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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事】朱韵和:王实味引来杀身之祸的成名作《野百合花》节选

October 20, 2017

朱韵和‏ @zhu0588王实味引来杀身之祸的成名作:《野百合花》节选pic.twitter.com/atPQU6GzND

【往事】朱韵和:1933年中国知识分子的新年梦想

October 19, 2017

朱韵和‏ @zhu0588 3小时3小时前 @新浪历史 【1933年中国知识分子的新年梦想】在《东方杂志》做的调查中,不少人表示希望实现社会主义的大同世界,不少人梦想现代化的强大国家,也有人希望停止内战,政党和平竞争。林语堂则说:我不做梦,希望贪官污吏断绝,做官的人不染指,不中饱,只希望染指中饱之余,仍做出一点事情。pic.twitter.com/Jjt39gUaya

【往事】朱韵和:为何1956年中共八大党章没有写入毛泽东思想?

October 18, 2017

朱韵和‏ @zhu0588

为何1956年中共八大党章没有写入毛泽东思想?】1956年,中共八大召开,在邓小平所做的修改党章报告中,杜绝个人崇拜被明确提出。今天翻开中共七大至十七大党章会发现,惟独1956年的中共八大党章中没写入毛泽东思想。其原因就是受到苏共二十大秘密报告,反对领袖个人崇拜的影响--转pic.twitter.com/M6ETFrpuNc

李新宇:袁世凯是“窃国大盗”还是“共和元勋”?

October 10, 2017

2017-10-10  近现代史研究通讯

 

现代中国这一百多年的历史,就像中国当下的天气,某些时段,某些区域,肯定要被裹在重重雾霾之中。民国初期那16年,就是这样的时段;许许多多的政治人物,就是这样的区域。

由于当时一任又一任的领袖们,都与孙中山及其追随者“暴烈派”矛盾难以调和,又由于后来恰恰是“暴烈派”竞选无望而另辟蹊径,以武力夺取了政权,民国易帜,党国建立,教科书也要“符合党义”,那16年中世界公认的合法政府就成了“北洋军阀政府”,那16年就成了“北洋军阀政府统治时期”。党国的史家与他们的革命领袖一样,并不顾惜辛亥革命的成果,面对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这个新生儿,极尽摧残和抹黑之能事。于是,那些在民国初期担任过领导职务的人们,包括终结帝制开创共和的元勋和历任大总统们,在党国的教科书和历史叙述中就都成了反面人物。直至今日,这种情况仍然难以改变。台湾的中国现代史研究卓有成就,但从郭廷以等人开始,到现在的张玉法等人,材料的梳理不算不详,但党派偏见却未能挣脱,因而留下了诸多遗憾。

由于意识形态的差异,大陆与台湾对现代中国的叙述有诸多不同,比如对北伐战争的叙述,对1927年“四一二”“清党”或“大屠杀”的叙述,对蒋介石领导抗日战争还是毛泽东领导抗日战争的叙述,对1949年“解放”或“沦陷”的叙述,对“旧社会”与“新中国”的叙述,说法终难一致。但是,面对民国初期的“北洋军阀”,却是异口同声。之所以如此,原因并不复杂:后来敌对的双方,当时还是革命同志,共同在苏俄指导下致力于推翻当时的政府,共同的履历决定了共同的话语。

海峡两岸教科书和历史叙述的这种一致性,留下了严重的后果。因为在“文革”结束之后的中国大陆,意识形态的整体笼罩被撕破之后,来自台港和海外的声音成为人们寻求真相的重要参照。试想,当人们带着对谎言的怀疑去求证于另一种言说,遇到的却是同样的谎言,对这求真的步履是一种怎样的障碍!一些反叛者艰难地突破了第一次谎言,却在第二层谎言面前止步了。当下中国毛粉众多,那是红色年代的遗产;而一些叛逆者成了“孙粉”和“蒋粉”,正是这种状况的产物。在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的口号失去号召力之后,就像有人相信只有孔孟之道能够救中国一样,有人则坚信只有三民主义能够救中国。思想界和学术界带着来自现实的痛感回顾历史,导致了持续的“民国热”,但从出版界显示的情况即可看到,在许多人那里,所谓民国,却往往是青天白日之下的党国,而对被党国所取代的那个民国,常常所知甚少。先贤曾经告诉我们,秦始皇之所以吃亏,在于秦帝国二世而亡,如果它有几百年天下,后人记得的,就只是始皇帝的伟大和英明。

在被涂抹和丑化的民国元勋和领袖人物中,第一个就是袁世凯。根据流行的教科书,讲到袁世凯,总要突出以下三点:一是“窃国”——“窃取了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二是“卖国”——“接受日本人的二十一条”;三是“复辟帝制”——千方百计做皇帝。

然而,只要我们穿越党派之见的雾霾,回到历史现场,事实向我们展示的,却是另一种场景,另一种形象——

 

 

一、“窃国大盗”还是“共和元勋”

 

我与我的同代人一样,早已习惯了把袁世凯称作“窃国大盗”。因为由教科书所造就的那些先入为主的基本知识,人们一般不会怀疑,自然不去审视它。产生疑问,往往是遇到了问题,或者遇到了不同知识的挑战。我之所以关注这个问题,是因为看到了收藏家手中的两张图片。革命成功了,终结帝制,创建共和,这自然值得庆祝,开国元勋也要被广泛宣传。1912年的中国,为了庆祝帝制的终结和民国的诞生,有各种形式的庆祝活动。一些宣传画就产生于庆祝活动中,有的还被印到了某些商品的包装袋或包装盒上。

 

两张画片都是套色彩印,一张标题是《共和三杰》,三个人物头像呈A字形排列,中间高的是袁世凯,两边是孙中山和黎元洪,略矮一些。另一张标题是《中华民国共和四杰》,四个人物头像呈菱形排列,中间上面是孙中山,下面是黄兴,左边是袁世凯,右边是黎元洪。

显然,这两张图片透露着不同的派别倾向:一张以孙中山为中心,大概是孙氏的追随者所印;一张以袁世凯为中心,可能是袁氏的拥戴者所为。

初次看到时,我多少有点吃惊。因为它与教科书所给予我的知识相差太远。但更让我开眼界的是,无论“四杰”还是“三杰”,竟然都有袁世凯!如果说以袁世凯为中心的那一张“三杰”是当时的袁派所印,那算不了什么,自己人吹捧自己的领袖,是不算数的;可是,以孙中山为中心的“四杰”,应该是亲孙的革命党人所印,竟然也没有忘记袁世凯。这就足以说明,袁世凯作为共和元勋,是当时的人们所公认的。

于是,一个问题出现了:我们一直说袁世凯是“窃国大盗”,但民国初年的人们却把他看作“共和元勋”,他到底是“窃国大盗”还是“共和元勋”?这就不得不回到历史现场进行考察。

 

1、受命于危难之时

革命爆发,大清帝国处于严重危急之中,哪个能臣良将能够为朝廷解危?朝野上下加上外国人,同时想到了袁世凯。

当然,摄政王载沣并不情愿,但奕劻、徐世昌、那桐等大臣竭力保举,他也只好同意,于是于 1014日任命袁世凯为湖广总督,令其担负平乱的使命。

上谕一出,许多人都松了一口气,似乎变乱立即可以平息。外国人也普遍认为:“袁世凯是一具强有力的人物……在这个国家碰到空前困难的时期,如果还有人能够出来挽回局势,我们相信,也只有袁世凯了。”[1]

袁世凯真有这个能力吗?真的能扶大清国于既倒吗?清国朝野看得不错,外国人看得也不错,他的确有这个能力。

袁世凯不是一般人物。此时的他虽然已经归隐三年,却仍然是朝野皆知、家喻户晓。

当年李鸿章去世之际,也是大清国的一个危亡之秋,李鸿章是忠臣,临终之际,要为朝廷选一擎天柱。环顾宇内,他选择了袁世凯。于是,袁世凯成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接替了李鸿章当年的位置。正是在这个位置上,袁世凯苦心经营,扩充实力,编练新军,掌握了帝国的命脉。

可是,清廷对汉人的使用一直处在一种心理矛盾之中。自己的子弟是那么不中用,所以不能不用汉人,但对汉人却是从来不曾放心。慈禧太后看到了袁世凯的能力,也看到了他的忠心,但他能力越大,太后的心中就越是不安。她希望袁世凯是又一个曾国藩,可是谁能保证呢?于是,1906年,趁官制改革之机,设立陆军部,以铁良为尚书,一统全国军权。太后知道,铁良与袁世凯是对头,可以制约袁世凯。

袁世凯深知太后的忧虑之所在,立即上奏,主动把北洋六镇中的四镇划归陆军部。接下来,慈禧命袁世凯为军机大臣兼外交部尚书。这看上去像是提升,实际上却是让袁世凯离开他的根据地,成为架空的军机大臣。朝廷当时还没有想到问题竟是如此严重:北洋军无论划归哪里,都仍然是袁世凯的队伍。而且,正因为划归陆军部,才使它进一步膨胀开来,控制了北方大部。

慈禧对袁世凯有所警惕,但她懂得,对于这种足以决定国家兴亡的能臣,特别需要“优礼”。即使控制他,也要使用温柔的笼头。但是,慈禧一咽气,情况就变了,年轻的摄政王无法容忍袁世凯。

按照一般的说法,当年袁世凯背叛了光绪,作为光绪的弟弟,载沣自然要为哥哥报仇。但究其实际,摄政王除掉袁世凯的动机,并不仅仅是兄弟情义,而是袁世凯对皇室权力构成的威胁。袁世凯越是有实力,年轻的执政者就越是睡不踏实。这样一来,袁世凯的日子就注定不好过了。

1908122日,溥仪登基,照例对大臣示“恩泽”,赐庆亲王奕劻“亲王世袭罔替”,赏袁世凯、张之洞太子太保衔、用紫缰。御史江春霖上折奏称袁世凯不配得此优赏。载泽等人乘机进言,建议设法除掉袁世凯。这很对载沣的心思,马上让人拟了一道把袁世凯革职治罪的谕旨,然后找庆亲王奕劻、张之洞商量。庆亲王一听就摇头,并且提醒载沣:杀袁世凯以什么罪名?北洋军造反怎么办?张之洞也提醒载沣,不可轻易诛戮大臣。作为刚刚上任的摄政王,载沣还没有力量抛开军机处独断专行。不过,袁世凯可以活命,但权力必须剥夺。所以,谕旨修改多次之后,最终是让袁世凯“回籍养疴”。没有罪行,也没有过错,唯一能找到的理由是“现患足疾,步履艰难”。

袁世凯心里明白,所以什么话也不说,赶紧逃命,离京回家去了。

后来的人们谈到袁世凯回家隐居的日子,常常说他伺机而出,因为这样才更容易把他打扮成一个阴谋家。其实,考察袁世凯当时的情况,能够全身而退,已经是万幸,妻妾儿女一大群,得享天伦之乐,他很知足。当然,与朝廷大臣、社会名流的交往是不可避免的。《袁世凯未刊书信稿》存了他748封信,收信者包括亲王、督抚、州县官员多人。但信中的内容无不在宣告自己政治生命的终结,而且绝无再起的野心。此时他做的,也是经营实业,修建宅第,书写《家训》,教子读书。与文人墨客往来,吟风赏月,诗酒唱和。这不是附庸风雅,而是真实地享受生活。

武昌起义的消息传至洹上村时,袁世凯正在做寿。消息传来,他马上让人撤去酒宴,赶走戏子。他知道,自己清闲的日子又结束了。果然,两天之后后,朝廷电谕到了:起用袁世凯任湖广总督。

手下人兴高采烈前来道贺,袁世凯却一脸木然,头都不抬。他知道,朝廷已经任命荫昌负责武昌平叛,他去做湖广总督,无形中就成了荫昌的副手。就这样起用吗?袁世凯当然不愿上任。既然当年朝廷以“足疾”为由将他罢官,现在这“足疾”就不能好得这么快,袁世凯上折称:臣旧患足疾,迄今尚未大愈。去冬又牵及左臂,时作剧痛……他没有彻底拒绝,但“足疾”未愈,手臂又有了毛病,一时无法上任。

这时荫昌已经赴任,开始品味带兵之难。有人说过,“中国之军人,只知有主将,而不知有国,何君之与有!”[2]说北洋军只知有袁世凯而不知皇帝,这话未免过分,但北洋将领愿意为袁世凯效命,而不愿听从别人指挥,却是事实。前线征剿不利,朝廷自然又想到袁世凯。千方百计要他复出,袁世凯提出了六个条件:1.明年即开国会;2.组织责任内阁;3.宽容参与此次事变诸人;4.解除党禁;5.须授予指挥水陆各军及关于军队编制的全权;6.须予以十分充足的军费。

 

面对这些条件,朝廷当天就下了一道上谕,对“从乱者”一概既往不咎,此后各地若查获党人名册,一律予以销毁。然而,对其他条件却没有做出反应。袁世凯当然不着急,等着就是了。

形势急转直下,几年新政所经营的太平盛世,因武昌的一把火而原形毕现,忠臣良将原来不多,人心所向也是假的,帝国早已分崩离析。虽然是“瘦死的骆驼比马大”,但这只骆驼已经腐败透顶,骨架也已朽坏,平日里民众和大臣迫于淫威而三缄其口,让它披了虎皮立在那里,奴才们不去碰它,它就自以为仍然强大。谁也没想到的是,武昌的士兵轻轻一碰,它就一节节断裂倒塌,大清帝国竟然那么快!

