忠祠”,奉祀袁昶、许景澄、徐用仪三人。此时离清朝被推翻只有两年了。

 

为权位,还是为社稷生灵,是分歧的核心

 

皇室逃往西安途中,就已命令各地官兵剿灭义和团。发布上谕,称“此案初起,义和团实为肇祸之由,今欲拔本塞源,非痛加铲除不可”。这可算是“始乱终弃”!袁昶本来只主张惩办几个头目,而慈禧下令铲除的是广大的团员。义和团多数就是无知农民和流民,原来在朝廷鼓励之下依附的人数越来越多,甚至有不少是未成年的少年跟着起哄。结果在朝廷“抚”“剿”之间,都做了牺牲品。慈禧未必真相信义和团的“法术”。但是牵扯到内部“帝党”、“后党”之争。当年康梁戊戌变法受到洋人支持,慈禧认为洋人企图以光绪取代自己,怀恨在心。那些主战派也特别强调这一点,他们自己各怀鬼胎。特别是载漪的一个儿子已经被慈禧封为“大阿哥”,原本就有取代光绪之意。他更加不遗余力企图借义和团之力推翻光绪。他们还曾率义和团企图冲杀光绪,被慈禧制止,但未予惩罚。而主和派是被认为属于“帝党”的。其实光绪在此事件中完全是傀儡,并未有支持主和派的表态,那些后来被称作“乱命”的诏书都是以他的名义发布的。义和团的实力和影响的扩大,朝廷也不无忌惮,甚至于有人异想天开,企图让他们在前面与洋人战斗,两败俱伤,清廷收渔翁之利。总之,从皇家到贵戚想的首先是争自己的权位,国家安危是从属的,至于生灵涂炭,对他们说来更不在考虑之列。当然还有无知、昏聩,既不知己,也不知彼,导致判断错误,进退失据。而袁昶、许景澄等人处处想的是“宗社”、“兆民”、“生灵”。这就是区别所在。

 

“东南互保”之议与李鸿章的鞠躬尽瘁

 

朝廷逃亡后,还只能召李鸿章进京与洋人议和。李鸿章原任两广总督,朝廷向十一国宣战时曾召他进京,他以“乱命”不从,从广州到了上海,与张之洞、刘坤一等一批封疆大吏发起“东南互保”,不承认朝廷的“乱命”,称其为奸人的“矫诏”(假传圣旨)。参加者有当时的两广、两江、湖广、闽浙总督和山东、四川巡抚,还有时任铁路大臣的盛宣怀。他们与洋人达成协议,外国不进犯他们划定的地区,他们负责保护外人生命财产。他们还暗中议定,一旦京师不保,由李鸿章暂时主政。这一大片疆土,都是中国人口密集,最富庶、经济最发达之地,就这样保了下来,未遭蹂躏。如今,太后和皇帝都逃走了,李鸿章只得奉诏进京与洋人谈判退兵。他充分发挥其外交手段,首先援“东南互保”同样的理由,说那个以皇帝名义发布的宣战诏书不算数,是在“拳匪”逼迫下的“乱命”,所以根据国际法,中国并没有与外国开战,各国是进来协助中国剿匪的。这样,根本没有交战,就不是战败国,避免了割地和出让其他权益,只需赔款补偿洋人生命财产的损失,以及“协助剿匪”的费用。还有就是开外国以保卫使馆为名派军长驻中国的先例,后来卢沟桥事变就是以驻华日军为导火线。最后达成的《辛丑条约》的正式名称,只是一个中国与各国之间的“善后议定书”(Settlement Protocol),而并非交战国之间的正式和约(PeaceTreaties)。这是在最不利的形势下为中国保全主权,争得了一点面子,避免了更大的损失。列强各自有打算,英美并不想占领中国领土,而是旨在商业利益。德国已经占领青岛。正如袁昶所预言的,有领土野心的是俄罗斯。俄国除了随联军进攻北京外,更乘人之危,另外从南北两路派大军进占中国东北,到10月占据了东北全境,以后再单独与清廷谈判,取得大量特权。另一有野心的是日本,日本在此役中掠夺财物最多,得到赔款也最多。几年后日俄战争,日本取代俄罗斯在中国东北的权益。

 

 

图为《辛丑条约》签定现场

 

赔款数目巨大,成为中国多年的沉重负担。不过实际并未付那么多。后来有美国带头退还一半办学,在中国外交官力争下,其他各国跟上。一战后形势又有变化。在惩办祸首方面“上谕”与洋人要求距离最大。慈禧镇压“拳匪”毫不手软,但是对真正的祸首——那些皇族贵戚,却竭力庇护,成为李鸿章奉旨与洋人讨价还价最棘手的部分。这是李最后一次为朝廷效劳,在这场交涉中心力交瘁,到了生命最后时刻。各国还是看他的面子,不再坚持更高要求。刚签了协议,李鸿章就去世了。联军退兵后,“御驾”又回到紫禁城内,暂时苟安了几年,虽说有所觉悟,决心启动革新,有派五大臣出洋考察之举,但为时已晚,而且改革方案还是不能放弃亲贵的特权。慈禧和光绪都未亲见皇朝被推翻。

 

即便从保住自己的权位出发,杀谏臣、倚暴民,不自量力,开启外衅,除了自取败亡,还能有别的结果?而真正受害最深的还是千百万无法掌握自己命运的无辜百姓,先大规模惨死于本国土匪与官兵之手,后又成为外人报复的对象,横遭暴行蹂躏。至于财产损失、妻离子散,更无法计算。

 

中国士大夫的悲剧

 