袁世凯已是全部希望之所在,不仅清廷官员普遍认为只有他能够收拾残局,而且洋人也这样认为。莫里循在他的私人信件中说,袁世凯“是唯一可望从目前动乱中恢复秩序的一个人”。[3]朱尔典多次拜访庆亲王奕劻,建议清廷起用袁世凯。各国公使也纷纷附和,对朝廷施加影响。他们宣称,清国的目前情形,非袁世凯不足以稳定局势。内阁总理大臣奕劻说:“当前这种局面,我是想不出好办法。袁世凯的识见、气魄,加上他一手督练的北洋军队,如果调度得法,一面剿一面抚,确实有挽回大局的希望。”[4]

载沣等人清楚地知道,用袁世凯等于玩火,但眼下的问题是:如果不用袁世凯,大清国马上就要亡在黎元洪等人手里。1027日,朝廷发电谕,任命袁世凯为钦差大臣,授他指挥军队的全权。并且特别说明,陆军部、军咨府不能对他“遥制”。紧接着,111日,摄政王被迫解散内阁,任命袁世凯为内阁总理大臣,负责重组内阁。

袁世凯出山了,112日就攻下了汉口。然后把前线部署停当,13日进京,三天后即组成了新内阁。

1027日,在写给《泰晤士报》总编的信中,莫理循转述了日本驻华武官青木宣纯的评论:“如果这场革命或许不是清王朝的结束的话,它肯定是中国长期为之受苦的无道的暴政的结束。袁世凯的权力时时刻刻在增长。他会拥有独裁权力。他能得到他所要求的任何条件。他是皇室的唯一希望,他在中国有信誉,在外国有好名声,是唯一可望从目前的动乱中恢复秩序的一个人”。117日,袁世凯抵达北京就任内阁总理大臣,莫理循在写给伦敦的信中说:“袁世凯到北京以来表现十分好。他显示出上乘的政治家品质,并且逐渐成为局势的主宰者。所有的事情均取决于他。万一他被暗杀,则将出现混乱。然而他被刺的危险总是存在的”。1213日,因为停战,莫理循得以南下汉口采访。这次南下使莫理循坚信:“一定会出现一个共和国,而袁世凯只要在此期间不被炸死,会成为共和国的第一任总统。”

 

2、“养寇”不只为“自重”

袁世凯出山之后所做的事,是当时的人们所关心的,也是后来的史家所关心的,但站在不同的立场上,人们的看法大不相同。

许多评价都已形成简练的词语,“养寇自重”就是其中之一。很显然,用这个词语评价袁世凯,是从清廷立场上说的,但如果不计较“寇”的政治派别色彩,所说倒也是基本事实。因为袁世凯在出山之后,并没有全力平叛灭“寇”,而是选择了议和之路。

仔细想来,“养寇自重”本是中国历代王朝的将军们保全自己地位的法宝,因为“兔死狗烹”是中国历史上一再上演的传统剧目。试想,如果国家没有贼寇的威胁,怎么舍得拿出大把的军费?这一切,袁世凯当然明白。更为重要的是,他知道这个王朝的腐败与愚顽,知道朝廷已是扶不起的阿斗,也知道世界大势的必然走向。历史经验和世界文明的走向告诉他,无论为自己还是为这片土地上生活的人群,都不能致力于剿灭民军。袁世凯曾是清末新政的推行者,深知宪政是文明进步和富强的必由之路,又深感在愚顽的专制统治之下改行宪政之难,所以,他不会错过眼下这个难得的机会。对于自己的地位和处境,他也清楚,知道此时他拥有的资源,民心所向,大多数国人认为大清国“非袁不可”,洋人也认为“非袁不可”,他的出山又证明就连他的敌人也不得不承认“非袁不可”。这个国家的确离不开他袁世凯,国人的命运也系于他袁世凯。那么,利用这次机会,至少可以推进宪政的实行。这一切,在他出山前向朝廷提出的条件可以清楚地看到。

他不愿做第二个曾国藩。他相信自己有力量年扑灭革命,却不想扑灭革命。中国的专制统治者历来如此,没有外部的强大压力,是不会妥协和让步的,甚至不愿丢掉一点点儿特权。只有在外敌或内乱的强大压力之下,才可能被迫改变点什么。出山之际,袁世凯并没有想到自己会与黎元洪等人联手完成中国历史上一场划时代的革命,更没有建立民主共和国的设想,他所设想的,只是结束专制而实行宪政,使国家成为立宪国家。他知道如果没有革命的压力,他即使身为内阁总理大臣,说到底也是皇家的奴才,因为不姓爱新觉罗,就没有资格分享大清帝国的主权。在这样一种家天下的专制体制之下,要结束那种由王爷贝勒们的操控的统治,是极为困难的,因为凡是重大的改革,不能不有损皇家的利益。而皇家所设想的改革,却是改革给他们带来更多的利益,使他们的统治更加稳固。所以,作为皇权体制中的改革派领袖,作为竭力推行新政的主将,袁世凯当然要珍惜这个机会,珍惜革命给旧体制带来的压力。

从这个意义上说,袁世凯要感谢黎元洪,因为正是他领导的辛亥革命,为袁世凯提供了一个逼迫朝廷妥协的机会,给实行宪政带来了曙光。当然,黎元洪和独立各省的都督们也要感谢袁世凯,因为正是他的出山,为革命带来了福音,可以不必付出太多的鲜血和生命,就可以获得成功。辛亥革命之所以那么容易地获得成功,就因为是这样两位杰出人物相遇,他们不是洪秀全、张献忠、李自成那样的领袖,也不是曾国藩那样的领袖,不是中国历史上屡见不鲜的那种革命狂或镇压狂,他们都具有现代理想,具有浓浓的人道精神。所以,仗还是能不打就不打。而这一切,又更地多取决于袁世凯,因为无论兵力还是财力,民军都是弱势的一方。革命者有幸,这位大清帝国的钦差大臣和内阁总理大臣,以他特有的谋略,没有扑灭革命,而是与革命相配合,走出了一条终结帝制、创建共和的特别道路。这条特别道路,是一个奇迹,也是中国革命历史上最为光辉的一章。

一切都是从议和开始的。袁世凯尚未正式出山之时,已经致力于铺设与革命军的议和之路。早在1019日,袁世凯就把他的旧部刘承恩召到彰德,请他与黎元洪联系。因为刘承恩是湖北人,而且在湖北练过兵,与黎元洪算是旧交。秉承袁世凯的旨意,刘承恩捎信向黎元洪传递了袁世凯可以与革命军议和的信息。但是,黎元洪没有反应。刘承恩又以“乡愚弟”的名义给黎元洪写信,黎元洪仍然没有回复。111日,也就是清廷任命袁世凯为内阁总理大臣的当天,刘承恩又给黎元洪写信,因为信中带有劝降色彩,黎元洪很不高兴。东方长一个民主共和国的开国都督黎元洪,虽然为人厚道,说话温和,但毕竟是可以一肩担起一个国家的杰出军人,有勇有谋有风度,以区区一个协统对阵大清帝国的三军统帅,却不曾被吓住,不卑不亢,充分显示了革命领袖的气派和风度。正因为这样,袁世凯可以看不起孙中山,可以看不起黄兴,却始终没有小看黎元洪。当时采访黎元洪的英国记者埃德温报道说,黎元洪看了这封信,笑了笑,随即扔在地上。他对记者说,他个人对袁世凯表达友好的问候,对他出任内阁总理大臣表示祝贺,但要革命军与他讲和,显然还不是时候,什么时候呢?要等革命军挺进北京之时!

112日,黎元洪给袁世凯写了一封长长的信,语气相当强硬,但并未把议和之路封死。他在信中呼吁袁世凯站到革命一边来,共同改变国家的现状,共谋中华历史的伟业:“公果能来归乎?与吾侪共扶大义,将见四万兆之人,皆皈心于公,将来总统选举时,第一任之中华共和大总统,公固不难从容猎取也。”[5]

与一些革命领袖的唯我独尊不同,黎元洪是理性的,知彼知己。他与袁世凯,作为敌对的双方可以对壘,但如果袁世凯能站到革命一边来,他就会拱手让出领袖的位置。这是革命阵营中首次透露可以请袁世凯做未来大总统的信息。

就在这一天,清军攻下了汉口。对袁世凯来说,此举是必需的,因为它既可以作为对清廷任命他做内阁总理大臣的回报,证明他的力量;又可以灭一灭黎元洪的气焰。然而,攻下汉口之后,没有乘胜攻取武昌,而是适可而止了。冯国璋立功心切,不愿如此坐失战机,袁世凯为此把电话打到前线,下死令不准继续进攻。史家大多承认,如果冯国璋继续进攻,武昌诸将撑不住,黄兴更撑不住,辛亥革命的第一块革命根据地不存在了,全国的局势将是另一种态势。所以,革命之所以没有被扑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袁世凯手下留情。

也许与屡屡战败实在撑不住有关,对于议和,时任民军总司令的黄兴似乎比黎元洪更主动,对袁世凯的态度也晚谦和。119日,黄致函袁世凯,信中说道:“人才原有高下之分,起义断无先后之别。明公之才能,高出兴等万万,以拿破仑、华盛顿之资格出,而建拿破仑、华盛顿之事功,直捣黄龙,灭此虏而朝食,非但湘、鄂人民戴明公为拿破仑、华盛顿,即南北各省,当亦无有不拱手听命者。苍生霖雨,群仰明公。千载一时,祈毋坐失!”[6]

袁世凯接到黎元洪的信,又接到黄兴的信,即派刘承恩、蔡廷幹以他私人代表的名义,过江议和。黎元洪热情迎接,以礼相待,与刘承恩进行了会谈,表明了军政府的基本立场和态度。于是,议和之路铺平,明智的领袖们图大业而不争权,要和平而不要战争,于是议和之路铺平,这正是辛亥革命一开始就显示的光辉之处。这当然也是列强们所愿意促成的。

从宗社党和一部分遗老的立场上看,袁世凯或许算不上忠臣,因为他们盼望袁世凯出山,本指望他能把革命扑灭,永保大清江山万万年,袁世凯却与叛军勾勾搭搭,狼狈为奸,养寇自重,出卖朝廷,导致爱新觉罗家族失掉了江山。所以,一些满清遗老对袁世凯恨之入骨。但是,从革命的立场上看,从中华历史发展进步的角度看,从中华民国的立场上看,他的贡献极大,而且是开创了一条因独具特色而光照千秋的政治转型之路。无论嗜血的暴力狂们怎样批评它的软弱和妥协,都无法抹杀它的光辉。

 

3、终结帝制的使命

身为大清帝国的内阁总理大臣,袁世凯却承担起了终结帝制的使命。

设法让清帝退位,把帝国变为民国,把皇权专制变为民主共和,说到底,就是设法让人家把国家交出来,把祖辈打下的江山交出来。这是容易的事吗?试翻古今中外的历史,几人有过如此创举?!

有句话叫“与虎谋皮”,这不仅是与虎谋皮,而且是与虎谋骨谋肉谋心肝,对于专制帝国来说,是要它的命。所以,要完成这个任务,的确莽撞不得,需要勇气,需要智慧,也需要时间。因为稍有不慎,就不仅前功尽弃,而且连脑袋也要搬家。

然而,对于革命阵营来说,自然是越快越好,而袁世凯的速度却有点慢。加之革命党人中的一部分对袁世凯缺乏信任,尤其是同盟会的某些成员,只是关心由谁来摘桃子的问题,尽管无力扭转革命已经形成的局势,无力改写未能领导辛亥革命的事实,却一直在打自己的算盘,所以,就有了在南京提前组建临时政府的事。

 

这件事之所以发生,原因是复杂的。就革命的参与者而言,首先是上海集团与武昌集团的不同算计,加之黄兴与武昌诸将的矛盾,尤其是大元帅选举给黄兴、宋教仁等带来的不快。而孙中山之所以能够当选,除了他从国外带回军舰、枪支和大量军费这些有意制造的舆论影响之外,还有重要的一点,就是独立各省对袁世凯的行动速度不满。就各省代表会议而言,他们自认并没有违背在武汉已经做出的决议:中华民国的大总统要虚位以待袁世凯。孙中山从海外归来,同盟会的几个人一鼓噪,他们就顺水推舟另选了一个临时大总统,并不只是因为他们相信孙中山带回了7艘军舰、几万条枪和大把的钞票,如果那样,这些代表们就成了言而无信的势利小人。事实上,大多数代表并非因为几艘军舰和多少军费就抛弃袁世凯;更不是因为孙中山一到上海就“七拉八扯宴议员”。同盟会元老谭人凤回忆说,最初各省代表会议讨论临时大总统人选时,是“主黎者十之六,主黄者十之三,主孙者十之一二”,“迨中山到沪,大开宴会,侈谈清廷借款已被破坏,民军方面如何可望列强投资。而其代为吹拍者,又谓业带款项苦干,且有外国兵船许与帮助。各议员闻而信之,遂于十一月八(十)日开选举会”[7]孙中山和他的追随者的确为此做了大量工作,但这并不是孙中山当选的主要原因。种省代表之所以同意另选一个临时大总统,并且选了孙中山来充任,事实上是一种激将法,以此督促袁世凯加快终结帝制的速度,并且告诉他:我们并不是非你不可。但他们都很清楚,无论选谁来做这个临时大总统,都只是临时的替代品,并不妨碍大总统的人选。从这个意义上说,选谁都有点无所谓。事实上,如果不是这种无所谓的态度,只靠几个人的活动和军舰军费之类原谎言,孙是不一定能够当选的。看过过南京物馆那枚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印章的人,一见之下,大概会像我一样有点惊讶,因为根据设想,大总统的印章应该是金的还是玉的?无论你怎么想象,都很难想象它是半截木头。之所以如此,就因为当时筹办此事的人根本不重视,这个临时的替代品,还不知用几天,只要袁世凯的使命完成,就扔掉了,何必为此破费?到袁世凯就职的时候,印章当然就正规化了。这枚木头印章,正是当时孙中山处境的绝妙象征。而且,当时的孙中山很好说话,只要让他做,不管几天,不管什么条件,他都无异议。他建议去掉“临时”二字,人们告诉他:必需是“临时”的。他就做临时的。人们告诉他,当选之后必需给袁世凯发一电报,说明自己只是暂代,他也老老实实发了电报。就连宣誓就职时必需说明清帝退位就把位子让出来这样的内容,他也只好接受,写进了誓词。因为这一切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如果他拒绝,就与临时大总统无缘了。对此,有人曾经说得很清楚:“孙中山回国前,同盟会已经同意立宪派的主张,不以武力夺取政权,把推翻清政府的希望寄托在袁世凯身上。只等袁世凯压迫清帝退位,即推他做临时总统。孙中山回国后,革命军各省代表会议虽然选举他为临时总统,但这不过是一种‘激将法’,刺激袁世凯早日表明态度,以免夜长梦多。所以在选举会上又一次做出决定:‘如袁君世凯反正来归,则临时总统当选人即当让位于袁,以符本会议之诺言。’”[8]

 

在如此督促之下,袁世凯加快了步伐,终于不负所望,以和平的方式终结了帝制。谁是帝制终结者?如果宽泛地说,当然应该把孙中山、黄兴、章太炎都算上,把邹容、吴樾、秋瑾、徐锡麟等都算上,把1010日打响第一枪的武昌士兵都算上,否则,只讲哪一个都不公平,但若具体地讲,直接终结帝制的,无疑还是袁世凯。

。。。。。。

在短短的两个月内,使具有两千年传统的帝制和平转换,避免了玉石俱焚,避免了千百万人流血牺牲。这样的奇迹,如果是在今天,是一定会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

4、关于“逼宫”

为了让清帝退位,袁世凯的确用了些手段,其中既有对实情的隐瞒,也有对革命党实力的夸张,既曾通过军费施压,又曾利用将领们的通电。正因为这样,素有袁世凯“逼宫”之说。说这话的人多是清廷遗老,他们带着对袁世凯“葬送大清江山”的愤恨,竭力渲染其“逼宫”的恶行。对于革命党人中的暴烈派而言,本来是不反对“逼宫”的,恰恰相反,他们认为逼得还不够,不应该给清廷什么优待,如果以武力攻下北京,就没有这些麻烦,而且政权也不会落到袁世凯手里。所以,在南京临时政府时期,就有人竭力鼓吹北伐而干扰和破坏和谈。但是,到了1928年之后,党国史家为了歌颂自己的国父和丑化当年的政敌,却接过这种渲染,通过国家权威和意识形态的力量传播,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袁世凯让皇帝退位,之所以做得不快,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不够狠。就算是逼宫吧,他那逼的方式也很温和,很柔软。如果换了别人,快刀斩乱麻,以非常手段处置,事情就简单得多,中外历史上都不乏这种宫廷政变的先例。但是,袁世凯不是那样的人,他也争权夺利,他也杀人,但他顾惜自己的名声,不愿突破某些底线。比如,恃强凌弱,残害无辜,都不是他愿意干的。他不乏手段,但做事却不愿做得太过。面对强敌,他未必没有狠手,但面对此时皇宫里的孤儿寡母,他有种种不忍。面对时代的大变局,一代豪杰也曾心里很纠结。因为在他那里,还有做人的基本道德。

 

隆裕虽然贵为太后,一生的命运却实在可怜。她15岁嫁入深宫,面对的是严厉的婆婆和不得志的丈夫。而且那不得志的丈夫爱的是珍妃,自然让她饱受冷落。婆婆希望她能管住丈夫和皇宫嫔妃,包括那个珍妃,她却实在不能。她被夹在中间,结果是婆婆不疼、丈夫不爱,只有在寂寞中打发时光。后来婆婆死了,但在婆婆死的前一天丈夫先被毒死,她成了年轻的寡妇。6岁的小皇帝虽然身后还有摄政王,却同样无力镇压叛乱,也无力对付袁世凯。名义上的大事需要太后“懿旨”,但太后能有多少主意?自从袁世凯就任内阁总理大臣,主意其实主要来自袁世凯。有时候看上去是庆亲王提议,而庆亲王的主意往往也是来自袁世凯。在这样的格局之下,袁世凯已是事实上的主宰,做事主要靠自律。

袁世凯虽然有时候也很专横,却不愿做《三国演义》里威逼献帝的那个曹操。太后虽然无能,他却要做出臣子的样子。他可以苦口婆心地劝说太后,却不能替太后做主,更不能写好诏书后硬抓着太后的手腕子去盖印。那样的做法在中国历史上并不少见,袁世凯却做不出。他希望皇帝退位,却只能跪在太后面前,晓以利害,费尽心机让她明白,最终做出退位的决定。让人把江山社稷交出来,显然比把妻子儿女交出来还要难。何况,大清帝国并不只属于皇帝和太后,而是属于皇室一大群人,哪个贵胄愿意轻易放弃这份家业?所以,隆裕太后很难下定决心。

可是,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之后,袁世凯知道,事情不能再拖下去了。因此,就需要用一点手段。

48位将领联名通电拥护君主立宪,当然是袁世凯操纵的,目的是做给南方看,让革命党人知道,袁世凯并不是好惹的。然后,袁世凯进宫面奏这份电报的内容,同时检讨自己上任以来的诸多失误,提出要引咎辞职。如果在平时,辞职实在算不了什么,但在此时,却是凯对太后施加的压力。如果袁世凯不干了,让她依靠谁去?隆裕没有别的办法安慰这位老臣,只有从内库拨出8万两黄金,为袁世凯补贴军费。

军饷的确是大问题,但仍然有人强烈地主战。这好像早已成为中国传统,似乎只有主战才是忠臣,主和就是对朝廷不忠。面对这种情况,袁世凯想了一个办法,不用他来说话,111日,北洋全体将领由直隶总督姜桂题领衔发出通电:请求皇帝令王公大臣捐献私财,毁家纾难,共济时艰。

太后正为军费发愁,对此建议当然同意。因为太后知道,王公大臣们几乎个个家财万贯,非常时刻,来点“爱国捐”也没什么不可以。话又说回来,他们的财产无论怎么来的,贪污受贿,巧取豪夺,事实上不都是靠着朝廷而获得的吗?客观地说,王公大臣都是爱国的,因为他们与国家有更多的共同利益。但是,真要让他们从自己的口袋里掏钱去打仗,却不能不觉得肉疼。所以,这仗最好还是不要打了。

袁世凯所要的正是这个结果:王公大臣们再也不敢轻言作战。

112日,庆亲王奕劻提出了皇帝退位和民国政府优待的问题。大臣们面面相觑,一部分少年亲贵激烈反对。太后一时拿不定主意。

太后对天下情形并不深知,消息都靠大臣们汇报。在这些大臣中,最有见识也最有能力的就是袁世凯,当然就多听他的话。唐德刚研究这段历史,认为袁世凯当年对隆裕太后的策略是分几步走的:“第一步便是以军费无著为借口,把这对可怜小寡妇母子的私房钱,一举花光。其实她母子的私房钱,花不光也。但是这对可怜的寡妇孤儿,那里知道呢?等到太后的‘内帑’花光了,寡妇自觉前途茫茫,衣食堪虞,乞怜于宰相之时,老袁又可以告诉她,兵凶战危,胜败难卜,太后如赞成共和,将来的民国政府会优待皇室,‘优待费’可多至四百万两一年,足可安度晚年。这一来太后就彻底动摇了,一切也就以袁世凯的意志为意志了。”“说穿了,袁某是在‘欺君妄上’,但是欺君以方,比弑君砍头,究竟还要文明多矣。后来小皇帝溥仪长大了,回忆起这时的情况,他记得太后在哭,跪在她面前的一个老头子,也泪流满面。这时‘太后’的确在哭;‘老头子’泪流满面,就在演戏了。”[9]

其实,唐德刚错了,何以见得“老头子”泪流满面就是在演戏?设身处地,将心比心,想一想袁世凯的当时感受,只要他不是特殊材料造成的钢铁战士,此时此刻,就不能不动情。正如他自己所说,袁氏世受皇恩,而自己所受皇恩尤重,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如果只为个人打算,人生一世,还求什么?虽然曾经被罢官,但那是载沣的事,未必是隆裕主谋。如果皇位上坐的是载沣,袁世凯也许用不着这样费周折,但事实上不是,此时的皇帝很可爱,隆裕太后好脾气,他们的手上没有鲜血。维新派和革命党之所以能够接受议和,并优待皇室,也恰恰因为这一点,而不是他们忘了复仇。所以,告别革命而以和平演变的方式实现统治者的新旧交替,是需要条件的,那就是统治者手上没有鲜血。否则,血债最终还是要用血来还。对袁世凯而言,隆裕太后的眼泪未必不能打动他。史料证明,袁世凯缺少的,恰恰是铁石心肠。

即使袁世凯无心为太后分忧,也无心为皇家打算,心中全是私欲,作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内阁总理大臣,要告别这段历史,奔赴未卜的风雨路,只要是正常的人,也应该有一捧辛酸泪。此时陪太后一哭,可谓正是时候,而且不算不真诚。

哭是要哭的,但大事还要办。

116日,他以全体国务大臣的名义,上奏隆裕太后,奏折讲了许多,诸如:议和不顺,军饷无着,海军皆叛,强邻虎视,辽东告急,人心惶惶……最后说道:“环球各国,不外君主、民主两端,民主如尧舜禅让,乃察民心之所归,迥非历代亡国可比……且民军亦不欲以改民主而减皇室之尊荣。……读法兰西革命之史,如能早顺舆情,何至路易之子孙,靡有孑遗也。民军所争者政体,而非君位。所欲者共和,而非宗社。我皇太后、皇上何忍九庙之震惊,何忍乘舆之出狩,必能俯鉴大势,以顺民心。”[10]

袁世凯对太后说:革命军兵精饷足,遍地都是,而朝廷缺人少饷,这仗怎么打?将士不乏忠勇之士,打,也许还能撑一阵子,但是,打赢了固然好;如果打不赢,“优待”就得不到了。面对流泪不止的太后,他甚至表达了这样的意思:“自古无不忘之国,亡国之君,身受杀戮之惨,古今中外历史,斑斑可考。今天大清皇帝退位,仍能保持其尊号,并可享受岁费,这是古往今来绝无仅有的创举。我们在谈判中大费唇舌,好不容易才争得这个优待条例,总算尽了做臣子的一片苦心。”[11]

面对袁世凯的如此表现,党国史家往往指责他耍两面派手段,遗老们也说他是装模作样威胁太后。其实,袁世凯对太后说的,实在是掏心窝子的话。中国历史告诉人们,改朝换代之际,亡国之君大多没有好下场,皇族子孙没有几个能够活下来。袁世凯为大清争得这样的结果,的确是尽了做臣子的苦心。

说到底,对于大清帝国,袁世凯没有为保卫它而拼尽最后一滴血,没有表现出与之共存亡的那份忠烈,但是,作为一个注定要埋葬一个旧时代并开创一个新时代的过渡人物,他在历史的转换之际,能够不忘为旧主着想,却也不算不忠。

此时的袁世凯运气不错,一些偶然事件帮助了他。太后说服得差不多了,“宗社党”却仍然要誓死保卫大清,而且指责袁世凯与革命党人相勾结,在为革命党服务。应该说,良弼等人看得不错,他们的谋略也不错,如果他们能够战胜袁世凯,辛亥革命的成功将会遥遥无期。而且,即使不能战胜民军,也可以退回关外以待时机。如果那样,中国大地上的战火不知将要燃烧多少年。然而,116日和26日,北京发生的两次暗杀事件帮助了袁世凯:

116日,也就是袁世凯对隆裕太后痛陈利弊的那一天,袁世凯退朝回家。作为内阁总理,他坐的是一辆金漆朱轮马车,车前车后有人马簇拥。在经过丁家街三义茶馆门口时,一颗炸弹从茶馆楼上扔了下来,但马车疾驶穿过爆炸的烟尘,可谓有惊无险。可是,刚刚来到祥宜坊酒楼,又一颗炸弹从酒楼里飞出。这回击中了,卫队营管带袁金标等10多人,还有两匹马,登时倒毙在血泊中。幸运的是,袁世凯乘坐的马车却在硝烟中飞腾而去。

这场刺杀是专门针对袁世凯的。他们之所以要刺杀袁世凯,主要是反对议和,反对把大总统的职位留给袁世凯。他们认定,只要杀死袁世凯,就可以斩断妥协议和之路,革命之后的权力,就不会再落入袁世凯手中。他们周密计划,分为三组,一组在三义茶馆装作茶客;一组在祥宜酒坊装作酒徒,还有一组在东安市场附近。有此三关,他们以为袁世凯必死无疑。可惜的是,炸弹偏偏有眼,炸死十多人而恰恰躲开了袁世凯。

事实上,刺客帮了袁世凯的大忙。在此之前,朝廷的主战派骂他是奸臣,在与革命党联手颠覆大清国。这次刺杀为他洗清了嫌疑,使太后对他更加信任,庆亲王等也可以为他辩护了:你们说袁世凯与革命党里应外合,革命党为什么还要刺杀他?同时,北京已经遍布革命党刺客的谣言也得到了证实,主战派也不再说那是袁世凯编出来吓唬人的把戏。

隆裕太后身为女人,虽然没有生孩子,却是一个好母亲。她没有完全被权力和斗争所异化,知道亡国的可怕,也知道生命的可贵。这时的她已经顾不得皇位,只求母子平安,生活无虞。汉人非要革命不可,大清已经气息奄奄,冤有头,债有主,清算的时候到了。在这种时候,袁爱卿不但能保全她们母子的性命,避免历朝历代的血腥交替,而且仍有皇宫可住,生活一切照旧。看看几千年的历史,一个个王朝交替,哪一家有这样的好运气?所以,此时的隆裕太后,已经不愿再过胆战心惊的日子,不愿在皇位上苦撑,一心准备退位了。

唯一的障碍就是宗社党。可是,不过10天,126日良弼遇刺了。刺客彭家珍的一颗炸弹,除掉了宗社党的核心良弼。彭家珍再次帮了袁世凯的忙。他的炸弹吓破了王公大臣的胆,扫清了清王室最后的主战派。据当事人梁士诒的年谱记述:“良弼被炸之日,京师风云至急,入朝行礼后,隆裕皇太后掩出泣云:梁士诒啊!赵秉钧啊!胡惟德啊!我母子二人性命,都在你三人手中,你们回去好好对袁世凯说,备要保全我们母子二人性命!”[12]

在良弼被刺的同一天,47位将领联名奏请皇帝逊位。

到了129日的御前会议上,已经没有了主战者。接下来讨论的,只是争取更多的优待。

终结帝制的任务,就这样完成了。

南京,孙中山提交辞呈,参议院开会,选举袁世凯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参议院致袁世凯的电报中称袁世凯为“世界之第二华盛顿,中国之第一华盛顿”[13]。在全世界选举总统的历史上,第一个全票当选的是华盛顿,第二个就是袁世凯。

这就是袁世凯“窃国”的全过程。

根据常理,有人行窃,就要有人看守,当时的国人竟然是如此拱手送上,而且举国为之欢呼。窃国之说,实在是对当时全体国民智慧的侮辱。

所以,当年指责袁世凯窃国的,不是革命党人,而是以宗社党为代表的部分遗老。参与革命的人们不说袁世凯“窃国”,因为无论首义都督黎元洪还是相继举义的各省都督,都知道袁氏并没有从他们手里窃取什么,当选临时大总统和正式大总统,一切都光明正大。正如有研究者所指出的:“南北议和,是辛亥革命的重要转折。议和的结局是清帝退位,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通过和平谈判实现政权更迭的重大事件。清帝退位后,孙中山辞职,南京参议院依法选举袁世凯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只是兑现政治承诺而已。于孙无所谓让,于袁无所谓夺。”[14]所以,如果遗老们说袁氏窃国,多少还有点道理。因为袁世凯用种种手段让清帝退位,并不十分光明正大,站在大清帝国的立场上,未尝不可以说他“窃国”。但必需明确的是,袁世凯“窃”的是大清帝国,而不是中华民国。所以,站在大清帝国的立场上这样说是可以的,站在中华民国的立场上这样说就实属不可。

 

文章来源:《领导者》2016年第1期

谌旭彬:辛亥年,清廷被自己的“统治基础”抛弃了

October 9, 2017

转自2017-10-09 短史记

武昌的枪声,距今已一百余年。“革命”这个词汇,也历经了种种变迁和浮沉。各种各样的“反思”,尤其是对“革命”的反思,也在百余年间纷至沓来。但“反思”之前,还是应该先搞明白“什么是辛亥革命”。

 

一、什么是“辛亥革命”


 

什么是“辛亥革命”?这好像是个不言自明,用不着回答的问题——武昌一声枪响,清帝国土崩瓦解,民国时代到来,不就是辛亥革命么?