最近常见到所谓“崖山之后无中国”之说,意思似乎是说自从南宋陆秀夫背着最后一位小皇帝投海后,中国“士”的传统气节已丧失殆尽。姑且不论从今天的眼光看,这种愚忠是否值得发扬,单以忠于旧皇朝为标准,此说也不符合史实。晚明、晚清忠贞死难之士史不绝书。只是到了晚清,情况发生变化,面对的是以前没有的外洋列强。朝廷昏聩至此,仍然有以袁昶为代表的死谏之士,以家国、黎民为念,视死如归;在19世纪下半叶,国门有限的开放之后,出现一大批有眼光的“能吏”,包括提出“东南互保”那些封疆大吏,可以说人才济济。但是挽救不了已经摧枯拉朽的皇朝。当时有一位同情袁昶的朋友说他有点傻,前两道奏折慈禧恼怒之情已经非常明显,他还要逆其意坚持己见。实际上他早已把生死置之度外。他第三道奏折不但傻,而且迂,点了一连串权力炙手可热的亲贵之名,要求朝廷惩办,而且表示,只要宗社安稳,自己愿意陪他们死。明知这份奏折会先落入这些人之手。主要是当时的确形势紧迫,社稷“糜烂”“兆民涂炭”,危在旦夕,他什么也顾不上了,只有以命相博。

 

从今天回望历史,袁昶的思想在当时还不能算最前沿的。有一些同代的知识分子已经超越他的观念。康梁变法他曾是反对派,因此曾获得慈禧好感。他没有超出把爱国和忠君合为一体的观念。“宗社”一词经常出现在他的奏折中,直到临刑时,口占绝命诗有“正统已添新岁月,大清重整旧山河”句,而且自比吕望和张良。不知道如果他再活十年,遇到推翻清皇朝的革命时将持何态度。

 

自屈原以降,“忠而见疑”一直是中国士大夫的悲剧。自从开始与外洋列强打交道,出现了在中外之间的“忠”与“奸”的衡量。于是多了一个罪名,就是“汉奸”或“二毛子”。明明是保一己之私利、权位,只要祭起仇外旗帜,把对立面说成“汉奸”,就很容易动员愚民、暴民。具有讽刺意义的是,袁、许等人是汉人,被主战派诬为“汉奸”,而载漪、刚毅等是满人。在明清易代之际,降满清的汉人被认为是“汉奸”,袁昶如此保大清江山,却被满清贵戚扣上“汉奸”的帽子,那么那些满清贵戚自己已经认同汉族了?袁被骂“汉奸“还因一事,就是德国公使被杀后,他着人予以棺敛。有人要开棺戮尸,把人头割下来,挂在东安门示众,袁反对,引孟子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此人上告到端王那里,说“汉奸”袁昶居然棺敛洋人,竟表同情于上国仇敌,是“大奇事”。不能小看这种污名化对群众的影响。直到徐用仪平反几年后,他的灵柩回乡,重新举行大殓仪式时,围观的路人还有人说,那么看来他不是“二毛子”了?

 

有年轻人问我,像袁昶那样明知必死,而且无用,还要坚持,这样的牺牲是否值得?这个问题值得深思。例如变法失败后康梁逃亡日本,谭嗣同可以逃而不逃,主动付出流血的代价,留下千古英名,但是客观上对革命的帮助如何,如果他不死,以后是否还会有更大的贡献,很难衡量。当时袁昶等人内心深处的想法,后人难以尽知。我粗浅的解释是:他们继承了中国士大夫“武死战、文死谏”的传统。君主虽然掌握生杀之权,但是还有朝臣议政的机制,是有可能听从建言的。至少当时还有“御前会议”,大臣们可以有机会发表意见。从慈禧在危急中频繁地召开会议来看,可以认为她尚未做出最后决断。在那种制度下,天下安危系于一人的一念之间,主和派的意见实际上都是常识,正如他们所说,“不待智者而知之”,他们可能还抱有一线希望,能晓以利害,说动慈禧做出正确决断。既然召开会议,诸大臣是有发言的机会的,假设(只是假设)敢言之士多一些,造成声势,未始不可能有另一种结果。袁、许是被主战派诱杀的。若是慈禧被激怒而直接处置,也可能有多种贬黜的选择,不一定非死不可。另一方面,袁、许等人对危机的估计十分严重,他们预料,十一国发兵入侵中国,中国必亡,其后果必然是生灵涂炭,不堪设想。袁昶临行刑时说,我今天死在中国人手中,你们他日都要死在洋人手中。他设想的是列强攻进来比义和团更乱、更惨烈的大屠杀,大概没有料到最后议和、退兵的结果。作为京官,又不可能去参加那些地方官员的“东南互保”。他们的信念是与国家共存亡,在这种危急关头,不可能为个人安全而不作声,除了“死谏”,别无他法。

 

谁爱国,谁卖国、祸国,历史已有公论。只是付出的代价太大。这段历史已经过去百余年,是非应该很清楚了。世界潮流浩浩荡荡。但是似乎载漪、刚毅等人的思维和论调仍然阴魂不散,把“反洋”与爱国等同起来,以不同方式、不同规模再现。在某些人心目中,义和团暴行仍是“反帝爱国运动”,“汉奸”的帽子满天飞。如果这样一而再的惨痛历史教训尚不能使我同胞醒悟,还要牺牲多少真正爱国忠贞之士,中华民族还要付出怎样的代价呢?

 

(本文首发于《经济观察报》。根据反馈,又做了增补、修改,重发与此)

【往事】朱韵和:王实味引来杀身之祸的成名作《野百合花》节选

October 20, 2017

朱韵和‏ @zhu0588王实味引来杀身之祸的成名作:《野百合花》节选pic.twitter.com/atPQU6Gz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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