 

这么说对不对?狭义而言,它是对的。但这种表述缺失了三个关键因素:

 

1、谁在搞这场革命?

2、革的是谁的命?

3、如何革的命?

 

只有回答出了这三个问题,“辛亥革命”的概念才算完整。

 

1、谁在搞“辛亥革命”?

 

先说第一个问题:谁在搞这场革命。以往的惯用描述,自然是“革命派领导了辛亥革命”。这种描述有个严重的问题:究竟谁是“革命派”?

 

要讲清楚什么是“革命派”,先要讲清楚什么是“革命”。

 

现在有一种非常流行的“常识”——革命是暴力的,改良是和平的;暴力的“革命”经常被拿来与和平的“改良”作比较,然后得出结论,革命在物质与道德两个层面的破坏性都很大,很长时间都难以恢复,所以,还是改良更好,更理性——自90年代“告别革命”的概念出炉之后,这个“常识”普及甚广,但它本身是错误的。错在误读了“革命”,想当然地把“革命”等同于“暴力革命”。

 

之所以“革命”会被等同于“暴力革命”,在于国人长期以来习惯了用手段而不是用目的来划分“革命”与“改良”。但凡诉诸暴力的政治运动,必属革命;但凡坚守和平的政治运动,必属改良。这种划分是不当的。

 

真正能够区分“革命”和“改良”的,是政治诉求,也只能是政治诉求。

 

具体到晚清,革命党自然属于革命派无疑,但长期被标签为改良派的立宪派,其实也属于革命派。这个问题,梁启超当年在与革命党论战的时候,就表述得非常清楚了——梁氏说,革命党的政治诉求是共和立宪,立宪派的政治诉求是君主立宪,二者都倡导民权反对传统君主专制,故而都是革命:

 

“政治革命者,革专制而成立宪之谓也。无论为君主立宪,为共和立宪,皆谓之政治革命。苟不能得立宪,无论其朝廷及政府之基础生若何变动,而或因仍君主专制,或变为共和专制,皆不得谓之政治革命。”

 

梁启超在论战中还反复申言:自己绝不反对“革命”,但主张“有秩序的革命”,而不是“暴动革命”。所谓“暴动革命”,显然系指革命党要推翻满清皇室而言;所谓“有秩序的革命”,则是立宪派的和平立宪。

 

就政治诉求而言,搞“预备立宪”的朝廷和搞“孔教救国”的康党,才是真正的“改良派”。

 

简言之,一种政治运动“革命”与否,取决于它的政治诉求当中,有没有变更政体、重造政治游戏规则的选项。如果有,它就是“革命”;如果没有,而仅限于在现有体制基础上修修补补,那么它就只是“改良”。以目的(政治诉求)划分了“革命”与“改良”之后,方才轮到用手段(暴力或者和平)来划分“有秩序的革命”与“无秩序的革命”。

 

廓清了革命的定义之后,自然不难发现,类似“在辛亥革命的过程中,革命派没起到什么关键作用,他们的历史地位被高估了”的论调,其实是伪问题。主张暴力的革命党在武昌打响了第一枪;主张和平的立宪派促成了各省的易帜响应,革命党与立宪派的政治诉求,本质相同,都是“兴民权革专制”,实同属革命阵营。

 

2:“革”的是谁的“命”?

 

再讲第二个问题,辛亥革命到底“革”了谁的“命”?

 

这其实是一个真正不言自明的问题。革的当然是清廷的命,是专制的命——革命派的政治诉求很明确。

 

但现在流行一种“反思”,说“革命打断了改革”,认为革命不但革掉了清廷和专制,而且革掉了更有价值、更有可能成功、社会转型代价更小的的晚清宪政改革。这种说法很有市场。它如果成立的话,辛亥革命则不仅仅无功,简直可谓是有罪了。

 

这种“反思”是荒谬的。

 

其一,改革早在武昌枪响之前就已经死掉了——慈禧临终前夕的1908年,颁布了一系列的反改革谕旨,譬如禁止绅商和学生“干预国家政治”;譬如颁布《大清报律》,压制一切不利于朝廷的言论;譬如出台《结社集会律》,打压开国会请愿运动;譬如颁布《钦定宪法大纲》,满篇都是各种“议院不得干预”……此年,改革就已经死掉了。此后,立宪派在咨议局内、资政院内的种种抗争,乃至发动民众走上街游行请愿,都已不能改变朝廷反改革的决心。

 

其二,“被打断的改革”具体是指什么?如果是指朝廷所愿意搞的“预备立宪”,那么,这种“改革”理应被打断。因为根据朝廷颁布的《预备立宪章程》和《钦定宪法大纲》,它所要搞的,不过是一种新时代的“开明专制”。如果“被打断的改革”指的是立宪派所要求的“君主立宪”,那么,武昌的枪声并没有打断它,因为立宪派的政治诉求与革命党一样,都是“兴民权革专制”,至于是否保留君主,并不具备实质意义,立宪派从来就没坚持必须保留一个君主,1911年之后,立宪派与革命党仍然继续在为“兴民权革专制”而努力,并无中断。

 

3:如何“革”的命——辛亥革命从何处来?

 

第三个问题——如何革的命——最为复杂,它实际上等同于在追问“辛亥革命从何处来”?

 

现在有一种意见,简单地将武昌首义等同于辛亥革命,然后得出许多结论,譬如说辛亥革命是一场偶然性极大的革命,说辛亥革命具有强烈的会党色彩;又从武昌首义的参与者成分构成中得出结论认为“革命是由一群失意的社会边缘人群搞出来的”。如此种种,也是“反思辛亥革命”的滚滚大潮中的一个部分。

 

把辛亥革命局限在1911年本身就错了。革命,是从革命派开始提出自己的“兴民权革专制”的政治诉求的那一刻开始的。革命,也一直要到革命派自觉完成了“兴民权革专制”的政治诉求的那一刻结束。当然,如此而言,何时开始,何时结束,或者是否已经结束,也就很难给出一个具体的时间点了。但有没有具体的起始、结束时间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须将辛亥革命放在更广阔的时代背景下考察。在历史长镜头里,可以清晰看到,期望“万世一系”的爱新觉罗皇室主动丧失了太多机会。(至于说“革命具有强烈的会党色彩”,错在无视同属革命派、促成各省易帜的立宪派群体,这些人与会党没什么关系,也不是什么“失意的社会边缘人群”。)

 

众所周知,晚清中国的近代化努力,与外患紧密相随。这种努力,最初表现为洋务运动,后来是戊戌维新,再往后是清末新政。这些政治活动,通常都被冠以“改革”或者“改良”的名号,但这些活动,本身是存在巨大差别的。不理解这些差别,就无法理解“辛亥革命从何处来”这个问题。

 

下面对这些活动的实质作一个简单梳理:

 

1.洋务运动所要解决的,是清帝国“船坚炮利”不如西方的问题。

 

2.到1880年代,出现了一些体制内官员要求朝廷开设议会的呼声(譬如两广总督张树声),这和中法战争毁于朝廷内部权力斗争有关,这些深受其害的体制内官员希望用一个“议会”来改变朝廷的决策机制。换言之,张树声心目中的议会,与西方民主、民权毫无关系,仅仅是一种“朝廷内部民主决策机制”,可以用来制约朝廷决策被个人权斗扭曲(譬如慈禧与恭亲王)。

 

3.1890年代的维新运动,所关注的仍然是“朝廷内部民主决策机制”的问题。甲午年的惨败,很大程度上被归因为朝廷内部的决策机制有问题,受个人权斗(慈禧与光绪、翁同龢与李鸿章等)的影响太深。议会与民权虽然已经被部分知识分子结合在了一起,但朝廷并无意拿议会来实践民权;支持维新的张之洞等实力派官员,所关心的也只是“朝廷内部民主”。(“维新领袖”康有为为了实现个人的掌权之梦,甚至认为连议院都不必开,因为皇帝实在太英明了,英明的皇帝已经解决掉了决策机制的问题,没必要再搞什么议会。)

 

4.1901年朝廷宣布开始“新政”,同样与内部“民主决策机制”问题有关。1900年慈禧独断专行悍然对世界宣战,导致八国联军入京,辛丑条约赔款出现天文数字。此种惨痛结局,让帝国体制内官僚和体制外知识分子再次痛感“朝廷内部民主”的缺失。两广总督陶模提议搞议院,界定“议院议政,而行政制权仍在政府”,很显然是希望能有一个机构对朝廷的决策做出监督,虽然这个机构叫做“议院”,但它和以民主、民权为核心的那个议院并无多大关系。

 

5.日俄战争在中国东北爆发之后,慈禧不得不于1906年颁布预备仿行宪政的谕旨,由朝廷主持的“预备立宪”由此启动。立宪派“君主立宪”和革命党“民主共和”的政治诉求也一并高调地摆上了台面。至此,议会与宪法才被视作一种新的政治体制,而正式纳入“顶层设计”的视野。

 

6.1908年,朝廷颁布《钦定宪法大纲》,明确表示要走日式立宪的道路,其本质则是一种新的“开明专制”——这一点,《大纲》已经用各种各样的“议院不得干预”交代得非常清楚,与“议院不得干预”相对应的,是各式各样的(权力)“操之君上”。也是从这个时候起,主张走英式立宪的立宪派,与朝廷的分歧越来越大。

 

7.1910年,立宪派组织了遍及全国二十余省,签名达数百万人(人数恐因宣传需要存在夸张)的要求立即开设国会的请愿运动,四次请愿,四次被朝廷拒绝。拒绝的根源,正在于立宪派要走英式立宪道路,而朝廷希望竭尽全力保住日式立宪的既定方针。

 

8.1911年,武昌首义的枪声打响之后,惊惶失措的朝廷迅速推出一份完全照搬英式立宪的《十九信条》,其中规定,种种权力都属于议会,皇帝将成为真正的虚君。其目的,旨在希冀挽回与革命党站在一条阵线上的立宪派,但显然为时已晚。

 

上述线索虽然粗糙,但至少可以讲清楚两个问题:

 

1.立宪派、革命党与朝廷是怎样一步步分离出来的。洋务运动时期,只有朝廷,不存在立宪派和革命党;戊戌维新时期,革命党极其零散,可以忽略不计,立宪派也尚未成型,能将议会制度与民主、民权结合起来讨论的知识分子虽有,却并不多,影响力很有限,此一时期,大多数国民仍然选择与朝廷一起“摸着石头过河”;1900年朝廷的荒唐决策给国民带来了深重灾难,最终促成了革命党的急骤发展,立宪派也开始发出自己的声音;1906年日本战胜俄国,立宪派给出的解释终于突破了以往“议会”在决策方面更具优势的陈旧套路,而看到了立宪国的国民要比专制国的国民更爱国,更支持本国政府的政策,由此得出立宪可以强国的结论;1908年的《钦定宪法大纲》第一次明确宣示朝廷要走开明专制的改革路线,立宪派从此与朝廷成为不可调和的对立面;1910年四次大请愿失败之后,整个1911年,从年初直到武昌枪声响起,立宪派再也没有发动请愿活动。

 

2.时下很多对辛亥革命的“反思”,想当然地把立宪派和朝廷放在一起(至少认为二者的距离更近),而将革命党作为二者的对立面,进而认为如果不是“革命”打断了改革,则立宪派有可能与朝廷博弈和平完成宪政改良。这种“反思”有违史实,辛亥年可供选择的并不是只有改良和革命两条道路,实际上存在着朝廷的日式开明专制、立宪派的英式君主立宪与革命党的美式民主共和,一共三条道路。朝廷的道路与其他二者之间的差距才是最大的,立宪派与革命党的路径反而相差不远。换言之,并不存在什么“革命打断改革”的问题。朝廷本无意进行政治体制改革。

 

下面就士绅与清廷的离合,再做一点分析。

 

二、士绅为什么要抛弃清廷?


 

传统中国的统治基础,由以科举为维系纽带的士绅组成。

 

现在有一种很有市场的观点,认为废除科举,断绝了士绅依靠读书做官的上升通道,导致他们变成了革命者。譬如复旦大学历史系沈渭滨教授如此说道:

 

“我认为清末废科举是一项过于极端的举措。科举制度有很多弊病,但毕竟是广大士子读书做官的主要途径。捐官也可以入仕,但不是正途,为士子所不齿。废科举等于绝了士子向上发展的路,这样他们就没有奔头了,只得找新的出路。而从新式学堂出来的学生也要找出路,读书能干什么?读书可以经商,更重要读书可以做官。1905年以后,做官的路绝了。所以在我看来,辛亥革命某种意义上就是知识分子找出路的一场运动,包括个人出路、国家出路两个相辅相成的方向。不要低估废科举带来的负面影响。”(《辛亥革命前的中国》,《东方早报》2010年10月10日)

 

另一位学者,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罗志田先生也有类似的看法:

 

“士没有了,产生了很多知识分子,以及我比较关注的边缘知识分子。不少年轻人,读过一些书,又无法继续其教育,不能整天呆在乡村的家里,在城里又找不到工作,还看到国家民族在世界竞争中的不如意,心情非常不好。眼看个人和国家的前途都不明朗,很多这样的人最后就寄希望于革命。他们从想革命、说革命到领导广大没读过书的人民干革命,最后改变了中国的面貌。”(同上)

 

基于以上论述,沈渭滨教授对辛亥革命有这样一段总结:

 

“士绅和近代知识分子是当时社会群体中最有影响、最有活力的群体。他们的向背,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统治秩序的安危。可以说,辛亥革命就是知识分子包括士绅叛离和反对清王朝的一场政治运动。”(同上)

 

这个结论——“辛亥革命就是知识分子包括士绅叛离和反对清王朝的一场政治运动”——是对的,是符合史实的。但其逻辑——读书人因为科举废除后,个人没有了出路,而倾向革命——恐怕并不准确。

 

因为废除科举并未损害读书人的上升通道:

 

其一,早在科举废除之前,参加科考就已经不再是读书人上升的主要通道。数据统计表明,太平天国以前,朝廷捐官总人数不过3.5万;而19世纪的最后30年,捐官人数竟达到53.4万。科举作为主要上升通道的功能,早已名存实亡。自1860至1905年间,“通过科举制完成社会垂直流动的绅士仅占3%-4%左右”( 王先明:《近代绅士:一个封建阶层的历史命运》)。

 

其二,废除科举得到了大多数读书人的拥护。因为与废除科举同时出台了一个《举贡生员出路章程》,这个章程旨在为各省数万举贡和数十万生员筹划善后。因为这一善后政策的切实实施,在科举停废至清廷灭亡的6年时间里,举贡生员的入仕就职机会,反出现了前所未有的高机会与高概率,其优先录用的待遇闻所未闻,因为待遇过于优厚,还曾引起舆论的不满,在《申报》上刊文抨击。

 

既然废除科举并未损害、反而扩大了读书人的上升通道,为什么“知识分子包括士绅”最终仍选择“叛离和反对清王朝”呢?

 

答案并不复杂:虽然废除科举对“知识分子包括士绅”上升通道的影响可以忽略不计,但自1905-1911年,这短短的六年时间里,“知识分子包括士绅”自身已经完成了巨大的“身份转型”;与此同时,朝廷却迟迟地拒绝“体制转型”。当“体制转型”远远跟不上“知识分子包括士绅”的“身份转型”时,原来作为朝廷统治基础的他们,只好为了自身利益,选择抛弃了朝廷,选择“叛离和反对”。

 

简言之:1905年的废除科举,确确实实冲击了清廷的统治基础,但这个冲击,并不如一些学者所言,是一种断裂(“知识分子包括士绅”被抛离);而是一种“转型”。

 

为什么不是“断裂”,而是“转型”?清末各省咨议局议员的身份构成比例最有说服力。根据台湾中研院张朋园教授的数据统计结果,各省咨议局议员的构成有这么几大特色:

 

1、咨议局议员绝大多数是出身于旧科举制度下的绅士阶层。据张朋园教授所制作的《十五省咨议局议员功名背景表》显示,“他们89.31%皆具有传统功名,相对的,只有10.87%不具功名背景”。正如革命党人谭人凤所言:“他们咨议局的人,不是翰林进士,就是举人秀才,在社会上潜势力非常大”,日本人井一三郎在参观了各省咨议局之后,则总结道:“议员大多为来自田间的读书人”。

 

2、议员中颇多受过新式教育甚至留学日本者。若单纯以学历而言,拥有新式学历的议员,在各省咨议局内并不占多数,按张朋园教授的统计数据,只有10.16%。但若以拥有新思想为判断依据,就远远不止这个比例了——井一三郎在访问了河南省咨议局之后,称其中“有新知者三分之一”,是一个可供参考的重要记载。

 

3、议员中有很多人曾在政府当中任过职,做过官。尤其以议长和副议长为最,63位正副议长当中,曾担任中央或地方官职的,有40人。

 

4、议员大多出身富裕家庭;大多数是43岁以上的中年人。譬如:奉天议员的平均年龄是45岁;黑龙江40岁;湖南45岁;四川42岁。

 

这些数据统计清晰地显示:废除科举之后,作为传统中国统治基础的“知识分子包括士绅”并没有消失,咨议局议员九成的功名比例,足以说明这一点,所以,没有“断裂”。咨议局是近代化的产物,是“兴民权”的结果,自1908年开始,以各省咨议局为领导核心,连续发起了多次要求及早开设国会的请愿运动,尤其以1910年的四次大规模的请愿运动为最,这四次请愿运动覆盖全国,前后签名人数达数百万(恐有宣传需要的夸张),高达数十百次的群众上街游行……这是“转型”,是传统“知识分子包括士绅”,向近代“中层社会”的“转型”。

 

朝廷不愿意失去传统“知识分子包括士绅”的支持,因为这是它最重要的统治基础,这一点在1905年废除科举后的补偿措施里已经表露得很清晰。但问题是:当这些传统帝制中国的统治基础,完成了上述身份转型之后,朝廷却固执地停留在“君上大权神圣不可侵犯”的传统体制里,坚持拿“开明专制”式的日式立宪来搪塞这些要求“英式立宪”的统治基础们——朝廷似乎没有意识到:只有在以兴民权为主旨的“英式立宪”政体下,这些已经从举人、贡生、秀才转型为“议员”的“中层社会”知识分子,才可能找到自己新的位置,获得更高的社会地位;在日式“开明专制”下,他们不过是可有可无的花瓶,社会地位反不如废除科举之前。

 

朝廷的制度转型远远滞后于其所依赖的统治基础的身份转型,最终被自己的统治基础抛弃,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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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大陆时期历任总统誓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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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10-10 老衲读史

袁世凯就任中华民国大总统誓词

 

孙文

 

“颠覆满洲专制政府,巩固中华民国,图谋民生幸福,此国民之公意,文实遵之,以忠于国,为众服务。至专制政府既倒,国内无变乱,民国卓立于世界,为列邦公认,斯时文当解临时大总统之职。谨以此誓于国民。中华民国元年元旦。”

 

袁世凯

 

“民国建设造端,百凡待治,世凯深愿竭其能力,发扬共和之精神,涤荡专制之瑕秽,谨守宪法,依国民之愿望,达国家于安全完固之域,俾五大民族同臻乐利。凡此志愿,率履勿渝。俟召集国会,选定第一期大总统,世凯即行辞职,谨掬诚悃,誓告同胞!”

 

黎元洪

 

“现在时局艰难,补救之方,以遵守法律为主。元洪谨本前大总统救国救民之意,继任职务。嗣后一切设施,自应谨遵法律办理。惟元洪武人,法律知识较浅,尚望诸公同心协力,匡我不逮,无任感盼。”

 

“谁无肝胆?谁无热诚?谁不是黄帝子孙?岂甘作满族奴隶而残害同胞?洪有鉴于此,识事体之大有可为,乃誓师宣言,矢志恢复汉业,改革专制政体,建立中华民国。”此后,他也果真一力维护法统,弃专制而向共和。

 

 

冯国璋

 

“国璋由宁北上,曾于艳日通电布闻,一号抵都,亦经电达。目击京畿秩序,渐复旧状,商民乐业,廛市无惊,感观之余,差堪欣慰。比即恭诣黎大总统寓邸,敦请复任,期卸代里仔肩,黎公谦退为怀,坚不见允,再四陈劝,意竟难回,国璋既摄职权,无可诿让。而本月六日,适为新任驻京比国公使呈递国书之期,各国公使,亦订于是日修觐见之礼,均已查照院部成案代行各仪。自雇藐躬,膺滋大任,虽暂时承乏,而兢惕弥深。所幸者得段总理以总其成,又有凡百职司以为之辅,从此府院一体,内外同心,意见果不涉纷歧,大局可渐臻统一。国璋但求利国,不计其他,耿耿于心,窃愿自誓,邦人君子,幸鉴斯言。”

 

徐世昌

 

“今我国民心目之所注意,佥曰南北统一,求统一之方法,固宜尊重和平。和平所不能达。则不得不诉诸武力。乃溯其已往之迹,两者皆有困难。当日国人果能一心一德以赴时机,亦何至扰攘频年,重伤国脉?世昌以救国救民为前提,窃愿以诚心谋统一之进行,以毅力达和平之主旨。果使阋墙知悟,休养可期,民国前途,庶几有豸。否则息争弭乱,徒托空言,或虞诈之相寻,至兵戎之再见,邦人既有苦兵之叹,友邦且生厌乱之心,推原事变,必有尸其咎者。”

 

曹锟

 

“所私幸者,国家之成立,以法治为根基,总统之职务,以守法为要议。历任总统,皆系一时之彦,以国家根本大法未立,无所依据,未竟其施。锟就任之时适在大法告成之际,此后庶政举措,一一皆有遵循,私心窃幸遭际远过于前人也。”

 

蒋中正

 

“我们必须尊重宪法,实行宪法,确立法治的基础。同时更须全体国民了解民主的真谛,向真正的民主而学习。要知道民主制度是一种生活方式,不仅表现在政治方面,也表现在经济和社会以及各种职业的活动上面,民主国家的国民,决不放弃权利,也决不推诿义务;民主是要少数服从多数,但绝不是多数压迫少数,更不容少数劫持多数。每一个公民要有自尊心,要有表达公正意见的机会,也要有接受批评和牺牲小我的精神。”

 

李宗仁

 

“总统蒋公轸念国家之艰危,顾恤人民之痛苦,促成和平之早日实现,决然引退。宗仁依据中华民国宪法第四十九条之规定,代行总统职权,自揣庸愚,膺兹重任,曷胜惶恐。唯是宗仁追随总统革命二十余年,深知其处事持躬悉以国家人民为重,而对于个人之进退出处,严谨光明,心志既决,不可移易。宗仁仰承督责,不容辞谢,唯有黾勉将事,效忠国家,冀使中枢之政务不坠,而总统救国救民之志业有成。所望我全体军民抒诚合作,文武官吏各安职守,精诚团结,一德同心,本和平建国之方针,为民主自由而努力,国家民族实利赖之。”

【往事】朱韵和:慈禧亲口承认的“一生中唯一过失”

October 6,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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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禧亲口承认的“一生中唯一过失”】慈禧曾向德龄承认“你知道,我常常认为自己是有史以来最聪明的女人,谁也不能和我比。……我一直都很成功,但我做梦也没有想到庚子拳乱会给中国造成这样严重的后果。这是我一生中唯一的过失。我本可以及时颁布诏令,阻止拳匪的妖言惑众……”pic.twitter.com/OgdPjGBNsO


外一篇  宣战

朱韵和‏ @zhu0588 46分46分钟前 下午9:48 - 2017年10月4日

1841年,道光对英国宣战;1860年,咸丰对英法宣战;1894年,光绪对日本宣战;1900年,慈禧对13国宣战。一次比一次败得惨,一次比一次损失大。一次比一次割地赔款的规模要大。马克思当年评价中国说:“一个帝国,终于要在这样一场殊死决斗中死去”。这句话60年后,晚清覆没。--转pic.twitter.com/kahdqzHV0e 

资中筠:又一颗大树倒下了

October 5, 2017

何方走了!又一棵大树倒下。尽管人终有这一天,95岁也算高龄。但是刚接到噩耗,仍感突然,难以接受。特别是已经约定10月5日与杨成绪一起登门探望,却晚了一步,缘悭最后一面,成为永久的遗憾。

 

无论资历、年龄、学识,何方都是我和乐民的前辈,而进入老年以后,成为无话不谈的至交,谊在师友之间。08年乐民先走,何方十分悲痛,曾为长文悼念,引为挚友。近年来,故人凋零,不断接到讣告,自然规律不可抗拒。我每当至亲好友离去,总是一时间失语,要好久以后才能理出思绪。此时此刻,黯然神伤,百感交集,似有许多话要说,却又不知说什么好。想起何方85岁时,乐民曾写“仁者寿”横幅为贺。

 

 

 

并送一扇面,写诗一首

 

 

 

扇面题字:“山上一老松,人间一仙翁,手持董狐笔,笔底八面风。乐民戏作打油诗四句,并制此图,用奉方翁八五华诞坲暑。丙戌(2006)初夏‘’

 

姑且重发此二幅字,以为特殊交情的特殊纪念。

 

宋以敏是我清华校友。多年来,对何方无论是写作还是生活,都是不可缺少的助手和支柱。可以说,何方无以敏无以终余年,更无以完成那些宝贵的传世之作。除已经刊印成书的作品外,还有最后口授,以敏为之整理的大量遗稿。但愿这些基于独家阅历和独到见解的珍贵论述不会长久藏之名山,而能早见天日,嘉惠后人。

 

逝者已矣!愿生者节哀珍重,是至亲好友的深切愿望。

 

宗和:“两头真”老人何方10月3日去世

October 4, 2017
2017-10-05 宗和 新三届

何方老人

 

        曾任张闻天秘书*的何方老人,于2017年10月3日凌晨2点10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5岁。

 

        何方出生于1922年,陕西临潼人,中共党员,中国著名国际问题、中共党史专家、学者、荣誉学部委员。原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所长,兼任北京大学教授,中国国际战略学会高级顾问,中俄友协副会长等。第七、八届全国政协委员。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名誉博士。

 

何方老人晚年,深刻反思,著述不辍,先后出版《从延安一路走来的反思:何方自述》《党史笔记:从遵义会议到延安整风》《何方谈史忆人:纪念张闻天及其他师友》等,在学界赢得好评如潮。何方生前正在写作的最后一本书,主题是毛泽东的外交政策,还没有来得及付梓。

 

何方老人一向身体尚好,10月2日其夫人还与世交晚辈相约,中秋节一起去吃火锅。10月3日凌晨,保姆听到老人使劲喘气的声音,赶快扶持,发现老人全身是汗,喘气不畅。何夫人闻讯起来给老人戴上呼吸机、叫120。医护人员赶到后发现,何方老人已无呼吸。他们一边抢救一边将老人送到最近的医院,但终告不治。

 

何方老人遗体告别仪式,将于10月8日上午9点半在协和医院举行。何方老人生前已决定捐献遗体, 不进八宝山。

 

何方与夫人宋以敏育有两子,大儿子何黎,小儿子何宁,均已事业有成。

 

 

挽联小辑

 

握手犹温,音容犹在,先生竟遽归道山;

党史存真,反思存鉴,后者应勿忘担当。

——陈远

 

党史存笔记,延安存反思,

先生精神不死;

史界称董狐,党内称直声,

后辈努力难息。

——陈远再挽何方先生

 

从延安一路走来       党史有笔记

说自己想说的话       历史要真实

——韩三洲敬挽

 

别了临潼,少年青年,

从延安一路走来,反思有泪;

退居京师,党史国史,

到暮年两手作文,铁面无私。

痛悼何方先生 

——傅国涌敬挽

 

何人如君坎坷一生历劫持守公民志

方正为文率真两头终生问道鸿儒心

痛别先贤

——秦晖、金雁敬挽

 

具良知恢复青史真相

重启蒙指斥满纸荒唐

——刘济生敬輓

 

寻理想,投身洪流,

八十年置身风云烟雨,难改少年胸怀;

观世界,寻求真相,

三十载笔耕洞世信史,不负真诚初心。     

哀悼何方公。                  

——晚辈赵诚敬挽。

 

由延安挨整到庐山株连

饱经几十年风霜雨雪;

从外事工作转党史研究

奉献一系列巨著真言。

痛悼何方老前辈

——晋阳学子吴敏敬挽

 

沧桑历尽不改赤子心,晚岁著述犹动人,

噩耗传来时,只憾为何是先生? 

身居高位未失书生气,回望来路启深思,

贤者归去日,仍盼历史出三峡。  

——重庆丁颖敬挽

 

党史直书  前事昭然有笔记 

延安走来  后人知否须反思

挽何方先生   

——周卫民

 

学者本色求真求实求正理

史家情怀写书写文写春秋

悼何方先生   

——郭于华

 

乌龙半世,理清还凭《笔记》

华夏百年,不知路在何方?

横批:当下董狐

——牟广丰

 

杜导正老人悼念留言

 

挽诗小辑

 

前听国涌道,京华得翁教。

忽闻何方老,驾鹤西去了。

与公未谋面,幸而获赐稿。

温故老照片,双双沐其膏。

历史之真相,冰山见一角。

党内谔谔士,可怜相继凋。

欲问身后事,诡谲莫之晓。

(冯克力)

 

英魂今日系何方?党史仍须细考量。

再现真实凭笔记,还原本色诉衷肠。

一丝不苟求严谨,两卷重读祭国殤。

华夏百年今鉴证,蹉跎岁月漫悠长。

(牟广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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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书何方:

揭发张闻天,我至今无法解脱!

 

刘英(左1)、张闻天、何方(右2),1954年摄于列宁格勒

 

摘要:  “我一再说我今生犯了两大错误,一个是在延安抢救运动中承认自己是‘国民党特务’,再一个就是在1959年反右倾运动中‘揭发批判’张闻天。”

 

口述/何 方    

整理/周海滨

 

 

何方,1922年生于陕西临潼。1938年进入延安五期抗日军政大学。1945年抗战胜利后,随“东北干部队”进入东北。1949年被任命为辽东省青委副书记,时任辽东省委书记的张闻天发现何方的“文笔不错”,将其调至身边。从此,何方开始跟随张闻天工作。

 

两人的最后一次相处是1959年庐山会议后,何方去张闻天家中看望在庐山会议上“出事”的张闻天,自此一别,直至张闻天被迫害致死,有着“师生之谊”的二人再也未能单独见面。

 

如今,已是耄耋之年的何方回忆起往事,更多的是对张闻天的忏悔和赎罪,让他一直耿耿于怀的就是那次对张闻天的“有分量的批判”。

 

晚年何方

 

与张闻天最后的谈话

 

1959年7月初,中共中央在庐山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议题为总结经验,纠正“左”的错误。张闻天参加了会议,这次参会彻底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

 

庐山会议本来跟我毫无关系,我只是作为外交部办公厅副主任和张闻天的一个助手,从发给外交部和张闻天本人的文件电报中挑出应当给他看的,交中央办公厅机要交通局送到庐山。

 

庐山会议通过了《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议》,彭德怀被错定为“右倾机会主义集团”的首领,张闻天被打成“彭、张、黄、周”反党集团的骨干成员。我得知这一消息后大为错愕,充满担忧。可以说,庐山会议犹如晴天霹雳,中断了我紧张的工作和平静生活,开始接受飞来的横祸和连续20年的煎熬。

 

8月20日,张闻天回到北京,当天晚上我便去看了他,还陪他们夫妇在院子里散了一阵步。张闻天本人都没想到事情会有那么严重,照样嘻嘻哈哈的。他说,以后不让做这种行政工作也就算了,研究国际问题来安度晚年也好,甚至还谈到以后不再跳舞了,说是你们要戒烟,我要“戒舞”。

 

他哪里知道,怎么能让一个被认为“里通外国”的人去研究国际问题呢?而“安度晚年”也只是奢侈的幻想!我当时说,你是搞外交的,干吗对国内问题发起言来了?他的回答是,这就是韩愈说的不平则鸣,现在后悔也来不及了, 不是常说一失足成千古恨吗?说着还做出失足状。

 

谈话间,通讯员送来了毛主席的信,上面写道:“我以极大热情欢迎洛甫(张闻天)同志看这封信。”他看后显得很高兴,并顺手交给我看。我告辞时还说过几天再去看他。哪知这竟是我与景山后街甲1号(张闻天的住处)的最后告别,也是和张闻天的最后一次谈话。

 

第二天,就开始通知开会批判了,紧接着外事会议一开,不但禁止我去张闻天家,而且连留在那里的行李和文具都不能自己去取,只能由外交部派车、找人帮我打点运回。当时我虽然大吃一惊,却仍没有看到问题的严重性, 只是一边为张闻天的命运惋惜,一边也想到自己,根据过去的经验,知道一定会受牵连,但又以为没什么了不起。

 

过了几天,召开外事会议,会议开始后,结合文件的传达,大家开始揭发批判,说不限时间,一定要把这次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进行到底。接着张闻天检讨,会议开始了批判。这一来,一些部门的党委委员和驻外大使争相发言(看来事先有安排,一些人好像有备而来),其火力之猛烈和气氛之紧张,实在是我生平所不曾见过的。

 

 这样大轰大鸣了一个礼拜左右,每天去中南海开的外事会议就慢慢降温了,会议内容也变得很单调,集中攻击张闻天的“里通外国”问题。最后除主持人和会议记录外,就只剩下张闻天刘英夫妇、我们几个有干系的人和专门安排的一 小批支撑门面、找岔子、施压力的积极分子了。

 

别看人数减少了一大半, 张闻天的压力反而更大,因为内容转到他最感痛苦的“里通外国”问题上去了。据其夫人 刘英后来说,她以前没见过闻 天落泪,这时却看他不住地流眼泪。拖拖拉拉开了两三个礼 拜的会,由于张闻天要住院动手术,才只好停开了。后来再和军委扩大会一起听了几天中央领导的讲话,外事会议就正式宣布结束,反右倾的批斗战场也从中南海移到了外交部。

 

何方著述

 

我揭发张闻天

 

外事会议开始后,陈毅曾向外交部全体党员干部作了一次传达庐山会议精神和动员反右倾的报告。报告相当温和,还特别讲到对张闻天身边工作人员的态度问题,说不能因为跟张闻天工作就受株连,要不然以后还有谁敢给我们当秘书?对我来说,听了这几句话,等于吃了一颗定心丸,以为这次运动会比较文明。可是事实很快就粉碎了我的幻想,不但会上会下压我揭发张闻天,要我对跟毛主席还是跟张闻天做出抉择,而且生活和行动也受到一定管制,例如晚上服用安眠药得由办公厅主任韩念龙经人每次给一片等等。

 

在这种情况下,我展开了激烈的思想斗争。首先我必须强行转换一个观念,就是毛主席和三面红旗都是正确的,我和张闻天过去看到的都是局部现象,以偏概全。但是说张闻天反党反毛主席,我的脑子还是转不过弯来,我在与张闻天10 多年的相处中就是找不出“反”的证据。不管找得出找不出,当时直接面临着在毛主席党中央和张闻天之间的抉择。无论从什么角度说,我都只能选择跟毛主席这一条路。

 

最后还有个个人过关问题,凡参加过政治运动特别是挨过整的人,都会感受到过关之难。就是这次庐山会议,我看彭德怀、张闻天等人的检讨交代,也都是翻箱倒柜,真货假货一起向外倒,除“里通外国”外,真是要什么给什么,像我这样的小干部还有什么好顾虑的呢?所以经过几天的思想斗争,我下决心同张闻天划清界限,站出来揭发批判张闻天。

 

决心既下,接下来就是揭发的内容尺度了。大家对我的期望值最高,认为在整个外交部,除刘英外,只有我掌握的“材料”最多。我压力之大,可想而知,最后自己内心定了这么几条:一是可以随大流无限上纲,但决不捏造事实;二是尽量多讲张闻天反对三面红旗的言论,不讲或少讲外交方面的问题;三是自以为关系重大、人们又无法得知的事情,就坚决不说。

 

我的揭发内容,现在想来并没什么,反倒证明张闻天的正确。例如大跃进是大轰大鸣,比例失调严重、许多东西都买不到;大炼钢铁得不偿失、炼出来的不是钢是烧结铁;放卫星是胡闹,讨好领导、造假成风;区大姐(广东省委书记处书记区梦觉)说广东已经出现饿死人的事,等等。

 

这些话现在看来无所谓,但在当时讲出来是很严重的。我的错误不但在于揭发了这些私下谈话(多是一起散步时的议论),主要的还是把这些上纲为反对三面红旗,反对群众运动,和毛主席对着干。特别是我提到饿死人的问题,更引起人们的声讨,说是造谣。因为直到这时,外交部还没有人意识到中国已进入三年困难时期,而认为是形势一片大好。

 

我现在实在想不起我的揭发有什么特别的东西,但作用和影响却不是一般人可比。这是因为,第一,没有人能够揭发出这么多和这么具体的问题;第二,我是被视为张闻天“亲信”的。所以当我的发言一结束,会议主持者就说:“洛甫同志,你已经众叛亲离了!”

 

看得出来,张闻天对我的发言是有几分愤怒的。“文革”以后,刘英告诉邓力群:闻天对何方的发言感到非常难过,心里凉了一半。其实我在揭发的时候心里也很难过,思想斗争很激烈,后来也一直为这件事后悔,直到现在也没有解脱。由于此后我再也没能见到他,所以就永远失去了当面检讨的机会。这也是我进入耄耋之年才改行学习党史和研究张闻天的原因。

 

何方为友人签名赠书

 

第一次与张闻天谈话

 

现在回想起来,我和张闻天的第一次谈话是在1942年延安整风运动前。大概是1941年四五月间,我所在的“抗大”三分校领导通知我,说洛甫同志要找一个在“抗大”做教育工作时间比较长的干部去谈话,领导研究后决定让我去。于是我就按照规定的日期和地点,一个人到了杨家岭张闻天的住处。由于事先已有安排,所以我就通行无阻地被领到张闻天住的窑洞里。那时他和刘英的窑洞有相通的两孔,像住房的套间一样,里间住人,外间办公。我进门后,他们夫妇一起见我,张闻天就问起了“抗大”的教学情况和我对学校教育的看法。

 

在我汇报后,他提出过去那种学习是不是离实际远了一点,因此今后需要改变,比如把在学校学习的时间缩短,尽快到实际工作中去,着重在实际中学习。

 

他的谈话带有对过去学校教育过多否定的意思,这是我不能接受的。那时我才18岁半,根本不知道天高地厚,所以就毫不客气地把他的意见给顶了回去。我认为“抗大”过去的做法还是对的,因为新参加革命的青年,不多学点马列主义,怎么能树立起革命的人生观呢。很明显,张闻天的主要目的是调查研究、了解情况,并没想完全说服我,只是和颜悦色地交换意见,所以谈得还挺好,一直谈到勤务员已经打来午饭的时候,他们就留下我吃饭。

 

从杨家岭回来,大家都问我谈了些什么。听我叙述后,他们也搞不清是什么意思。直到后来我改行学习党史,才领悟到这是张闻天要紧跟毛泽东的表现。根据张闻天整风期间所写的《反省笔记》,大约从1940年起,毛泽东就老是批评他主管的宣传教育工作,张闻天找我谈话时说的,已经流露出毛泽东要“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意思。

 

 

1979年张闻天追悼会

 

参加起草张闻天悼词

 

我曾一再说,我这一生中犯过两大政治错误,一个是1942年延安抢救运动中承认自己是“国民党特务”,一个是1959年反右倾运动中揭发批判张闻天。这就一直是我思想和精神上的两大包袱。

 

1978年春天,我从干校回到北京探亲,打听到张闻天夫人刘英已回到北京,我没敢贸然去看她,而是先写了一封信试探。

 

在信中,我作了一个简单但真诚的检讨,并且问到能否去看她,以便当面向她谢罪。

 

很快,刘英就回了信,欢迎我去看她,还说不要作什么检讨。收到信后,我立即去看了她。

 

一见面,我先作检讨,说对不起她和闻天同志,辜负了他们两位10多年的教导。由于20年不见,又感到羞愧和对张闻天的怀念,我这个很少失声痛哭的人,那天竟失去控制。但刘英却不同意我作检讨,反倒认为他们连累了我,跟着他们吃了苦,还影响了前途。从此我同刘英恢复了来往,而且经常见面。

 

1979年8月25日,中央为张闻天举行追悼会。由陈云主持,邓小平代表中央致悼词。这就标志着中央对张闻天的平反昭雪。

 

此后,中央批准成立了张闻天文集编辑领导小组,我是其成员之一。在这之前,我还参加了张闻天悼词的起草工作。那是1979年5月,曾彦修、徐达深和我接到通知,要为中央领导同志起草在张闻天追悼会上宣读的悼词。这件工作我们三个人都感到棘手。我们不但很难掌握对张闻天的评价,而且连他的历史都不了解。因为他这个人有个特点,从来不对身边的人谈他的过去。例如我在他身边工作了10多年,就一直不知道他在遵义会议上当选为党中央总书记,更不知道他主持了从内战到抗战的战略转变和制定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因此我们写悼词简直无从下手。

 

我们除了拜访刘英以及其他老同志外,还得经过批准去中组部查阅档案,而中组部让我们看的档案又极其简单,因为主要材料都还保存在大三线的山洞里。所以我们起草的悼词就很简单,一些重要的评语和史实,如说张闻天“是我党在一个相当长时期的重要领导人”,“在遵义会议上拥戴毛泽东同志对全党和全军的领导,根据毛泽东同志的意见,作了批判‘左’倾军事路线的报告,起草了会议的决议,并在这次会议上被选为党中央总书记”等,都是送审后由胡乔木修改时加上的,并得到胡耀邦、邓小平、李先念、陈云等中央领导人的审阅。加上去的这些话分量很重,是我们不知道也不敢写的。

 

晚年何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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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准确地说,应为“张闻天有实无名的‘秘书’”。参见《何方跟随张闻天的日子》(同舟共进杂志2014-05-26 )

何方:抗美援朝的得与失

October 3, 2017
2017-10-04 何方 史象万千

按:本文作者为《炎黄春秋》三老之一,10月3日凌晨去世。此文原发《炎黄春秋》2013年第12期,转发者时任责任编辑。当下朝核危机日益严重,官媒也已开始转变过去对“抗美援朝”战争的看法,但仍远不及将近4年前刊发的此文的认知深度。现作者去世,转发以示悼念。照片摄于2014.9.24

 

 

   1950年7月7日联合国安理会通过的84号决议案内容,见联合国官方网站。

 

     一、关于朝鲜战争的发动

 

60年前的朝鲜战争,严格地说,应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北朝鲜发动的南下“统一祖国”的战争。第二阶段才是中国参加的抗美援朝战争。现在先从朝鲜战争的发动谈起。

 

按理说,发动朝鲜战争应该是朝鲜领导人金日成决定的事,但按当时还存在社会主义阵营的规矩,则必须得到斯大林的批准。而斯大林在二战后所极力避免的一件事,正是同美国发生军事冲突,引发苏美大战。在朝鲜问题上,他也担心美国直接干涉,所以对金日成多次提出武装统一的要求,都一直没有同意。然而到1950年初,斯大林的态度却发生根本变化,同意金日成发动战争。他误以为美国干涉的可能性不大,同时决定拉上中国,万一美国插手,可以把中国推到第一线。

 

金日成按斯大林的意见来找毛泽东,得到了支持。毛泽东除了和斯大林一样,对美国的意图有所误判外,还由于他始终坚守支援世界革命的外交路线,并且有争当东方革命领导者的念头。早在抗日战争时期,他就把延安当作指挥东方革命的“总部”。因处于秘密状态而不能回国的一些亚洲国家共产党领导人就有不少滞留延安。如时任日共领导人的冈野进(野坂参三)就以公开的身份出任延安日本工农学校(学员由被俘的侵华日军人员组成)校长,并代表日共在中共七大上公开致词。单是我所在的延安俄文学校,教员中就有越南、朝鲜、印尼等国共产党的领导成员。他们都是苏德战争爆发后从苏联撤到延安的,日本投降后均已回国出任重要职务。正是由于毛泽东具有强烈的推进世界革命的国际主义情怀,所以中国革命刚一胜利就积极支持金日成发动朝鲜战争,也就不是偶然的了。

 

金日成是从中国东北起家的。由于历史的原因,东北有大量朝鲜人居住,成为中国境内的少数民族之一。朝鲜在日本殖民统治期间,人民的抗日复国运动一直没有停止过,并且蔓延到了中国东北。日本占领东北后,中国人民掀起了反日怒潮,东北更出现了中共领导下的武装斗争,组成了遍布东北三省的抗日义勇军,后改编为统一的抗日联军(简称抗联)。朝鲜人的抗日复国力量多汇入各地的抗联。金日成就是从他的生长地吉林参加抗联的周保中部,最后升任为营长的。1938年后,中国的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日本在关内占领区巩固其统治的同时,也加强了对东北抗日力量的清剿,致使公开活动的抗日武装无法立足,不得不分批退入苏联境内。后来,抗联经过整编,苏联把其中的朝鲜人独立出来,编成以金日成为首的朝鲜部队。1945年8月,苏联出兵东北,并根据同美国的协议占领了北朝鲜。金日成也就率部回到北朝鲜,此后又在苏联策划下,成立了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组成“内阁”,金日成出任“内阁首相”。同时也组建了朝鲜人民军。人民军虽然得到迅速扩充,但训练不足,更没有经过战争锻炼。所以他的骨干和主力就主要靠中国拨给的人民解放军中由朝鲜人组成的三个师外加两个团。后来,中国还在辽宁为朝鲜设有训练基地,战争期间曾成十万人地帮他们训练新兵和俘虏兵。至于物资方面的援助,更是不可胜数,而且都是白送,事后分文不收。

 

还应指出的是,斯大林把批准金日成南下武力统一朝鲜的最后决定权交给了毛泽东;而苏、朝酝酿和决定发动战争,却有意对中国保密。什么原因,至今学界还是看法不一,只有一点无可争议,即表现了斯大林当时对毛泽东还缺乏充分信任(怀疑他是东方的铁托),金日成则是看不起中国和对中国怀有疑虑。

 

朝鲜战争的对打双方,一方是南韩和打着联合国招牌的美国及其追随者16国,参战军力120多万(包括韩59万余,美48万,其余为英、加、法、澳等),一方是毛泽东所说的“三驾马车”苏、中、朝,参战兵力朝鲜26万、中国78万(一说135万)、苏联2.6万(主要为空军)。在苏、中、朝这边,首先是金日成急于以武力统一南朝鲜,一再要求斯大林批准,斯大林先是犹豫,后来才同意,但实际上还是以中国参战和苏联不参战为条件。中国的态度则是从一开始就积极支持,后来更直接参战。所以,对朝鲜战争起关键作用的始终是中国。如果毛泽东不支持金日成南下进攻,或者坚持先做解放台湾的准备而不进行积极援朝的部署(如在鸭绿江边派驻大批军队准备进朝参战),也许这个仗就打不起来。但是毛泽东由于坚持仍然处于战争与革命时代这一过时的错误判断,以在亚洲推进革命为己任,决心在朝鲜战场上狠狠打击美国,这就决定了他必然要进行抗美援朝。因此可以说,朝鲜战争是由于毛泽东奉行世界革命外交路线而打起来的。

 

抗美援朝战争也给毛泽东提供了大力整肃国内被他认定的敌对势力和扫清美国等西方国家在中国的政治和思想影响的大好机会。他认为,这是巩固革命政权所不可或缺的。所以,朝鲜战争又成为内政外交相互为用的毛泽东外交指导思想的一次大实践。

 

     二、抗美援朝战争的得失

 

抗美援朝战争的结果是:志愿军虽然蒙受重大损失,最后仍只能推进到三八线附近,南北间的界线还得按停战生效时双方部队的接触线划分。结果,南方(韩国)在东边北进最远达50公里,北方(朝鲜)在西边只南进最多10公里,朝鲜反而丧失近3000平方公里领土。朝鲜也就是大体上保住了1950年底1951年初头两次战役取得的战果,在联合国内则和中国一起,成为专指的被谴责对象。

 

抗美援朝最大的“得”,就是以志愿军的近百万伤亡的代价保留下了北朝鲜的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如果没有抗美援朝,这个国家政权大概只能消失了,与我国隔江相望的近邻则可能是大韩民国。为什么要抗美援朝,过去一直有个“唇亡齿寒”的说法。其实仔细想来,当时(上世纪50年代下半期)与韩国相邻,并不能说我们一定会受到多大的威胁,发生什么“齿寒”的问题。事后中韩关系的发展就证明了这点。

 

(一)毛泽东也认为发动朝鲜战争是错误的

 

朝鲜战争结束三年之后,毛泽东就已一再表示,帮助朝鲜打这场仗是错误的。只是他把这笔账完全算到了金日成和斯大林的头上。1956年9月18日他同前来参加中共八大的朝鲜代表团会谈时就说:“对朝鲜劳动党的做法,过去就有意见,例如朝鲜战争,开始就提醒过金日成不该打,后又警告他敌人可能从后方登陆。”9月23日,他对也是来参加中共八大的米高扬说:“朝鲜战争根本错误,斯大林应该负责。”1957年7月5日米高扬到杭州通报苏共打掉以马林科夫为首的“反党集团”问题时,毛泽东又和他谈到朝鲜战争问题,还抱怨说:“斯大林、金日成对中国刻意隐瞒发动战争的时机及作战计划,最后,中国却被牵连进战争,这是错了,绝对错了。”这说明,毛泽东实际上已经承认抗美援朝不对,斯大林去世后在发泄一下他对斯大林的不满时,朝鲜战争也成为问题之一。但赫鲁晓夫认为,该负责的应是毛泽东。1960年彭真在各国共产党代表参加的布加勒斯特会议上曾就此同赫鲁晓夫吵了起来。赫鲁晓夫说:“如果毛泽东不同意,斯大林就不会那么做。”彭真反驳:这种说法“完全错误……毛泽东是反对打仗的……是斯大林同意的”。

 

事实上,无论是对于打朝鲜战争的积极,还是在和平谈判问题上的消极,同斯大林相比,毛泽东都有过之而无不及。

 

下面先谈朝鲜战争带给中朝方面的伤害和损失,并从中国谈起。

 

中国遭到惨重伤亡。由于我方采取的是被称之为“人海战术”的办法,就使我们在抗美援朝战争中遭到近百万人的伤亡。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卫生部编印的《抗美援朝战争卫生工作经验总结》里面,谈到我们先后出动的志愿军人数达135万,最后健全回国的只有37.2万人,包括冻伤致死致残在内的减员人数达到97.8万。另按丹东市抗美援朝纪念馆的统计数字,志愿军直接战斗牺牲的人数为183108人。再加上负伤的38万多和被俘者,一共减员56.54万人。相比之下,美国的阵亡人数(名字被镌刻在华盛顿一面纪念墙上)为54246人。

 

严重损害我国的经济建设和对外关系。抗美援朝战争把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大阵营原来局限于欧洲地区的冷战,一下子扩大到了亚洲,且激化为相当规模的地区性热战。从这时开始一直到毛泽东离世,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好斗的大国,先后站到了反对世界头号和二号大国的第一线,这就是反对“美帝”和“苏修”,后来还加上反对民族主义国家的所谓“反动派”(以印度尼赫鲁为代表),毛泽东也就担任了全世界反对“帝修反”的革命领袖。但这却使我国丧失了二战后世界经济、政治、科技、文化发展的黄金时期,人民生活更加贫困,同发达国家和不少新兴国家进一步拉大了差距。

 

抗美援朝对于我国对外关系产生的巨大负面作用,主要是由于我们傲慢地拒绝了联合国的停战建议。美国得以煽动并联合大多数国家通过谴责我国为“侵略者”的决议,从此世界上许多国家都以我国为敌。为防止产生所谓“多米诺骨牌效应”,美国在朝鲜战争后同我国周边国家签订了一系列针对我国的军事条约。这些又迫使我国不能不进一步强化对苏联的“一边倒”和对西方国家的闭关锁国政策,使我国被排除在大半个世界(主要是发达国家)之外,没能跟上世界发展步伐。

 

抗美援朝也耽误了台湾问题的解决。连毛泽东也认识到了这一点。他说过,没有抓住最有利的时机攻打台湾是“我党‘七大’后所犯的第一个大的历史错误……这是不能挽回的错误,是百分之百地错了”。他虽然没有说这是抗美援朝带来的一个后果,但人们心里都是明白的,将来的历史书也会讲清楚,决策者的责任是逃不了的。当然,攻打台湾并取得胜利给那里的民众带去的是福还是祸,那就是另一个问题了。

 

抗美援朝只有在军事建设上使我国收获巨大,人民解放军基本改装了。中国有上百个师都是在抗美援朝时期改装的。按彭德怀的说法就是,原来我们是非正规的,现在正规化,变成正规军了。因抗美援朝,苏联在军事工业上对我国的帮助也很大。原来人民解放军用的多是二战结束前后的旧式武器,特别是缴获日本的武器。在抗日战争期间,解放区能够自己制造的武器,最高标准也就是迫击炮。斯大林虽然只秘密派出空军参战,但却拿出大量现代化军事装备廉价(按半价计算)卖给中国。抗美援朝期间,在苏联帮助下,基本上解决了人民解放军的现代化装备问题。我们连个子弹都生产不了,后来全军首次实现了枪械型号的统一,还开始生产坦克、大炮、飞机、导弹了。

 

(二)停战60年朝鲜还没有解决民众的温饱问题

 

谈得失,还应看抗美援朝战争给朝鲜究竟带来了什么。抗美援朝本来为的是解放全朝鲜,让全朝鲜人民都过上光明、进步和富强的好日子。但是,抗美援朝战争后,早已得到解放的北朝鲜基本上一直处于贫穷落后状态;被它始终当作对头的韩国,日子反而越过越好。

 

停战后两个朝鲜的发展大不相同,就和二战后两个德国从底子差不多的水平上开始发展,不久就一个飞速前进一个长期停滞的情形一样。韩国从比朝鲜相差很多的起点上很快就上升为亚洲的“四小龙”之一,现在更进入经济、政治、文化发展比较均衡的发达国家行列。朝鲜则从一度突飞猛进竟然落到大批民众多年来食不果腹的境地。

 

其实,朝鲜在战后也曾经有过一段辉煌时期。上世纪60和70年代,它的工业化水平,可与当时被称为经济发展“奇迹”的日本媲美,把韩国远远甩在了后面。原因主要是得到苏联和中国的大量援助,另一方面也由于金日成在国内执行了着重发展生产搞经济建设的正确政策。停战后头十年,经济年均增长25%,创世界纪录。1984年,朝鲜粮食总产量突破4000万吨,自给有余;工业也得到飞速发展,和中国一起成为苏联东欧经互会的观察员。

 

斯大林死后,因毛泽东和赫鲁晓夫争夺国际共运的领导权而导致中苏矛盾急剧上升,双方都想把朝鲜拉到自己一边,这就使朝鲜占了大便宜。1960年中国由于“大跃进”造成严重经济危机,但还是不惜国内大量饿死人也要继续慷慨援助朝鲜。1959年10月赫鲁晓夫推迟访朝引起金日成不满。金日成1960年5月访华时表示要亲华远苏。过了半个月,赫鲁晓夫邀请金日成秘密访苏,决定取消给朝鲜的全部军事债务,还给他看了毛泽东1956年11月30日和尤金的谈话记录。里面谈到金日成不赞成毛泽东拖延停战谈判的主张和做法,想将朝鲜问题提交联合国处理。但联合国是朝鲜战争的交战一方,所以引起毛泽东的一时反感和怀疑,顺口说道,金可能叛变革命,成为朝鲜的铁托或纳吉。金读后大怒,当即说中国就是想把朝鲜变成自己的殖民地,他再也不相信中国人了,表示将支持苏共一切方针,不再去中国。毛泽东和中共中央赶快弥补,1960年9月拨给朝鲜大量援助。周恩来表示,中国可以对别的国家欠账,但要保证对朝的援助项目。这一年中国正在大量饿死人,仍给朝提供了23万吨粮食。同年10月5日,周恩来接见朝鲜副首相李周渊,同意分四年贷款4.2亿卢布,还说:至于偿还期限,能还就还,否则可以无限延期,等后代再还也行。

 

苏联和中国战后给朝鲜的援助规模巨大。据苏联统计,到1960年4月,苏对朝的无偿援助已达13亿卢布,还有36亿卢布的低息贷款,并帮助建设了大批成套项目。

 

中国自然不甘落后。根据中朝1953年11月的政府间协定,中方把从战争开始到1953年援助的全部物资和费用无偿地赠送给朝方,还在三年内向朝方无偿提供时值近8亿人民币的生产建设物资和生活用品。在战争期间,不仅两国部队并肩战斗,就是在其他一些方面也近乎不分彼此。停战之后援助仍在继续。战争的破坏,不光使许多城乡变成废墟,而且青壮年劳力也极为缺少,几十万志愿军在战后当即转身成为遍布北朝鲜城乡的施工队,直到1958年回国。平壤、元山等70座大中城市,百余个工厂和水利设施,主要靠志愿军的义务劳动。从1958年到1963年,正是中国最困难的时期,仍以无息贷款的方式为朝鲜援建了纺织厂等29个成套项目。那个时期,只要朝鲜提出要求而我们又有,就首先满足他们的要求。例如他们看到北京建地铁,就要求先帮他们在平壤建地铁,因为平壤是反美“前线”,所以工程既紧迫而且还要求修得更深更结实。于是北京地铁缓建,连器材带施工人员移师平壤。又如,一次朝鲜急着要建造两座纺织厂,中国就将自己已建成尚未开工的邯郸两个纺织厂的设备全套拆掉,运往朝鲜。类似例子,不胜枚举。

 

到上世纪90年代,情况急转直下,朝鲜经济已从衰退变得严重恶化。原因是苏联解体后国际援助大为减少,但更重要的还是朝鲜领导层改变了政策,推行所谓“先军政治”和闭关锁国方针,集中力量发展军事工业,特别是搞花钱最多的导弹、核武器,要成为“军事强国”;政治上则不断加强家族统治。为此,搞了不少新花样,如抛弃马克思主义,以“主体思想”统领一切;立新年号,以金日成出生的1912年为主体元年;等等。其结果是,国民经济凋敝,民不聊生;对外一再破坏国际关系准则,如搞核试验核扩散、发射导弹等,遭到全世界的反对和联合国的一再制裁,成为影响东北亚安全和稳定的一个重大危险因素。

 

(三)抗美援朝增加了中朝两国的不和与矛盾

 

就中朝关系而言,抗美援朝也是失败的。

 

在抗美援朝过程中,金日成和中方多次发生矛盾和冲突,有时弄得关系相当紧张,不得不由斯大林出面干预。因为金日成虽然不大看得起中国,但对斯大林和苏联还是百依百顺的。例如,抗美援朝一开始就产生了两国军队的统一指挥问题。虽然朝鲜人民军已基本被打垮,但战争仍在朝鲜境内进行。因此金日成认为,作为朝鲜人民军最高统帅,中国志愿军也应由他统一指挥。对此,中方当然不能同意。因为这时战争的主力已经是志愿军,同意金日成统一指挥,无异于把志愿军的指挥权完全交给他,这当然既不妥当也不现实。在第二和第三次战役结束后,金日成急于求成,屡次同主张进行必要休整后再战的彭德怀意见相左。停战谈判开始后,金日成想早点把战事停下来,好让国土不再遭受破坏、朝鲜人少受点伤亡,毛泽东却坚决主张继续打。还有,在铁路运输中究竟由中方还是朝方负责管理,运送军用和民用物资常因抢车皮闹摩擦,弄得不可开交。最后都是由斯大林裁决,按中方意见办。(参见沈志华:《朝鲜战争中的中朝同盟》,《炎黄春秋》2012年第3期)这些都使金日成十分恼火。

 

金日成政权的保全和战后的巩固自然与中国的战时牺牲和战后援助分不开。但停战后,朝鲜当局在平壤建了个战功博物馆,12个展厅中只有一个是关于中国抗美援朝和志愿军的,还主要供中国人和一些外国人参观。其他11个展厅都是说,仗是朝鲜人民在金日成领导下打的,也因此取得了胜利,一概不提中国的抗美援朝和志愿军参战。

 

对于中国为朝鲜做出的牺牲和提供的援助,朝鲜官方舆论还一直有一种说法,认为是他们为中国做了牺牲,而且牺牲很大,是他们为中国把美帝国主义挡在了中国的家门口外,因此中国帮助朝鲜是理所当然的。其实这也不能全怪朝鲜人,毛泽东和其他某些中央领导人也就是经常这么讲的,特别是对朝鲜客人和其他某些外宾。

 

中朝关系搞不好,还有个历史和民族感情问题。朝鲜历史上是长期向中国进贡的国家。它认为过去一直受到中国的侵略和压迫。所以,在接受中国的援助时态度一直非常谨慎,在国内事务上更是严防中国插手。不到迫不得已,绝对不愿中国军队跨过国境帮他们打仗,怕的是战胜了一个外国敌人,又来了一支新的外国占领军。这种观念根深蒂固。越南的情形也类似。

 

中朝关系搞不好,更有个共产党领导的国家要按世界革命的原则处理国家关系的问题。金日成领导着朝鲜,却并不能完全由自己说了算。朝鲜战争时,他第一得听斯大林,第二得听毛泽东的。斯大林去世后,毛泽东的地位上升,要让金日成完全听他的了。金日成对这种情况很有意见,1955年底提出了“主体思想”,以此取代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上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区分开来。在国内,他在战后特别是1956年大肆清洗党内所谓的“延安派”和“莫斯科派”。为此开了一次劳动党中央全会,把那些被认为属于这两派的中央委员一下子都给开除出中央委员会,有的甚至被开除掉了党籍。这碰巧就发生在中共八大会议期间。金日成这一做法,当即引起毛泽东和赫鲁晓夫的极大不满,尤其是毛泽东。毛泽东和苏共中央商定,派彭德怀和米高扬前往朝鲜,批评金在干部问题上犯了“路线错误”,他们“党内充满恐怖情绪”,要他开中央全会改正,还要登报。金日成当时只能接受批评,一时做了一些改正,如重开中央全会,恢复了此前开除的一批“延安派”和“莫斯科派”的中央委员地位,但不予重用,反而更加给以歧视和挤压。这些人中大多为了防止进一步遭到迫害,不久后就自动逃到了中国或苏联。但金日成对这次中共、苏共干涉他们党内事务一直耿耿于怀,非常不满,在对外关系上提出了反对“事大主义”,矛头直指中国和苏联。不过在实际上,金日成很难有什么大作为,因为朝鲜不但在防卫和外交上还离不开苏、中的维护,而且经济上还依赖苏、中的援助,特别是国内还驻扎着几十万中国人民志愿军。所以1958年2月我随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国政府代表团出访朝鲜时,除看到朝鲜举国上下的热烈欢迎外,也看到金日成和朝鲜其他领导人毕恭毕敬的态度。一次金日成到代表团驻地来看望周恩来,周正在午睡,我说我马上去叫醒,他却坚决不让,硬是一直在客厅里转悠着,等了半个小时。

 

中国并不因金日成和金正日另搞一套而改变对朝态度。我们不但承认朝鲜是社会主义国家,还始终称其为“兄弟国家”,更曾经号召全国向朝鲜(还有古巴)学习。

 

毛泽东也一直以国际主义(按:这一口号在上世纪下半期就已被各国共产党先后放弃)态度处理社会主义国家间的边界问题。他的想法是,一个国家只要由共产党执政,两国之间有争议的边界问题就好解决。他在1967年12月13日会见印度共产党总书记高士和印共左派代表团时说过,一旦印度人民掌握了政权,中国不仅会承认麦克马洪线,而且将把该线以南9万平方公里的藏南地区领土让给印度。这块地方上世纪50年代被印度占去,后来建成了一个“阿鲁纳恰尔邦”,成为几十年来中印边界争端的重点。1962年中印边境冲突时曾被我方收回,但停火后毛泽东即下令撤出,还从全线后退20公里。不同于斯大林,毛泽东似乎还同时继承了中国天朝大国皇帝的传统,在领土问题上仍有点视周边国家为“进贡国家”,对它们的馈赠依然大方。他按这种思路解决中朝边界问题,就使金日成占了大便宜。在划分中朝边界线上满足了朝方的要求,把本来完全在我国境内的长白山白头山峰和天池的一大半划给了朝鲜;中朝间的界河也不按国际惯例根据主航道划线,而是把边界线一直划到我国岸边,鸭绿江里好几十个沙洲、岛屿就连居民带土地都划给了朝鲜。(当时我还在外交部工作,了解这件事是由姬鹏飞奉命具体经办的。)但是朝方不但毫无感谢之意,还认为那些地方本来就是属于它的,迫使当地的原汉族居民离开。他们在历史教科书上说得更远,连东北地区一直到长城这一大片地区在以前也是它的。

 

直到现在,我国的一些主流媒体还在说,不进行抗美援朝不行,否则金日成政权垮了,敌人就开到鸭绿江边了,因此这个仗是非打不可的。这个逻辑一直占据统治地位。其实仔细想来,这恐怕不一定对头。韩国怎么就是敌人?和韩国交界就受到威胁?现在实际上我们和韩国的关系似乎还比和朝鲜好一些,起码是比较好相处一些。韩国经济比我们强,起码不要我们的援助。

 

实际上,在中朝关系上,一直都是我们在背包袱。背了抗美援朝这个大包袱之后,还接着背,直到现在也没有解除。毛泽东在世时,未因战争结束而放下包袱,还为加强在国际共运中的领导地位和赫鲁晓夫争相拉拢金日成。例如,毛泽东曾罕见地在金日成面前认过错。1957年莫斯科会议期间,毛泽东曾向金日成承认1956年犯了偏听偏信和干涉朝鲜内政的错误。后来毛泽东还在金日成面前多次表示,中朝关系中发生的不愉快,都是中国的过错,中国内部有人搞大国主义,并指名彭德怀和历任中国驻朝鲜的大使。

 

金正恩一上台,我国政府就从2012年2月下旬开始对朝鲜提供价值高达6亿人民币的无偿援助。这在中国援朝史上是规模空前的一次单笔援助。

 

(四)抗美援朝阻碍中美早日走上建立正常关系的轨道

 

还在解放战争发生转折时,美国就积极同我们拉关系,并认真准备承认即将诞生的新中国,建立中美间的正常关系,虽然一再碰钉子,但仍未放弃努力。直到抗美援朝,美国才最后放弃幻想,决定与我为敌,进行遏制与包围,开启了中美的全面对抗。鉴于美国在二战后急剧发展的经济、政治、科技、文化国际化进程中的地位和影响,这就使我国在相当程度上被排挤到边缘地位。

 

在整个朝鲜战争过程中,我国对美国的意图有两次误判。支持金日成发动南下进攻,虽然斯大林和金日成做决定时是误以为美国不会干涉,中国即使不完全相信也不能不给予正面回应,但我国也对美国不会干涉心存侥幸。美国军事介入后,我们又过高估计它的战略意图。1950年6月28日和8月26日,周恩来两次表示,朝鲜战争不过是美国对东亚发动更大范围的侵略的借口,美国企图在朝鲜打开一个缺口,准备世界大战的东方基地,美如压服朝鲜,下一步必然对越南及其他原殖民地国家加以压服。毛泽东8月4日也说,“如美帝得胜,就会得意,就会威胁我”,所以必须帮助朝鲜。

 

事实是,美国并不想和中国打仗,更无意打世界大战。美军在第二次战役中失利后,杜鲁门政府1950年年底和1951年年初曾两度考虑过让美军撤出朝鲜,1951年4月又撤了想把战火烧到中国境内的联合国军司令麦克阿瑟的职。1951年5月,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布莱德雷在政策辩论中说:“把战争扩大到共产党中国会把我们卷入一个在错误的地方,错误的时间和错误的敌人进行一个错误的战争。”毛泽东对战争对美国做出误判,主要是没有认识到新旧时代的交替。世界已经进入和平与发展时代,中国领导人还认定仍然处在战争与革命时代,继续按照列宁的《帝国主义论》来认识美国。

 

抗美援朝后,美国开始对我国采取敌对政策。它在我国周边建立了一系列军事条约组织,为的是防范我国继续在这片地区推进红色革命,所以实际上主要还是为了防御。凯南提出并由几届美国政府推行的遏制政策,含义就是以苏联和其他共产党当权的国家为敌国,企图把它们关在国门以内,挡住它们向外扩张,防止出现“多米诺骨牌”效应。冷战一结束,老布什总统就宣布今后要变遏制为“超越遏制”,也就是不再以这些国家为敌人,打交道的办法也一改而为欢迎它们对外开放,走出国门,融入国际共同体。因此,把遏制政策说成是一种进攻性和扩张性的军事侵略政策,并不符合美国原意。但对此至今仍有各种不同的解读,以美国为我国主要敌人的舆论,仍倾向于以往对美国的理解,即它“亡我之心不死”,始终是我国防御和斗争的主要对头。

 

借抗美援朝在国内掀起仇视、蔑视、鄙视美国的浪潮,大有助于我国政府在国内肃清被视为亲美以至整个西方的势力和影响,自封为国际上坚决反美的旗手。所以在苏美拉关系,大肆宣扬“戴维营精神”的时候,毛泽东特别提出“我们要顶住美帝国主义的大肚子”。经过长期的国内群众教育和积极的对外行动,再加上其他措施如炮打金门等,都为我们在对外关系上以美为敌的决策夯实了基础。朝鲜战争停战20年后,我国采取了“一条线”(实为联美反苏)的外交战略,美国也以尼克松访华为标志积极拉拢中国,以改变苏攻美守的态势。直到这时,中美关系才出现松动和取得突破,使中国的外交局面和国际地位起了转折性的变化。中国进入联合国和一些重要国际组织,同世界多数国家建立了正常关系。这才改变了我国长期处于国际大家庭边缘的孤立地位。

 

事实证明,建国后头20多年那种尽量推迟和西方国家建交,尽量拖延参加重要国际组织的政策,是一种继承落后的封建社会闭关锁国的政策。这使国家遭到很大损失和危害。例如,后来为了改变那种吃亏多年还丧失关贸总协定创始会员国资格、长期被置于观察员地位的状态,我国进行了争取参加这一国际组织的谈判。可一谈十多年还是没有争取到创始国的资格。而长期没能加入这个组织,使我们在外贸上遭到巨大损失。

 

三、对抗美援朝战争的反思

 

 

在谈了朝鲜战争和相关情况后,现在根据停战后60年来形势的发展变化和包括我自己在内的一些人的反思,主要可以得出以下三点看法:

 

第一,二战结束后,上世纪50年代实现了新旧时代的交替,即从上半期的战争与革命时代,逐渐转变为下半期以及此后长期的和平与发展时代。在这种时代背景下发动战争,因为违背潮流,所以只能是以失败告终,或是造成局部混乱,而不可能有真正的胜利一方。中国同意并支持金日成发动朝鲜战争之所以根本错误,就正是因为朝鲜战争违背时代潮流。金日成在斯大林、毛泽东支持下发动进攻韩国的战争,除给参战国特别是南、北朝鲜人民带来惨重伤亡和物资的极大损失,以及朝鲜南北方国土的严重破坏外,可以说是一无所得,战争的性质也谈不上有什么正义性。三年多的战争经过互相妥协而停下来后,几乎一切都回到了原状,被分裂的两个朝鲜依然对峙着。因此,不仅金日成的武力统一计划是彻底失败了,就是我国的抗美援朝也不能说取得了胜利,充其量只能说是在战场上和美国打成了个平手。如果用实现毛泽东原先设想的把美帝赶出朝鲜半岛、帮助金日成统一朝鲜的战略目标来衡量,那就不得不承认,结局也只能说是完全失败的。

 

第二,应当承认,杜润生老人把“抗美援朝”批评为“建国以来的最大错误”(超过文革)这一见解是深刻和正确的。他认为,抗美援朝最大的“失”,倒还不是人员伤亡和物资受损,而是影响甚或改变了我国的建国方略。这场战争使我国没能适应人类发展和世界演变的潮流,即走经济市场化和政治民主化的道路;还使我国只能照搬苏联模式,还大搞各种运动,社会、经济、文化出现长期全面倒退。

 

第三,抗美援朝战争造成中朝两国的不正常关系长期延续下来,无论对两国人民还是对国际形势的缓和以及东北亚地区的安全与稳定,都明显地不见得有利。抗美援朝似乎让我们对朝鲜承担下一些义务:对它在国内事务上的错误政策如“先军政治”和搞导弹、核武器等所造成的困难进行补偿,援助粮食和能源;在国际事务上对它进行保护和偏袒。在社会主义阵营早已崩溃的情况下,还要单方面地保留朝鲜为“兄弟国家”(宣传上和实际上)的名义和地位。这不但使我们半似自愿地长期背上这个包袱,而且在国际上还要落一个是不守规矩的朝鲜的黑后台的骂名。因此,我国在外交上的一个当务之急,就是使中朝关系逐步走上正常国际关系的轨道。

 

(作者附记:本文写作中参阅了沈志华先生《毛泽东、斯大林与朝鲜战争》等书,并用了其中不少材料,专此致谢!)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 

           (责任编辑 洪振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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